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承颖:清末民初英人波尔登在华植物采集活动考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13: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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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承颖  
继而坐马车抵达西安;稍作停留后即经凤翔和陇县,于4月11日到达秦州。由于对甘南地理位置不甚了解,他们并未向西直达西固,而是穿黑水峡谷南绕至文县。在文县拜谒当地官员后,波尔登与法月等人于5月初再沿白水江向北经嘎河坝和武坪,最后抵达西固36。采集队以此为据点,在附近获取了多种高山植物,尤以报春花、绿绒蒿和罂粟花为主。7月,一行人经岷州向洮河上游的卓尼前行。随着队伍向卓尼靠近,四周黄土逐渐消失,雪山若隐若现。由于在这一地区并未采到较多的植物标本,他们便返回西固,对此前考察地区进行种子收集。期间,由于嘎河坝地区民众对外国人敌意明显,波尔登还乔装为苦力进入周边山地采集。10月底,天气渐寒,他们便离开西固,越过光秃秃的褐色丘陵,北上至兰州(4)。

   在兰州度过冬天后,波尔登与法月于1915年3月28日沿黄河向西出发。十余日后,他们经碾伯抵达西宁,并以此为大本营对周边山地进行植物采集。但由于此时天气仍寒,高山上的植被尚未复苏,前往大通河流域的考察时机还不成熟,采集队只好在西宁暂留一个月。5月伊始,天气转暖,他们则起身前往大通河,并以威远堡为据点。之后,一行人越过大通河抵达天堂寺,继而翻山至却藏寺,获得了种类颇多且珍贵的高山植物。随着夏季来临,他们在大通河流域树木繁茂的峡谷里发现了白色金莲花,在海拔较高的草丛边缘和凉爽的巨石旁找到一种新的报春花———束花粉报春(Primula reginella)38。法月在一处山顶还遇到一株线叶龙胆(Gentiana farreri),他自认为这是其最成功的一次发现39。夏末,他们沿大通河,再从天堂寺经平番(今永登),向东返回兰州。10月初,采集队稍作休整后,经秦安前往川陕边境的徽县与略阳,后抵达嘉陵江边的保宁。他们在此租了一艘船,顺流而下至重庆,再沿长江过宜昌到汉口,最后北上至京,结束了为期两年的植物探险38。波尔登与法月在甘青藏区的采集弥补了波尔登此前未能考察大通河流域的遗憾。在此次探险中,他们收集到多种高山植物,包括首次发现的野香荚蒾(Viburnum fragrans),并将小叶丁香(Syringa microphylla)、甘青铁线莲(C.Tangutica var.Obtusiuscula)等具有园艺价值的植物引入英国栽培。不过,采集队也遭遇不少危险。他们在途中一直受白朗起义军的威胁,在西固期间还参与了当地民众的防御行动40。

   当波尔登与法月进入大通河流域时,《北华捷报》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报道。该报称赞这是一次既危险又光荣的科学探险,肯定他们将生长在高山峡谷的中国植物移至西方花园以作观赏物与装饰品的努力41。结束考察回到英国后,法月先后在皇家地理学会进行了两场与之相关的报告39。在演讲及后来出版的著作中,他亦将在华探险描述为征服座座雪山,克服社会动荡,终而寻找到隐匿于东方高山寒气中光彩夺目的花卉的历险记。可见,这两位植物猎人穿行于中国西北崇山峻岭之间的经历被自己和在华西方人视为具有崇高价值的科学实践。同时,他们在华的身体感知与文化体验所带来的域外想象相互交织,展现在属于他们的东方冒险故事之中。

  

   二人际交往:植物信息网络的生成

  

   对近代来华的植物猎人而言,有关植物及其地理位置的信息是规划路线的依据,亦是寻找特殊植物的指南。受空间限制,波尔登所获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探险途中的人际交往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波尔登在华的人脉关系逐渐建立,并以此形成了其搜寻中国植物的信息网络。

