王道 夏亚峰:“实力与外交”——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 次 更新时间:2020-12-01 22:38:50

进入专题: 迪安·艾奇逊   美国对欧政策  

王道   夏亚峰  

   摘要: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导下,现当代美国以欧洲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确立,大西洋联盟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艾奇逊外交理念以及实践过程的探讨,呈现出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秉持“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核心概念,艾奇逊竭力塑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能够助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获得,艾奇逊及其同侪最终构建起一个反映美国价值观,守护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全球体系。

   关键词:欧洲政策;实力地位;总体外交;大西洋主义;双重遏制

   作者简介:王道,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访问学者;夏亚峰,东北师范大学东师学者讲座教授,美国长岛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冷战史。

   美国政府历次外交思维的变革,都无法同1940年代末至1950代初的转变相提并论,大国合作最终让位于对抗遏制,冷战的爆发意味着美苏对峙时代的到来。秉持“先欧后亚,欧洲优先”这一外交原则,加之国际主义思维在美国政府高层已占据压倒性优势,战后美国对欧政策引领了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作为西方学界一致认可的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对战后美国外交模式的重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对美国外交的重点——欧洲政策影响颇深。自20世纪40年代进入国务院后,他曾先后担任助理国务卿、副国务卿、国务卿,兼任总统顾问、民主党外交委员会主席。他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尤其在塑造战后美欧关系方面的业绩颇为后世称道。他是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重要的幕后推手,他倾力筹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美欧多领域联合”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思维。他也是自威尔逊时代萌发的“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最终成功实践的关键人物,更是战后美国“双重遏制战略”(Dual Containment)的主要策划者。如果要对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构建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艾奇逊外交思想的研究价值可谓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由于美欧关系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对欧政策长期占据美国外交事务的核心议程。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发源地,欧洲列强及其霸权曾长期主导国际体系,美国作为后起之秀,最终成为欧洲霸权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二战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的两极结构取代了以欧洲均势为核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美国为了主宰世界,立即终止对苏合作政策,而苏联亦致力于在巩固东欧原本利益的基础上,将自身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延伸。[1]杜鲁门政府决定实行对苏强硬方针,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全球统治力,一个以遏制苏联为特征的全球战略逐步成熟。作为矢志秉持跨大西洋视野的国务卿,艾奇逊在兼顾美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坚持以美欧联合思维主导美国外交模式,一方面积极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缔造一种新的均势,另一方面借助西欧的力量达成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战后复兴,西欧国家的确有理由最大限度借助美国的力量,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能让欧洲人更好地适应美国人的思维逻辑和宪政体系。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构建,就是要解决这一战略课题。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艾奇逊外交思想以及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2]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对艾奇逊政治阅历的表述,罗列其担任国务卿期间的重大外交举措,以寻求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合理动因。大部分著作缺乏对艾奇逊外交思维的整体梳理,没有认识到其外交理念对于美国外交进程的独特贡献,没有将艾奇逊与欧洲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论析,没能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构建过程中发掘出艾奇逊外交思想的核心,亦没能充分地理解战后美国对欧政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更遮蔽了“杜鲁门——艾奇逊外交政策”对后世历届美国政府相关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在上述研究盲点取得突破。

   笔者借助美国本土档案,从艾奇逊外交思维的基本逻辑——“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概念入手,深入剖析艾奇逊如何使美国凭借自身的综合实力,以及逐渐趋于成熟的外交思路,对西欧国家进行全面扶植,从而使美欧同盟得以迅速建立。[3]一方面,艾奇逊作为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欧洲政策的主导者,他的思想以及所主导的外交模式,有必要结合近年来最新解密的一手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欧洲问题是美国外交的核心议题,本文将对美国国务卿的个人研究置入美国对欧政策构建的大框架中,为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迪安·艾奇逊“欧洲优先”理念及其实践述评

   艾奇逊从求学到步入政坛的30年(1914—1945),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岁月。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国际环境大为改变,二战结束伊始,随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支配地位逐渐瓦解,西方世界呈现权力真空状态。艾奇逊认为,美国应该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以美利坚式的理念重新构建世界秩序。“崇尚自由”是其外交战略的意识形态根基——力图缔造一个让“美国的生活方式”可以无限推广的环境。艾奇逊认为,上述理想得以实现的最重要前提,就是捍卫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文明,并且反对专制,社会制度因而成为问题的关键。依据自由原则建立的经济体制,最终会导向民主社会,而那些企图通过国家计划、铁幕控制来追求既定结果的政权,只能衍生出极权和尚武的国家。因此,艾奇逊断言,无论是共产主义抑或社会主义都无法在美国存活。[4]艾奇逊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就是,除非美国引领战后世界进入一个可控的秩序中——信仰自由、个人权力自由等普世价值得以实现——否则,人类就会在世界大战和全球大萧条所造成的紊乱和绝望中覆灭。

