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中国学者出路何在?——我办研究所的经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9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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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  

  

   一、两度易名

   1984年,我们创办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其前身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室,该研究室是在文革结束后,由我牵头,在历史系建立起来的。开始的时候,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只有我、陈辉、孙玉华三个讲师,外加刘望龄,他那时还是助教。后来,工农兵大学生里留了一位李子林,也曾担任助教,但不久就离开了。另外,中南民族学院的朱秀武、彭英明也在这个研究室干过一段时间,小彭特别活跃,文笔不错,参与撰写过《辛亥革命史》的初稿。文革期间中南民院等校与华师合并,文革以后民院又分开独立,他就回民院去了。

   1983年,华师的近代史研究方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此为契机,教育部要求我们成立一个研究所。于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室更名为历史研究所了。虽然更名了,但实际上还是以辛亥革命为主,偏重于中国近代史。不过,有一段时间,历史研究所的人员中,除了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尚有研究印度史的。

   实际上,华师研究印度史的力量是很强的。骨干是涂厚善,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9年考入中原大学,后留校任教,被分在历史组。由于他英语好,于是让他专攻世界史。后来,他又有机会到东北,跟苏联专家学习,长进很快,深受史学大家日知(林志纯)先生好评。陶军也很棒,燕京大学毕业,解放前就在新华广播电台当过英语播音员。另有一位刘继兴,也是科班出身,解放前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在文革后期,中央感到有加强南亚研究的必要,于是由商务印书馆主持翻译有关印度的著作。涂厚善等人参与其中,做了不少很有意义的工作。

   那时的高校里,在南亚领域,真正做历史学研究的,只此一家,很有特色。因此,就连季羡林都很关心我们的南亚史研究。他的一个学生李继晟,还被分到我们这里教印地语。那时能教印地语的机构很少。我也利用出境访学的机会,为我校印度史研究同行牵线搭桥,建立外界联系,并尽量搜集一些资料。美国和日本的印度史研究重镇,我都去访问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都和我们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伯克利图书馆为我们寄来几大箱印度史书籍,芝加哥大学则同意我们每年免费送一名研究生去它那里学习梵文。

   然而,好景不常。还在80年代,学校研究生处的处长就想撤销印度史研究。原因很简单,印度史研究无法“创收”。对此,我是反对的。但在“六四”以后,有一股倒退风,把政治看得很重,把能不能创收也看得很重,于是,印度史研究被当成一个负担,在我出国期间,也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说撤销就撤销了。这是我们自毁长城。

   历史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还不错,在1988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到了90年代,有一股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热潮。凭借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成为第一批“重点研究基地”。以此为契机,“历史研究所”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并沿用至今。虽然更名,但人们还是习惯称我们为“历史研究所”,或者简称为“历史所”。

  

   二、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

   我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始人,第一任所长,年老之后,还曾长期担任名誉所长,风雨阳光,均所亲历。我认为,培育、办好一个研究所,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

   有一个头,意味着有思想,有理念,有战略眼光。脑中要有全局视野,对于从事本专业研究的各个单位,甚至是个人,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够,要有一个把握。在此基础上,对本研究所在这个大棋局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才能准确定位,并进而思考如何做眼,如何借势,以便做大做强。

   要做大做强,须在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两个方面下功夫。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但内容又不完全一样。队伍建设偏重于人才素质的提升和团队精神的培植,学科建设中,布点最为重要。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科,如何建设?对于一个高等院校的研究所而言,不可能全面铺开,只能根据自己的优势,在某些重要问题上重点突破。如此,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找准本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此之谓“布点”。

   大凡成立一个研究所,肯定前期已在某一领域有一定积累。这一领域,乃是研究所的起点,甚至可以说是据点。对于本研究所而言,起点乃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起点很重要。若无起点,就没有特色,就没有起跑线,但不能满足于此。有了一个据点之后,必须考虑开创别的点。有主点,有次点,然后才能形成一个面。形成了面,才会有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国内有一些高校,本来在某些点上有很好的基础,但因长期固守这一点,因此未能做大。本研究所的好处,就是虽然立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但没有满足于此,在辛亥革命史之外,又开创出商会、教会大学、社会史、现代化、文化史等研究点,引领潮流,积极开展研究,故能一路走来,形成今日局面。

   在队伍建设方面,要有一个合理的梯队,并要在人员培养方面下功夫。作为学科带头人,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团队,必须有团队意识。当然,人才的成长,主要是靠自己。历史学人才的成长,资质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勤奋。勤能补拙,在历史学科体现得尤为明显。但这并不是说,学科带头人可以不管人才的成长。因为再勤苦的人,也有一个上路的问题。在年轻人苦苦寻觅,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学科带头人若能稍微点拨一下,指示正路,能使年轻人免去很多彷徨。学术带头人愿意把金针度人,坦诚相待,队伍自然团结奋发,精神振刷。本研究所向来注重人才的梯队建设,并且,学科带头人和老辈学者都愿意为年轻人的成长付出辛劳,因此结构还算合理,内部尤为团结,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

   有一副肩,意味着有担当。一个研究机构,若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些领导潮流的举措,是很难做好的。领导潮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风险。没有一副铁肩,不能勇于担当,害怕冒风险,如何能领导潮流?在学科布点上,只跟着学界的风尚转固然不对,只跟着政府的方针转同样没有出息。跟风能获得生存,但同时会失去自我。保持独立性难免孤独,但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甚至领导潮流。本研究所的学科布点,商会研究、教会大学研究等都不是跟风的结果,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开始的时候难免有些艰难甚至严重挫折,但后来都成为本研究所的特色。

