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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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傅斯年偏激地将政治与专制联系起来:“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都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袁玉冰在《新江西》杂志中也同样写道:“我常常听到人们说:‘改革社会要从改革政治入手。有贤良的官吏,修明的政治,天下就太平了。’”但“要知道政治为权力所附,权力为作恶最好的凭藉”。“我们如打算改革社会,便应该从铲除政治入手;万万不可以为社会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都可以以政治为手段来改革他,只要有真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而且可靠的人去掌握政治就是了”。

   未来中国的希望不在政治,而在社会。因而,对社会改造最为重视的傅斯年,提出必须“无中生有的造社会”,造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这一具有“个人间的粘结性”的有组织的社会,在五四之后便是各种从事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小社群。五四时期的小社群在成立之初,普遍是“去政治化”、极端厌恶政治。不过,江西改造社一位社员张石樵在《怎样改造社会》中指出:“要知道无政治不是无组织,只是要用各种自由的组织来代替现在的政治:只是要使人人对于社会公共的事业,公共的利益有平等处理和享受的权力,没有现在政治上特殊权力能压制他人的人就是了。”显然,一个“去政治化”、没有特殊权力、人人自由平等的小乌托邦社会,是充满安那其主义的浪漫色彩的,也与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具有同构性。

   自然,这种过于乌托邦的微型共产主义生活很快就失败了。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溃散,有不少分析和总结,但有亲身经历又为此痛心疾首的施存统,他的醒悟最为深切,直接呼应了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提出的看法,点滴的社会改造不行,需要“根本解决”的方案。施存统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认为:“(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的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与胡适的研究问题方法有相近之处,即从点滴的社会改良做起,无论是实验新人小社群,还是改善劳工生活,皆是如此。但不少知识分子在实践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改造,却沮丧地发现,社会是一个完整的、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各种问题相互关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顾到这里,又顾不到那里”。于是,施存统断然相信:“我们总要寻一个根本原因,从事根本改造。”

   那么,如何从事“根本改造”,实现“整体解决”?到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社团就进入了第二阶段,是否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一个可以为“根本改造”指明方向和途径的信仰?无论在少年中国学会,还是新民学会,会员之间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此之前,学会内部不是没有“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温和到激进,形成了系列的光谱,会员之间,各行其是,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同是新民学会会员的罗章龙信中说:“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能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围绕着学会要不要有共同的“主义”问题,争论更是激烈。1921年7月的南京年会,南方的会员与北方的会员展开激辩。来自北京的邓中夏呼吁:“学会以往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而来自江苏的邰爽秋认为:“会既以学为名,则与只以‘少年中国会’为名的政治团体有别,本无规定一种共同主义的必要”,“强定一种共同主义,必至因大家意见不同,引起分裂,且一种主义总有缺点,我以为但能采取各主义之张,以定位学会共同事业亦便够了”。在这里,南北会员的核心分歧,在于三点:学会究竟是以“学问”为重,还是以“主义”为核心?是继续保持“态度的同一性”、容忍不同的“主义”并存,还是转而认同一个“信仰的主义”?是继续点滴的社会改造,还是转向政治组织,寻求“根本的解决”?显然,这些都涉及对学会性质的自我理解,究竟是一个不同“主义”松散联盟的知识分子社群,还是转型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化主义”的紧密团体?

   显然,已经分歧为不同立场的会员们的意见是不可调和的。以后几年,少年中国学会不仅因为要不要“主义”而争论不休,更要命的,是第二波的分化:那些赞成要有“主义”的会员,围绕是认同马克思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展开了更为严重的冲突。第一波分化所产生的矛盾,还是有限度的,毕竟“态度的同一性”让他们还能在一个团体里面相处。何况各种不同“知识化主义”之间,是可以兼容的,似乎没有非此即彼的冲突,从第一次南京年会的辩论就看得出来,争论的双方还是心平气和,彼此讲理的,如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一样。但第二波分化就不同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国家主义者,都是“信仰化主义”的忠诚信徒,相信自己的“主义”绝对正确,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别的“主义”都是误人子弟,要不得的。因此“主义”与“主义”之间不可通约,甚至互为敌人。果然,到了1925年的南京年会,国家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国家主义派的曾琦、余家菊、左舜生、陈启天等大将悉数到场,借着人多势众,试图将学会宗旨定为国家主义,而共产主义派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等坚决反对,两派围绕着宣言中究竟“以国家为前提”还是“注重民族独立”这两套迥然不同的“主义”话语争论不休。会议结束时,邓中夏对左舜生说:“我们以后在疆场上相见吧!”本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的五四青年,为了各自的“主义”,终于分道扬镳,而且以后还要到另外的战场去彼此厮杀。

