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刚: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治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5 次 更新时间:2020-11-16 00:45:09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政治战  

王鸿刚  

  

   抑制并削弱其他大国的政治优势,利用竞争对手的困难、“弱点”与“短板”实施“成本强加”和“战略误导”,是大国博弈的常用手段,这种手段通常被称作“政治战”。很多人认为,美国在冷战期间成功运用“政治战”搞垮了苏联。最近几年,美国战略界对“政治战”的讨论突然增多,对比美国当前的对华战略和当年的对苏战略,似乎也有不少相似性。因此人们特别关心中国是否有能力抵御美国政治战攻势、从容应对长期战略博弈。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分析。

  

   一、美国惯用“政治战”打压对手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战”,是既不同于日常的外事交往与经济联络、也不同于全面军事冲突的一种国家间互动形态;是综合运用除了传统军事冲突之外的经济、政治、外交、外交等多种手段,对竞争对手或特定对象实施干扰、打击、削弱、颠覆的一种博弈策略;特别在核武器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政治战是有能力相互摧毁或者深度相互依赖的竞争性国家之间展开战略博弈的主要方式。政治战与学界讨论的“信息战”“舆论战”“意识形态战”等概念学说有相似性,其共性都是指不同于以往兵戎相见和正面对抗的大国博弈新形态。

   大国博弈中的政治战常常有如下四种手段:

   一是“心理攻势”。具体方式是由高度组织化的宣传部门,藉助话语、图像、理念等信息工具,综合运用公共外交、舆论造势、特定心理行动等多种手段,对竞争对手或特定国家的决策者和公众进行心理层面的引导塑造,也就是发动“心理战”,力争使其行为达到符合政治战发动者的特定目的。研究界偶有论及的“战略传播”和“战略欺骗”等手段,也是这种“心理攻势”的延伸和变种。其核心特征是在特定时期释放特定信息,对竞争对手的主观心理和内部政治进程(例如选举)实施干预和引导,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结果,或对其决策过程实施干扰和误导,以增大其决策成本甚至导致决策偏差。在《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苏联的》一书中,作者施魏策尔坦言,美国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有意识地对苏联发动了一场“圆滑而精巧的精神战”,让苏联领导层和广大民众人心惶惶、决策出错。

   二是“经济诱压”。是指利用特定国家的对外经济依赖,通过援助和制裁等方式施加影响,或者对其国内经济结构的薄弱环节进行暗中破坏,延缓其发展速度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冷战初期的“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利用援助来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经典案例,美国藉此成功阻挡了共产主义在西欧的传播,有力地服务了美国对苏遏制总体布局,推动美国更有意识地将经济援助作为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工具,并促成1961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组建。与经济援助形成对照,冷战期间美国对古巴和伊朗等国实施的经济制裁,以及美国联手其他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技术封锁和贸易禁运,则属于经济杠杆的另一种使用方式。此外,美国还通过推动东欧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分化苏联集团的内聚力,努力压低国际能源价格以打击苏联能源出口,甚至向苏联提供有缺陷的设计图纸、机器设备和电脑晶片,蓄意破坏苏联经济安全。

   三是“内部分化”。将目标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与社会矛盾或少数人群的不满情绪视为可加以利用的议题,对目标国家实施“成本强加”、立场分化和形象诋毁。这也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常常使用的手段。例如,支持苏联的“异见人士”,秘密扶持苏联体制内部的亲美势力、“高级代理人”“战略内应”等。

   四是“周边牵制”。主要方式是对竞争对手的国际伙伴体系与全球地缘布局进行渗透、骚扰和分化(例如美国对东欧国家的经营),对竞争对手“地缘支点国家”(例如苏联地缘布局中的古巴)施加强大压力,或者通过制造某种冲突将竞争对手推入进退两难的“地缘陷阱”(例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阿富汗大力支持反苏联的叛乱力量),以此消耗对手的经济和外交资源。

  

   二、中国绝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

   国际舆论最近讨论“新冷战”时偶尔会有一种不经意的对号入座,将中国比作前苏联,似乎隐隐暗示了对中国命运的悲观预期。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种种举措与美国当年对苏政治战的相似性,更加剧了人们的忧虑。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到底会不会重蹈苏联覆辙,经不住美国打压遏制,在战略博弈中败下阵来?

   坦率地讲,这一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因素实在太多,博弈时段也很难界定,甚至对如何定义博弈成败都难有共识。但这一问题事关重大,必须有所思考。本文只能在有限篇幅内,力争对回答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思路进行勾勒。总体讲,对此问题的回答有赖于:(1)对苏联经不住美国政治战攻势的深层原因之探讨;(2)对中国与苏联的本质区别之界定;(3)对美国对华政治战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出力道的前景之预估;(4)对特朗普时代(和“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与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的显着落差之比较;(5)对中国应对方式是否得当之评判。

   首先的问题是,苏联为什么经不住美国的政治战?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战很厉害么?当然不是。根据前文所述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外部原因只能通过内部原因起作用,因此归根结底还是苏联内部先出了问题。苏联之所以落败,是由于它在国家形态和治理方略方面早已大大落后了。

