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6 次 更新时间:2020-09-30 07:30:36

进入专题: 范文澜   汉民族  

张越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感受到反对教条主义和“不破不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也是他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中挑战苏联专家和权威理论且“处之泰然”的一个原因。

   叶菲莫夫文章发表之前,范文澜已经在其先期撰写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绪论”中全面论证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这可以视为是他自那时起就已经开始致力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举措之一。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的发表以及范文澜针对该文发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导致汉民族形成问题形成争论,有一定的偶然性(设若叶文没有在中国发表,范文澜可能也不会专文发表在《历史研究》,大范围争论或许不会发生);范文澜通过对若干中国历史上具体问题的阐述,以破除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在1949年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则有其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不应仅停留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本身来解读这场争论,还应该认识到在这场争论的背后范文澜力图纠正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建设的深刻用意。对于中国史学而言,不论在何种语境下,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至今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一般与独特:“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

   “汉族”这个共同体的久已存在,是无人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对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定性分析则需要在历史书写的理论层面予以解决,所面对的不仅是“汉族”这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原则上要梳理清楚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民族共同体,从而得出判断的标准,再结合某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加以阐释,这就构成了史实、材料、理论与现实间的矛盾集合体。对包括汉民族形成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的阐释,一直就是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

   至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称谓渐成共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受到学者重视,数部中国民族史专著相继问世,各种中国通史也非常重视对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的阐述。其中,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更集中于讨论“汉族”名称起源(如华族、商族、华夏族等)以及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融合、交往以及矛盾冲突的过程,汉民族形成于何时的问题显得并不十分突出。

   以民国时期三部最知名的中国民族史著述而言,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认为“太古至唐虞三代”是汉族的“胚胎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汉族的“蜕化时代”,秦汉时期是汉族的“休养时代”。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总论”部分介绍“汉族”时认为:“其奄有中国本部,盖定于秦、汉平南越开西南夷之日。自此以后,其盛衰之迹,即普通中国历史,人人知之。”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指出:“因汉代年祚之久兵力之强与他族接触之繁,故汉之朝代名遂兼用为种族名,于是华夏之名遂再变。自此以后汉虽灭亡,然汉族之名称历代不改沿用至今。”尽管论证的依据、方式各有特点,但是将汉民族的形成视为一个漫长发展过程、到秦汉时期基本确定这一认识是大致相同的。在中国通史撰述中,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认为秦汉时期“汉族遂独立于地球之上,而巍然称大国”。张荫麟《中国史纲》讨论的是“周代诸夏与外族”,书中认为汉族是经过夏商周三代“参伍综错的同化作用缚结成一大民族,他们对于异族自觉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并自称为‘华’。‘中华民国’的‘华’字就起源于此”。钱穆《国史大纲》侧重论述华夏文化的发祥和演进,认为自从有了中国历史便有了汉民族,虽秦统一后“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但是其形成时间并不是问题,其形成过程才是需要阐明的。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述及上古三代民族形成与变迁时谓之“夏族之扩张”, 而作者在11年之后出版的《中国通史要略》中已改称“汉族之扩张”,他说:“国史主人,今号中华民族,其构成之分子,最大者世称汉族。”“中国史者,即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也。”“汉族之扩张”自黄帝始。总的来看,从“夏族”到“汉族”的变化,反映的是“汉族”和“中华民族”在称谓上的进一步明确。汉民族在当时被较为普遍地认为形成于上古至周秦之际,到秦汉时期便已基本定型。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民族问题上的阐释另有特点。1929年,中共早期理论家李达撰写的《民族问题》出版,作者表示该书“都是根据一般大实践者的指导原理写下来的,我自己并没有参加什么意见”。书中转述“大实践者”(即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所谓民族,是历史所形成的常住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是因共同的言语,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文化的共同心理而结合的人们共同体。”他并将民族问题置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话语体系中,认为民族的“发生与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及地点一致的”。书中并未论及汉民族或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但是作者强调“虽然只就一般的民族问题立论,而中国民族问题的大体也可说是包括在内了”,其所述民族的形成“是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及地点一致的”,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大体也可说是包括在内”,已隐约显示出与前述流行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撰述中的汉民族形成之见解并不一致。

