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遥: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20-10-04 21: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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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遥  
中国在安全利益上受到美国事同盟体系的排斥,在价值观念上被视为"异类"。一些不认同甚至挑战"自由世界秩序"的国家还被打上"流氓国家"的标签,美国伺机对其进行政权更迭等武力改造。

   (二)垄断资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侵蚀破坏

   强权政治并非战后国际秩序的唯一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后,某种凌驾于主权甚至强权之上的资本力量日益崛起,其无视主权独立与公平正义原则,试图打破一切主权国家的边界和壁垒。在此过程中,垄断资本与美国强权之间从相互依附到相生相克,共同对战后国际秩序进行侵蚀破坏。

   第一,跨国资本嵌入国际机制,控制了一些关键性国际组织。跨国垄断资本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力量,并没有政治实体存在,也没有直接的暴力机器,其警察力量是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军事同盟。跨国垄断资本对国际机制施加影响,最显著的结果便是催生了形形色色充斥于主权国家之间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些由垄断资本控制的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成为国际机制中不可忽视的新角色∶首先,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负责出面协调主权国家的政府决策(当受到新兴市场国家的有力反制后,资本力量即筹划另立新的国际机制);其次,一些国际行业协会、评级和会计机构等,负责监督市场主体的执行效果;最后,一些起宣传和教化作用的社会组织,如传统基金会等智库、芝加哥大学等高校、三边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构成了葛兰西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堡垒,是跨国垄断资本的社会防线。山甚至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管理已名存实亡,错综复杂的非正规经济组织开始填补真空,它们在书本上不见记载,也不受政府控制"。回跨国资本在治理世界时,还不断借助所谓"公民社会"向主权国家施加影响,迫使其通过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法案和政策。

   第二,跨国资本改造国际规范,试图冲破主权国家的保护壁垒。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逐渐取代民族资本,出现了列宁所说的"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与民族资本由内向外地对外扩张不同,跨国资本由外向内地横冲直撞,挑战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传统国际体系。不论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体系,还是美国妄图主导的单边国际体系,都在跨国资本的冲击下面临主权危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规范——主权原则受到根本性威胁。一些跨国公司成为垄断资本的化身,为冲破主权壁垒身先士卒。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揭示,跨国公司通过金融跨国网络从事"无国界经济活动","超越了民族国家能力可及的范围"。"通过生意往来,跨国公司将分隔两地的领土联系起来,突破了各种政治规范与文化习俗的限制,也威胁到了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政策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致使主权国家逐步丧失了对其领土的控制权。5此外,跨国垄断资本还试图操控国际经济组织以冲击主权国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揭示,一些国际组织以贷款为诱饵,实质上通过四个步骤——"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失去了经济主权。

   第三,跨国资本甚至凌驾于传统强权之上,促使国际秩序的变化方向更趋复杂。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某种"管制的资本主义"(即凯恩斯主义),一些政治经济学者将其概括为"镶嵌型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以表明市场进程和企业活动仍处于政治和社会的约束网络之内。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政府的作用仍被着重强调,各国普遍采取"金融抑制"政策,严格限制私营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业务,跨国流动资本受到严格管控。然而,自1973年美国陷入滞胀危机,垄断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值渠道,日益直接凌驾于主权国家甚至强权国家之上,使得资本和强权的地位发生了彻底反转。正如大卫·哈维所言,"金融势力和国家权力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但福特主义一凯恩斯主义的垮台显然意味着民族国家向金融资本交权"。

   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操控权实际上逐渐从美国强权转移至跨国资本之手。"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金融化。"5在跨国资本的嵌入式治理下,强权国家也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政府精英被资本绑架,社会大众被福利绑架,金融危机的爆发风险与日俱增。美国政治机制日益被资本力量操控,并最终因去工业化、金融失控、国力下降、民利受损而陷入了"主权危机",并催生出了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的反弹和反制。知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指出,真正被忽视的问题是——"资本劫持了全球化,也劫持了'自由世界秩序'"。其结果是,所谓"自由世界序","既不自由,也不'世界',更非秩序"。美国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预判∶"美国领导的以自由主义为标签的国际秩序行将结束,且将一去不返。"

