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8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7: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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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这,实在是一种盲目的‘否认狂’。我们生活上、一切烦恼、沉闷、悲哀,痛苦,都是发于这个根源……我们要晓得:一个人底内心没有信仰,就是那个人没有‘人生观’。没有人生观的生活,等于没有甜味的蜜,没有香气的花。”

   不过,要改造社会,除了“信仰的主义”之外,还需要另外一个要素,那就是“组织”。同样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是两个时代的分野,五四之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五四之后,开始进入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

   新文化运动始于个人的觉悟与个性的解放,北大学生康白情在写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信中宣称:“假使将来有新宗教被创造出来,必会是唯我的宗教。这种宗教,要完全建立在自觉上固不待说,而其所信仰底上帝更不可不就是我,就是除开我以外更没有上帝,我自己宰制我自己,同时也为宇宙底中心。”青年毛泽东也在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热烈地写道:“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五四之前,已经有新潮社、国民社、新民学会等各种知识分子的小组织,但这些组织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组织松散,没有共同的“主义”,会员们各自为中心,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乃是对新思潮有共同的兴趣,或者对旧传统在态度上一致。五四前的小组织,无疑是一种“态度的同一性”之结合。

   然而,五四运动的成功改变了这一切。郑超麟在晚年回忆录中说:“一九一九年,当代中国的集体意识,可以说,是在这一年觉醒的。”五四运动本身并无严密的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毋宁说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但五四以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暴露了组织力不足的缺陷,不少知识分子意识到“组织”的重要。与胡适有过辩论的蓝公武在北大的国民社成立周年的演讲中说:“盖先有组织而后始能奋斗,设‘五四’后而无组织的运动,卖国者何能遽去?”在浙江一师学潮中有过重要影响的沈仲九在对一师学生演讲中特别提到:“要有组织,才有纪律,才可做事。”

   之所以在五四之后“组织”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乃是与社会改造有关。与五四前后有一个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变同步,以1919年为界限,思想界也有一个从解放个人到改造社会的变化。从清末民初开始,个人从各种家族、地方和国家的“网罗”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脱序化”的过程,但是五四以后,开始了相反的历程,也就是“再序化”,重新寻找个人在社会之中、特别是“组织”中的位置。这一变化的过程,与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有关,这就是个人的不幸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五四知识分子中的激进者,许多人对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都有负面的记忆,受到过严重的心理创伤。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以写《非孝》一鸣惊人,他乃是受到心爱的母亲病重、父亲见死不救的刺激,遂怀疑“孝道”的价值,发出了惊人之论。北大学生中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少年时代父母与姐姐就先后去世,感觉“永永没有生人乐趣了,这是我后来偏于厌世主义悲观主义的思想根源”。瞿秋白本来出身于常州城的大户人家,但因为家道中落,母亲自杀,令他的童年蒙上了惨痛的阴影。他在上海大学的学生丁玲,也是官宦家庭出生,同样由于父亲早逝,家庭衰落,不得已跟随母亲回到外婆家,寄人篱下,看透了家族的黑暗,丁玲后来说:“正是这两个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

   俞平伯说过一段话:“感受新思潮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懂得新主义、新问题的真意义,第二,要对于现在生活环境觉得有深切痛苦。前者是智的一面,后者是情的一面。”接受新思潮都要有情感上对痛苦的感受,遑论走上激进之路!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左舜生承认:“我感受社会的苦还比较的少,感受家庭的苦实在太多。”不过,他们都将个人在家庭中所经受的苦与社会的黑暗联系起来,家庭的不幸实是社会的问题,是制度的残缺。施存统将父亲的冷酷归咎为旧道德的荒谬,他激愤地说:“‘孝’是一种戕贼人性的奴隶道德;假使没这种道德的束缚,吾父如此不当的行为,我一定要极力反抗”;我鼓吹“非孝”的目的,“不单在一个‘孝’,是要借此问题,煽成大波,把家庭制度根本推翻,然后从而建设一个新社会”。柔石的小说《旧时代之死》描写了一个贫病交加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如何备受生活的煎熬和心灵的创伤,他“憎恨现社会”,“残暴者把持所有,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呀”。“现在我很明白,社会是怎样的一个怪物!它是残暴与专横的辗转,黑暗与堕落的代替”。当他的未婚妻自杀时,他愤怒地控诉:“是制度杀死她的,是社会在杀人呵!”