   美苏竞争的本质,是20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在继续向前推进过程中,当西欧这个曾经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塌陷之后,分别位于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这两个相对“边缘地区”的后发大国,对欧洲霸权继承人身份的争夺。而他们竞争的关键,就在于国家形态的优劣。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和俄国也曾经参与到列强的全球殖民竞逐中,但因为晚来一步而失了先机,在全球殖民版图中未能占据有利位置。客观形势迫使他们开发出更新的国家形态和方略。美国进一步完善了“市场资本主义”。由于“市场资本主义”只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不寻求对落后国家的占领或殖民,因而比西欧列强奉行的“殖民资本主义”遭遇更小阻力,得到的国际支持多,美国的战略优势不断累积。俄国则乾脆在国内革命大潮中建立了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美式“市场资本主义”更强调“市场”的力量,“苏联社会主义”更强调“政府”的作用。无论是“美式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都是对现代国家内部如何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要素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性安排,都源于世界现代化发端地区——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思想家的理论探索和各国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对现代国家形态和治理方略的一种优化完善,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发展演进。因此,客观地说,当时两国的国家形态都有先进性,这是美苏两国能在二战结束后各树一帜、拥者甚众、对世界分而治之的基本背景。

   过去好不等于现在好。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建立之初是很先进的国家形态,并在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取得非凡成就,但它毕竟在如何治理好现代国家方面缺乏从善如流的气度和自我革命的自觉。苏联过于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全能型、决定性作用,完全拒斥市场的功能,违背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规律。而且,由于苏联经济过于倚重能源行业,在初步实现工业化后,进一步完善经济结构的动力显着减弱了,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也越来越缺乏发育环境和激励机制。政府权力过大又不可避免地引发腐败、低效和等级化,社会层面的不满难免越来越大。这才是苏联无法抵御美国政治战、最终在战略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深层原因,也是当苏联的最后一面国旗缓缓降下时全国上下竟冷眼以对、无动于衷的原因所在。换言之,苏联在与美国战略竞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做了什么,而在于苏联没做什么,在于它的国家形态和治理方略未能与时俱进而大大落后了。

   由此自然过渡到第二个问题,即中国与前苏联的本质区别。

   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两国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苏联只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力量,是一个完全按指令行事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构建的现代国家形态的显着特征,则是兼顾了政府和市场。在经过新中国建立后30年努力、总体巩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之后,中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大胆拥抱市场经济,逐步探索出既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国家形态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是一种更能适应百年变局、更能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更加先进的现代国家形态。

   这种区别还体现在对军事与民生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为应对冷战需要,苏联奉行的是重军事轻民生的发展战略,重工业很发达,军事力量很先进,国家看起来很强大,可是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政治合法性得不到保证,政权基础自然就不牢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始终将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要位置,以此为牵引推动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政策优化,从而始终保证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衷心拥护。

   改革还是僵化,也是将中国与苏联区分开来的重要方面。面对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国家治理困境,苏联并没有通过改革尽早革除积弊,重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平衡;等到戈尔巴乔夫仓促推进改革之际,国家治理体系的失衡已经积重难返,不合时宜的改革反而加速了苏联解体。中国也曾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遭遇前所未有的治理体系失衡。面对这一局面,中国领导层高瞻远瞩,果断推进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全方位改革,通过几十年持续努力,“改革”已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战略共识;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持续优化现代国家形态,乃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根本精髓。

   将中国与苏联区分开来的还有在“争霸”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为凸显自己高人一等的国际地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时不时地就要表现出来;为与美国争霸,苏联在面对美国发动的军备竞赛时只能咬着牙硬扛。而中国坚定奉行和平发展战略,明确宣称再强大也不称霸,而且表现出越发展越谦逊、越强大越有责任心的行为特征。中国在对外战略领域的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完全是因为国家利益拓展到了那一步,因而并不存在“战略透支”风险。

   与西方世界的融合还是隔绝,更是中国与苏联的根本区别。苏联奉行的是形而上学的国家安全观,片面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泾渭分明的地缘势力边界。这使得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明显区分开来,为美国集中攻击苏联的短板提供了机会。中国则奉行辩证统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兼顾本国与他国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和深度融合的利益纽带,使得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任何损害和对中国对外关系的任何破坏,都成为对包括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在内的各国共同利益的损害和对世界整体和平稳定的破坏。

   基于这种中苏对比,对第三个问题的思考路径也出来了。我们可以说,当美国对中国发动政治战时,它将面对与对苏政治战截然不同的战略环境。左右为难、使不出全力,将是美国对华发动政治战时的突出困境。这种困境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想打打不得”“想脱脱不得”“想统统不得”“想联联不得”。

   特朗普政府用关税手段向中国施压,表面上压缩了中国输美商品的利润空间,实则为这些商品价格上涨买单的却是美国消费者,美国股市的表现也随着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反复无常而颠簸起伏。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十分凶悍,却不得不时常关注美国消费者的脸色,陷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窘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想打打不得”的原因所在。

美国有些人也在谋划着和中国经济“脱钩”,从而能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放手打压中国。可是他们既忍受不了全球产业分工的剧烈震荡,又割舍不下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所以才出现了一边嚷嚷着和中国脱钩、一边在贸易谈判中不断要求中国购买美国商品、扩大中国市场对美开放的奇怪情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政治战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544.html
文章来源:《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