   由于70年多年来破坏性因素如影随形,联合国的各项机制不乏力匮之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也并未得到完全彰显,国际关系中种种不公不义的现象时有发生。但不能因此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过时了,问题恰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认真履行;也不能说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只能说跨国垄断资本从少数人立场出发为经济全球化设定的目标和路径是错误的。

  

   三、中国新国际秩序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合理内核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提出∶"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3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近些年,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具备影响和推动现行秩序规则变革的能力,开始关注全球均衡发展等问题,关注国际社会对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合理需求。一些国家因此把中国看作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这完全是对中国意图和实践的误读或恶意抹黑。中国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和建造,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要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并指出"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

   从本原设计看,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迄今仍无法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体系是70多年前先辈们在二战的废墟上搭建起来的,凝聚了各国的共同心血,也汇集了人类的集体智慧。它就像一座精心设计的大厦,最核心的基石是多边主义,最重要的支柱就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众多国际机构。70多年过去了,它出现了一些老化和破损,但是依然在为我们遮风挡雨,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要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或改革现行国际秩序,目标是使《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得到切实贯彻实施。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曾指出∶"时至今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没有过时,仍是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的善策良方;当今世界很多动荡和乱局,其根源都是因为没有落实甚至违背了这些宗旨和原则。"因此,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纠偏,推动完成《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未竟之功。"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修整完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改革创新,使其更加适应形势的发展,更加符合各国的需要,更加跟上时代的步伐。"

   现行国际秩序"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受制于设计者们的局限",因此"国际秩序的再平衡并非一场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国际秩序的再平衡主要是改革其不合理或不适应时代形势发展的成分,而不是抛弃那些反映人类进步诉求、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合理内核。"好的国际秩序应能包容所有成员方的利益,目前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虽然在效率和执行力上都不完美,但已是接近人类公平理想的国际框架。同时,这一国际秩序必须进行自我完善,需要激发其改革的内生动力。中国并不想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搞一套,而是希望看到一个共同的'世界屋顶',这个'世界屋顶'足够宽广,尊重多样性,包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和发展,需要既有沿袭也有创新、既有建构也有解构。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如何使国际秩序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和多数国家利益,实现以联合国为核心、以主权平等和多边主义为基石的重构?中国给出的方案即是"两个构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是"世界秩序重构的中国方案",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新型国际关系与传统国际关系不同,其包含三个关键词,一是相互尊重。强调的是要摈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尊重各国根据各自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国家内政。二是公平正义。强调的是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要尊重彼此关切、照顾彼此利益,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制定平衡反映各方利益和关切的国际规则,确保各国发展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三是合作共赢。强调的是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让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新型国际关系是对过去20年以资本主义强权政治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关系和以意识形态阵营对峙和冷战思维等为重要特征的两极体系国际关系格局的超越,充分体现并发展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合理精神内核,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崭新的国际秩序的期待。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目标和归宿,其核心内涵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政治上,要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经济上,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上述原则不但囊括了战后国际秩序所关切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议题,而且还照顾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生态环境挑战等新问题,为人类社会走向大同世界指明了前进方向。

  

   四、结语

   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强调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这既是对战后国际秩序本原设计的尊重,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本原精神的回归。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大变局,世界期盼因应国际形势发展、回应各国人民呼声的新秩序。中国新国际秩序观顺应时代发展变化以及人类普遍关心的议题,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在推进新国际秩序观进程中,中国一方面要不忘初心,继承和弘扬二战精神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另一方面要反对强权政治和垄断资本,切实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略)

  

   姚遥,外交学院"一流学科建设卓越骨干学者"、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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