   当意识到问题不是出在个人,而是社会的时候,改造个人就转变为改造社会的动力。改造个人,可以通过一己之力的研究和修身获得,而改造社会,显然需要结合成“组织”,于是,如何以“信仰的主义”为中心,建立知识分子的团体,在五四之后就浮出了水面。袁玉冰在日记里面说:“我们天天在学校里坐起来高谈社会改造,试问我们个人到社会上去,会不会为社会所同化?”他与方志敏、徐先兆等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学生一起组织了改造社,编辑《新江西》杂志,后来,他们都成为了中共在江西的骨干人员。而当年参与浙江一师学潮的施存统和俞秀松,一个到北京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另一个来到上海,参与编辑《星期评论》,随之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都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组织”。“主义”与“组织”,终于结合在一起了。

  

   二、从“态度的同一性”到“主义”的分裂

   五四之后,各地的知识分子小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爆发性诞生。那么,这些小组织,信奉的是什么“主义”呢?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显学之前,五四前后在知识界作为“信仰化主义”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五四后早期的很多知识分子小组织,比如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改造社等等,都几乎经历了三部曲:第一阶段,在一个抽象的、模糊的理想趋向感召之下,信奉各种“主义”的会员们集聚在一起,具有某种“态度的同一性”;第二阶段:围绕着要不要接受一个共同的“主义”发生分歧,产生了第一波分化;第三阶段,进一步辩论团体究竟要什么样的“主义”,成员之间发生第二波分裂,最终导致小组织解体。

   在五四前后,影响最大的“信仰化主义”当属无政府主义莫属。无政府主义,自清末民初就在中国风靡,到五四前后,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弥散。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就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而最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理解,也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在19世纪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最大的流行思潮是民粹主义,而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显学,却是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知识界未必很多,但作为一种泛化的思潮,几乎影响了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的激进左翼、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无不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洗礼。傅斯年有段名言:“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施复亮鼓吹“非孝”,“没有父母子女的关系,则无论何人都一样亲爱,生死病痛,随时随地有人照料”;五四之后,各地的学潮汹涌澎湃,很多学生要求废除校长制,或者校长民选,实行彻底的学生自治。凡此种种,五四知识分子崇尚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与权力的激进言行,无不洋溢着无政府主义的精神色彩。它与平民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嫁接在一起,主宰了五四的思想界。

   五四时期最大的知识分子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也是一个不打安那其主义旗帜的泛无政府主义组织。由王光祈起草的《少年中国月刊宣言》表示,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的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个宗旨自然是模糊的、混沌的,后来王光祈解释说:少年中国要围绕着打造适应新社会的新人这一核心,建立“创造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和“科学的生活”。当时,学员当中已经有不少相信“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国家主义。但作为学会精神领袖的王光祈,试图模糊“主义”之间的壁垒,形成一种“共同的取向”,这个趋向,无以名之,用他的话说,乃是“先将中国人个个都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讲什么主义”。显然,王光祈的愿望还停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试图以打造“人”为中心,而非建立“组织”为核心,“组织”可以是松散的,“主义”也应该是淡化的,只须像新文化运动那样,有一个“态度的同一性”。的确,作为一个五四时期少有的全国性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虽然在入会的标准上是严苛的,在组织结构上却是松散的。左舜生后来回忆说:学会“好像一开始政治意义便相当浓厚,可是一看它的宗旨和信条却又不尽然”。“约束既是如此疏阔而轻松,因此对于会员的思想和行动,确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束缚,除掉友情的交流,知识的交换,事业的互助以外,在最初几年‘少中’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钩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左舜生说得不错,正是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早年宗旨的模糊性,因而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立场、思潮和“主义”,使得会员们的生活具有了一种难得的理想主义精神。学会做成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便是北京的工读互助团,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理想青年们,在一起食住、学习和劳作,过集体主义的生活,提前实验小团体的理想社会。在杭州呆不下的施存统,加入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以为“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这种被王光祈称为“小菜园”式的团契生活,受到了周作人从日本引进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显然更多染有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事实上,不惟少年中国学会,许多地方的知识分子小团体,都具有这种主义模糊、组织松散的特点,是不打安那其主义旗帜的泛无政府主义。邓颖超在回忆天津觉悟社的时候,说:“‘觉悟社’受的思想影响,与其说是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接近无政府主义。但这不是说,当时天津文化界有谁向我们宣传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比接受马克思主义容易。”恽代英与毛泽东来自两湖,都是少年中国会员,他们青年时期都迷恋过无政府主义。恽代英对王光祈说:“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在新民学会的早期,“我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成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由于无政府主义包容性很强,所以赞成无政府主义的,也会同时对其他主义感兴趣,毛泽东在1920年3月,给周世钊的信中,承认:“现在我于各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他在长沙开办的文化书社,也是什么书都卖,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托尔斯泰传》到《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对各种“主义”可以说是兼容并包,并无特别偏好。在国内是如此,留学法国的中国工读生亦是如此。早早就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唯独蔡和森而已,其他大多数人,包括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萧三等,也都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

   泛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共性,乃是极端排斥各种权力,从政治专制到微观权力,因而拒绝介入肮脏的政治。五四运动的结局让他们看到,这是一场“社会制裁的精神”的胜利,是社会对政治的胜利。傅斯年非常兴奋地欢呼:“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这几个月里黑沉沉的政治之下,却有些活泼的社会运动,全靠这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所以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总算有了‘社会’了。”

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制的失败和北洋时期政治的黑暗,让爱惜羽毛的五四知识分子以政治为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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