   1.通过在华外国人获取信息

   从前文可知,波尔登最初获取有关中国北方植物种类及分布的信息主要来于萨金特。萨金特在向波尔登介绍探险计划的信中,提到先后有人在中国北方从事采集活动,包括法国传教士汤执中(Pierre N.D’Incarville,1706—1757)、谭卫道(Armand David,1826—1900),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和波塔宁。他谈及牡丹在中国的分布情况时,备注道:“贝勒的笔记,第426页”(Bretschneider’s note on page 426)42。经查,此处“贝勒的笔记”正是俄籍汉学家贝勒(EmileⅤ.Bretschneider,1833—1901)撰写的《欧人在华植物发现史》一书,书中第426页内容亦与萨金特信中的记述吻合43。该书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将20世纪以前欧洲人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按阶段划分,对相关采集者的经历及成果进行了详细考述,其中就包括萨金特提到的采集者。显然,萨金特关于中国植物的信息大部分是通过阅读前人撰写的相关著作所得。不仅如此,他还在信中写道,1908年植物猎人弗兰克·迈耶(Frank

   N.Meyer,1875—1918)在五台山采集过植物,得知这一地区大部分山林已被砍伐殆尽,但还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物种。迈耶是由美国农业部派至中国以寻找经济作物为核心的职业采集者,于1905年9月来华,先后进行了四次主要的采集活动44。事实上,迈耶还受阿诺德树木园的资助,在华期间也一直与萨金特保持书信往来,故萨金特能直接从他那里得到有关中国植物现状的信息45。随着探险之旅的开启,波尔登便不断从与在华外国人的交往中获取新的信息,进而修正原有的行走路线及采集范围。1909年3月底,波尔登抵达上海,随即约见了亦在此地的威尔逊。此时,威尔逊在阿诺德树木园派遣下已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了两年的植物考察。两人汇合后商量了波尔登接下来的行程,威尔逊更是资助了他两百美金作为旅费,以供其在北京购买探险及植物采集所需的装备46。4月初,波尔登到达北京后便前往美国驻华使馆和英国驻华使馆,凭萨金特的介绍信分别拜谒了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1854—1914)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Jordan,1852—1925)。其中,柔克义曾先后两次考察西藏,对波尔登的探险计划颇为关注,表示会帮助其解决所有问题47。此外,波尔登还与英国领事馆护卫安德森(Colonel Anderson)结下友谊,在其陪伴下考察了北京及张家口的植物生长情况48。安德森还将柔克义的著作《喇嘛之地》49专门赠送给波尔登。该书后来成为波尔登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考察的重要参考资料50。

   1910年1月,波尔登造访了在北京的《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George E.Morrison,1862—1920),寻求去山西、陕西及甘肃的建议。莫理循在华颇为活跃,游历过中国南方及东三省地区,此时刚从河南和山西返京不久。他给波尔登提供了许多有关北方的信息,并建议其改变原定前往西安的路线,认为新制定的路线对植物采集更有意义26。波尔登正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才发现了欧洲人尚未见过的野生牡丹。6月,波尔登在穿越陕北抵达西安后,还偶遇英国领事谢立山(Alexander Hosie,1853—1925)51。受英国外交部派遣,谢立山此时正在对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进行调查,并计划对山西、陕西及甘肃等6省进行实地考察52。在与谢立山交谈中,波尔登极可能获得了有关中国自然资源及植物分布的最新资讯。

   在第二次来华考察期间,波尔登接触到在华传教士克省悟(William M.Christie)53。1914年,他与法月抵达拉卜楞后立即拜访了在此居住数年的克省悟。波尔登与法月不仅通过他了解到藏传佛教的情况及当地的宗教活动,在其推荐下还成功进入拉卜楞,并谒见了当地土司及喇嘛54。对波尔登与法月而言,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景观,卓尼藏区比此前游历的地区差异都很大。若没有深入该地且熟悉当地情况的外国传教士的介绍与引领,波尔登等人很难在此顺利进行植物采集55。