   担当的另一个侧面,是要为研究所的同仁创造一个宽松的、能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见解有高下,学术无禁区。为了鼓励本研究所的年轻学人独立思考,我常常对他们说:“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负责。”当然,宽松的环境,并不意味着对研究所同仁毫无督责。王汎森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于同仁的研究,非常宽松,但他也会时不时提醒一下,问一问研究的进度。问得多了,有的人都害怕了,躲着不愿见他。这种督责,我认为也是学术带头人应该有的一种担当。

   有一双腿,意味着勤于走动。现在的钻营家有一秘诀:“跑步(部)前(钱)进。”他们也有一双腿,他们的腿也很勤。但我心目中的腿要勤快,不是指此。学术带头人的腿,应该走一线,走基层。走一线就是冲锋陷阵,自己带头干。本研究所每布一个点,都会大力进行资料建设。很多资料,都是学术带头人亲自从档案馆爬梳出来的。我一直记得刚接触苏州商会档案时的情形:档案积满灰尘,堆放在苏州市档案馆的地下仓库里。天气颇冷,工作人员唯一的取暖工具是一个打点滴用的玻璃瓶子,里面注满开水,用手捂着,驱除寒意。我连那种瓶子都没有。后来,他们送给我一个玻璃瓶,但我又不能用,因为抱着玻璃瓶就没有办法去看档案,做记录。勤于查阅资料,这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与是不是学术带头人没有关系。但学术带头人更应有一种宽广的胸襟,搜集历史文献,不仅仅是供自己研究,同时要服务于本研究所的学科建设。

   腿勤的另一方面,是要勤于发现人才,求贤若渴。我总记得我和唐文权之间的交往。文权出身苏州唐家,是唐伯虎的后代。他在文革前毕业于苏州师专文史科(两年制),一直在苏州的中学任教。但他有心向学,文革期间在汤志钧先生指点下系统研读章太炎的文献,颇有心得。大概是1975年左右,他开始和我有书信交往,探讨章太炎研究。通过书信往来,我发现他真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假以时日,必能大成。1980年元旦前后,为了研究江浙资产阶级,我到江浙一带查阅文献。其间,特意与文权联系,一则请他导引我去苏州市档案馆,一则见一见这一位已经通信多年的朋友,好好了解了解他。经近距离接触,我更进一步认识了他向学的决心和学养的深厚。

   次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他明确表示愿意从我治学。于是,我立即向学校打报告,发商调函。学校很支持,苏州市教育局也很支持,但华师的顶头上司湖北省教育厅不答应,原因是唐文权只读了两年制的大学,没有正规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我们多次说明唐文权的学术水平完全能够胜任大学教职,而且前程必定看好,但毫无效果。

   幸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我校考察工作,并专门到历史系看望张舜徽先生与我,临别时诚心诚意地问我们有什么难题需要他帮助解决。我就乘机汇报调动唐文权受阻一事,舜徽先生立刻拍案而起,大声说:“我连中学文凭都没有,解放前还能成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呢!”司长颇为感动,安慰我们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调动手续还必须经过湖北省教育厅办理,我这就与他们商量。”

   果然,他在回北京以前与教育厅负责人深谈过一次,教育厅终于正式发出商调函。就这样,1983年,唐文权正式进入本研究所工作。

   当然,作为学科带头人,最为重要的,是自身的学问必须做好。自己学问做不好,就缺乏说服力。而自己学问做好了,它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教育,大家会跟着你学的。

  

   三、危机与出路

   有人问我:“您所创办的这个研究所发展到今天,有没有什么危机?”我认为,今日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当然,这不仅仅是本研究所的危机,也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

   学术是一项追求真理的事业。但在今日,很多研究机构,很多学者,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做什么事情,都是从“项目”入手。有项目就做,没有项目就不做。殊不知,如此这般,做的是项目,不是学问。“项目”的背后是“基金”,跟着项目跑的本质,其实就是围着金钱转。今日很多人所做的学问,追求的是金钱,而不是真理,完全远离学问之道。

   从项目入手未必完全不能做学问,但现今很多高校的评价机制,是只要拿到了项目就好,能否结项不问,结项的成果是否有学术价值不问。在这种评价机制的引导下,项目和学问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但很多人却乐此不疲,我很痛心。

   这种以项目为中心的学术机制,必然从整体上损害学术发展,损害一批学人,损害一些研究机构。但在今日,学者个人也好,研究机构也好,高校也好,都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尤其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如果不去争取项目,就会使本研究所无法生存下去。研究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压力也很大,工资低,考核要求高。我在网上看到题为《青年教师的悲哀》的文章,为之心恸。从根本上说,不是学者和研究机构愿意跟着项目跑,而是有一根“指挥棒”,引导着,甚至是驱迫着大家这么干。因此,从“顶层设计”入手,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学术评价机制,才是解决今日学术危机的最终途径。我常想,如果高校教师的工资能够提高,让大家衣食无忧,活得有尊严,有谁愿意去围着课题转?

   在今日环境下,研究者的出路何在?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2012年在该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说:“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孤立当中来完善自己。”不怕孤独,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不仅对才毕业的研究生,对所有的学者,都是适合的,这正是学问的正途所在。

   有勇气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才能独立思考,不阿世媚俗,寻觅真知。我一直非常欣赏清代大儒戴震的如下名言,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在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

   古今中外都不乏疯狂痴迷之士,就是在举世滔滔围着项目转的今天,也有很多学者对项目不予理会,至少是保持理性的距离,坚持走自己的路。因此,对于本研究所也好,对于整个学术界也好,我虽然感到有危机,但并不悲观。只要有大量纯真的学者,中国的学术就有希望。

  

   章开沅口述自传

   章开沅口述  彭剑整理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5-11

   页数: 417

   定价: 5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历史记忆

   ISBN: 978730319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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