  

   三、 从“柔性的主义”到“刚性的主义”

   在五四以后,除了无政府主义之外,另外一个显学就是社会主义。这两个“主义”都是“柔性的主义”,彼此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是反对国家,反对一切权力与压迫,而社会主义的重心在于反资本,反对一切经济的剥削与压迫,它们都共同憧憬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因而这两种主义在五四时期,也会重合在一起,彼此难以分离。少年中国学会早期很多会员信仰无政府主义,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而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星期评论》同仁,主要的兴趣在社会主义,但也对无政府主义颇为关心。比如,五四时期的戴季陶就是一位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于一身的思想人物。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送来了无政府主义,也送来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五四知识分子心目当中社会主义的一种,暂时还没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切割,但有一个共同点,对俄国开始发生了兴趣。

   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乃是从追求“根本改造”开始的。那么,究竟何处是“根本”呢?李大钊在和胡适论战问题与主义的时候,引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相信“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从工读互助团的失败醒悟到需要“根本改造”的施存统,也得出了与李大钊同样的结论,社会的“根本”在于经济:“社会底经济组织一有了变动,其余的一切组织都跟着变动。我们要改变其余的组织,必须先改变经济底组织。”从实现社会改造转而追求“根本改造”,随之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发现解决经济问题是“根本解决”之本,这条思想逻辑让五四一批知识分子转向了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无政府主义虽然理想高远,富有魅力,但社会主义似乎更脚踏实地,能够“根本解决”问题。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团体,主要是三群知识分子:第一是北京的陈独秀、李大钊和留日的李达、李汉俊,拥有重新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中共的创党分子;第二是具有国民党背景的《建设》和《星期评论》的核心成员戴季陶、沈玄庐、朱执信、廖仲恺、邵力子、胡汉民等,第三是研究系知识分子,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主持《学灯》副刊的张东荪,后来又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第一类知识分子从社会主义当中最终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第二和第三类知识分子分别欣赏的是三民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也有部分兴趣,但绝对不认同列宁主义。不过,在五四之后,他们曾经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时期,那就是1920年5月建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前,不能不提到五四运动第二个月就在上海创办的《星期评论》,1930年中共草拟的《中国党史纲要大纲》时,将《星期评论》称为孕育中共的“细胞”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因有二,其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初成员中的大部分人,如戴季陶、沈定一、沈仲九、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杨子华和丁宝林,都是《星期评论》的人马,而且除了李汉俊,也都是浙江同乡,有密切的乡缘关系。其二,《星期评论》是最早系统介绍欧洲社会主义的杂志之一,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当中最有理论分量,因此也颇得《星期评论》的青睐。

   《星期评论》的核心人物,是“三驾马车”: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其中沈玄庐具有领袖气质,是一个行动型人物,而戴季陶和李汉俊,因为在日本留过学,通过日文阅读了大量欧洲的社会主义著作,包括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比如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戴季陶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因此他们两个的理论水准,明显领先于其他的同志。特别是戴季陶,石川祯浩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批判绝非肤浅之物。正因如此,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中,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戴季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初期之所以能够扮演指导角色,就是因为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其他知识分子”。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从日译本转译的,而这个日译本,也是由戴季陶提供给陈望道的,原来准备在《星期评论》发表的,只是后来刊物停刊了,才出版了单行本。

   戴季陶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上高人一头,但这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在“三驾马车”当中,沈玄庐毋宁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戴季陶则是一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李汉俊,才彻底认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和经济决定论,在政治观上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戴季陶感兴趣的并且终身接受的是前者,对后者则不仅有保留,而且后来还以三民主义的立场激烈批评之,因此,戴季陶只是一个半吊子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退出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虽然有孙中山不同意他加入的因素,但从他本人来说,不是没有思想缘由的。

不过,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同样作为 “信仰化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柔性的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具有“刚性的主义”的趋向。“柔性的主义”虽然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作为共同的信仰,其内涵有相当的自由解释空间,可谓是“一种信仰,各自表述”,它与其他“主义”的界限也不那么分明,有一定的开放度和容忍度。而“刚性的主义”就不同了,其与一神教的传统有着某种历史的和思想的联系,坚信自己的信仰就是绝对客观的真理,代表自然与人类演化的必然法则,要求信徒们对“主义”有绝对的信仰,遵从统一的意识形态解释。然而,无论是马克思本人的“元主义”,还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在“柔性”与“刚性”之间,特别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与议会民主制结合,而欧美的社会党人,无论是主义形态还是组织形态,都是半松散的,同样具有充分的“柔性”。具有“刚性”典范特征的,无疑是俄国的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关于这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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