   欧洲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实现其世界领袖夙愿的天然盟友。不论作为英国移民后代,抑或是从小接受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式教育的影响,在艾奇逊的政治生涯中,欧洲始终处于战略核心地位,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与美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地缘实体,艾奇逊无法容忍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割裂。[5]入主国务院后,艾奇逊在构建美国外交政策时奉行的“欧洲优先”(Europe First)理念,对当时乃至今后的世界格局都意义非凡。美国外交在1945年后面临两个困局,即战前国际体系的完全崩溃和苏联战略意图及动机的不确定性。为此,艾奇逊的外交思维涉及两方面内容:利用威慑制服威胁,修复紊乱且低迷的西方国家体系。就艾奇逊而言,国际秩序的构建既关乎经济和战略层面,也关乎心理和政治层面。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相比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艾奇逊更为担心欧洲的沉沦对全球势力均衡所造成的破坏,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回到一战和二战时那种以武力应对威胁的老路。[6]所谓“欧洲优先”外交政策的动机,是为了避免战争和国际秩序再度失衡。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实行了全球战略,即发动针对苏联的冷战,进而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全面遏制,重新确立西方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优势。那么,作为必须要拉拢的盟友,美国的外交天平必然向欧洲倾斜。矢志构建西方联盟的国务卿艾奇逊,不仅寄希望于欧洲这个众多西方盟国和国际组织的聚集地,可以成为对抗苏联的第三种力量而重新崛起;而且坚信美国维持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可以将自身的防御线推移到德国莱茵兰以东,从而使美国民众更加远离战争威胁。艾奇逊认为,“确保一个适宜的免受外来者侵扰的环境,就需要意气相投的国家达成行为共识。”[7]他在1951年支持“北约共同防御援助计划”的演讲中表明,“正是因为我们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国同根同源,这样的渊源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使我们有机会构建一个值得守护且更为乐观的未来;我们为了追求和平而阻止战争,这是应对目前威胁的最佳答案;所以我们倾尽所有、联合一致抵御来自国内及外部的威胁”。[8]他在1961年还曾提到:“美国和西欧的人口和生产力分别是苏联的两倍和三倍,(这些)对于军事防御和经济发展都是充足的。”[9]从以上言论分析,艾奇逊自始至终将西欧看作是美国遏制苏联最为有效的助力,美国只有依赖与西欧国家组成的西方联盟,重新塑造欧洲均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因此,促进与盟国的合作成为艾奇逊外交生涯追求的主要目标。

   引人注目的是,艾奇逊曾与有“遏制之父”之称的凯南(George Kennan)展开论战,再次为其“欧洲优先”理念添加了注脚。凯南于1957—1958学年任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期间,接受BBC(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就国际事务发表演说。凯南声称,除非美国和苏联共同从欧洲撤退,建立一个统一且中立的德国,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免于核毁灭威胁的欧洲。凯南信心十足地估计,西方军事力量在欧洲大陆的过度膨胀会增加战争的风险。[10]凯南的演说虽然没有直接挑战美国当局的权威以及北约组织的合法性,但却会被理解成西欧国家应该警惕成为大国政治的傀儡,欧洲社会民主人士极为认同凯南的言论。针对上述“美国抛弃欧洲”的论调,艾奇逊很快反唇相讥。1958年1月12日,他发表了“回应凯南”的文章,刊登在美国和欧洲的主流媒体上,重申美军之所以驻扎在西欧,源于公认的冷战缘由——遏制苏联入侵欧洲的野心。艾奇逊宣称:“依我的判断,凯南先生从来没有领悟权力关系的现实性,而是对它们采取一种更为神秘主义的态度,因而认为苏联对西欧不存在军事威胁。”当时,众多民主党要人纷纷表态支持艾奇逊的立场,希望美国政府远离凯南的非正统观点。[11]凯南和艾奇逊关于德国问题,以及驻欧美军部署问题的分歧,伴随其极强的政治影射性,在大西洋两岸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应《外交季刊》所邀,艾奇逊发表《分离的幻想》一文,其中指出:“孤立主义者的本性蕴藏在‘美国退出欧洲’这个错误愿望中,试图重回历史窠臼同样是徒劳且致命的,这完全是二战期间不干涉主义的借尸还魂。”[12]

   艾奇逊和凯南就美国外交政策导向问题发生过多次争执,后者无法认同前者对西欧那种似乎过度的“偏爱”。然而,艾奇逊确信冷战中西欧对美国安全的必要性,这种重要性源于建立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认知。他的外交理念核心,就是坚信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地缘安全需要一个与之兼容的国际秩序作为结构支撑。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莱芙勒(Melvyn Leffler)认为:“毫无疑问,相比凯南,艾奇逊的理念更为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遏制政策。凯南主张在德国和日本建立中立政府,令其独立发展,艾奇逊则倡导联合、结盟以及美国的领袖地位;凯南贬低战略地区的重要性,艾奇逊则坚持美国必须掌控世界核心地区,并反对再度兴起的民族主义潮流;凯南谴责美国过分依赖核武器,艾奇逊则认为其会为外交政策的推行提供有力凭借;凯南强调国家实力应该促进大国协商,艾奇逊则坚持现有实力应该促成更强大的实力储备。概言之,艾奇逊认为美国的实力可以构建出全新的地缘政治经济秩序,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13]

艾奇逊的外交思维将欧洲的重要性和苏联的威胁这两个核心议题进行了巧妙组合,配以战后初期欧洲移民后裔主导美国主流社会话语权,以及杜鲁门时期亚洲政策接连受挫的大背景,美国对欧政策在实践环节呈现势如破竹之势可谓顺理成章。已故美利坚大学教授贝斯内尔(Robert Beisner)指出,艾奇逊的外交战略曾有两种选择:“其一,美国的政策导向应该强调本土需求,以此来把握战后世界格局,应该将苏联视为美国的朋友抑或一般的对手;其二,由于苏联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美国应该立即强化自身的海外影响力,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最终,第二条线索成为艾奇逊外交政策的主导观念,其核心目标是维护美国的价值观,进而延续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传统。[14]笔者认为,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核心,正是从经济、军事等方面对西欧的多维度扶植,帮助欧洲大陆国家实现区域联合,将西德同时纳入西方联盟和北约组织。美国的海外影响力因此急剧膨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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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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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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