   与此相近的观点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于1938年在《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引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认为“民族不是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的部落、氏族,也不是封建社会的宗族、种族;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封建主义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各种不同的部落、氏族、种族、宗教等等结成为近代的民族”;“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该文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作出的较早论述,文中所强调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汉族和“汉化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等观点,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对驳斥日本军国主义所谓“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侵略理论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然而,文中依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把“中国人”视为近代民族,把中华民族的“多元”视为“部落、种族”等观点,则反映了其认识的不足。事实上,即使套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共同的定义,杨松在文中也指出“中国人具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这与其“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李达写《民族问题》,目的在于“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杨松写《论民族》,目的在于“建立各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共同去保护中华祖国”。他们主要是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理论和现实政治层面对民族问题进行论述,其重点也不是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到吕振羽撰写出版《中国民族简史》的1948年,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最为突出的两大问题。虽然吕著的撰述同样出于现实目的,但吕振羽是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民族简史》是一部历史著作,这便决定了此书更要从历史层面梳理中华民族及作为其主体的汉族的产生、发展过程。在这本被称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的著作中,吕振羽首先明确的是:“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众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灿烂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贡献。”可以这样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具有四千年的文明历史,汉族自然也具有四千年的历史。作者专章论述汉民族形成的历史:“商族和夏族是后来构成华族(或华夏族)的两大骨干”,“到秦始皇‘统一’时,他们也都成了华族的构成部分”,“华族自前汉朝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作汉族。”这个过程,与其他中国民族史论著对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记述总体上并无太大差别。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吕振羽,在当时论述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忽略斯大林的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的观点和“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这主要表现在他用“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论述近代以来的汉民族特征:“汉族是有固定领土的”,但是抗战以来,“一小半减弱或消灭了封建剥削”,“在大半的领土上,还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汉族的领土还是被分裂为两种形态”;汉族的经济生活,“大后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解放区则是新民主主义初期的形态”;文字语言方面,“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阶级性的现有语言文字的完全统一,还须经历一个革命的过程”;汉族在文化心理状态方面,“是有着共同特征的”,但是存在着新、旧两种形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严格的意义说,汉族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独立民族,还表现为两种社会形态。”可以看出,与李达、杨松等人单向论述民族理论不同的是,吕振羽撰写中国民族史必然要从史实出发阐述汉民族起源于上古、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历史事实,只是在论及近代以后的民族问题时使用了“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并将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视为“现代民族”,以此标准认为汉民族还不是“完全现代化的独立民族”,从而将斯大林的民族形成“是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及地点一致的”观点贯彻于对汉民族的解释中。在今天看来,这种变通并不准确,却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理论、历史和现实诸因素中论述民族问题时的矛盾处境。

   综上,汉民族形成问题很早便已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汉民族自周秦以来经不断发展变化而在秦汉统一之后基本形成,这在近代中国史学中是大致相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对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不一样的解释,是在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吕振羽、杨松等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与中国的传统认知和多数中国史家历史撰述中的观点存在差异,只是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引起过多关注,也没有因此而形成争论局面。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汉民族形成问题顺理成章地得以凸显,破解这个问题亦成当务之急。在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对当时所理解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两个要点(即“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和“四个共同”),前者被否定,后者被接受;因前者得出的结论(即叶菲莫夫的“中国民族”形成于19—20世纪之间)被后者规定的原则所推翻。在当时情况下,范文澜是在一定程度地认同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前提下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形成了文章中用中国古典文献材料肯定“四个共同”原则、用历史事实否定叶菲莫夫观点,并由此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表述方式。

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范文澜用《礼记·中庸》托名孔子所说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记载证明,“今天下”就是秦统一以后,“车同轨”对应于“共同经济生活”,“书同文”对应于“共同语言”,“行同伦”对应于“共同文化”,“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为“共同地域”。“依据上述原理来看中国历史,自秦汉时起,可以说,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以后则是长期的继续发展着。”在这里,范文澜以斯大林“四个共同”民族定义为依据,用“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证实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即符合这一理论,从而进一步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睿智的论证思路,在当时就有人表示赞同:“(斯大林)形成民族的四个要素,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是具备了的,不过因为那是中国特殊的封建社会的产物,就不能以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范文澜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是“运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特征的理论分析来证明汉民族形成于2000多年前秦汉时期的第一人”。然而,即使是看似完美地将“四个共同”理论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结合在一起,斯大林的“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定义对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结论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范文澜   汉民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民族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069.html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