   波尔登与法月在西固地区活动时,迈耶亦抵达此地寻找作物,三人会面后还一同前往岷州进行考察。起初,法月得知另有外国人来此采集植物,颇感紧张,担心对方也是以采集高山植物为目的,与之重复54。由此可见,同时期在华进行植物采集的外国人虽然相互扶持,但亦存在竞争关系,力图在植物采集的种类及数量上胜过其他同行。

   2.依靠中国人协助采集

   波尔登并非孤身前往这些几近荒野的山地,与其他在华考察和游历的外国人一样,他亦组建有自己的团队。根据波尔登第一次考察的支出明细可以看出,他雇有一名长期的贴身男仆(Boy),若干名临时苦力,前往甘肃途中还雇了一名厨师与一名挑工56。第二次来华探险时,波尔登又找到了此前的仆人(法月称其为Mafu,马夫)专门负责探路,让他的哥哥(法月称其为Go-go)管理日常事务57,另雇有六名骡夫照料驮有行李、探险器材及采集工具的十头骡子,从而组成了由两位外国人带领、八位中国人随行的采集队。与其他在华探险者相似,波尔登的贴身仆人“马夫”是其最得力的助手。马夫来自山西农村,略懂英文,对西方世界稍知一二。在法月看来,此人既有吃苦耐劳的品行,又有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好奇心58。考察途中,马夫会先行探路,确定好路线、打点休息地后再返回带领队伍前行。他不仅是采集队的引路人,有时还担任翻译,为波尔登和法月解释各种见闻与习俗。更为重要的是,马夫虽为贫民出身,未受过教育,但他了解官衙相关礼节,懂得如何与地方官打交道,这一点对波尔登等外国人颇为重要。可以说,正是有马夫这类在历史记述中的无名者的协助,这些外国人的在华探险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

   每到一处,马夫会先行至地方衙门,递交英国和美国驻华领事馆的介绍信,然后波尔登等人再登门拜访当地官员。由于有领事馆和中国政府颁发的游历护照,他们所到之处,地方官均以礼相待,并会派一两名士兵护送其在所属区域进行考察,以免发生不测。在波尔登的两次探险过程中,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地方官员迫于不平等条约,皆予以周到而严密的保护。

   波尔登的植物采集工作亦离不开当地人的协助。他每抵达一采集区,不仅会找当地向导引路,还时常召集并雇用劳工为其专门采集植物59。一般情况下,雇用的采集工均以季度为单位,主要负责收集秋季的植物种子。如果当地采集工采集的植物较为完整且成果颇丰,波尔登会在次年或第二次采集时继续雇用,并与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依靠当地向导和植物采集工的经验和帮助,波尔登基本上能对所在区域的植物进行一年四季完整的采集。

   总之,波尔登通过与在华外国人的接触,获取了有关采集中国植物的最新资讯,尤其是前往内地探险的相关信息,与之前通过文本获取的知识不同,此类信息更具参考价值。而波尔登雇用中国人组建采集团队,并与当地一些民众建立合作关系,有效地了解了植物的分布状况和生长习性等信息,这些信息多具地方性和经验性。在近五年的探险活动中,波尔登的人际交往推动了有关中国植物信息的流动。

  

   三在华的科学实践与观念碰撞

  

   通过对波尔登考察路线的梳理,植物采集活动的特殊性亦得以彰显。第一,波尔登在考察过程中的空间位移并非直线前行,而是随季节变化往复其间。季节循环限制了植物采集的时间、地点与采集对象。第二,采集的周期性要求采集者必须以据点为中心,以便掌握植物群的分布状况。更为特殊的是,这一活动要求波尔登需按植物学考察标准对所采集的植物进行整理与寄送,以满足西方的科学研究。不过,波尔登的采集活动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多次与当地人产生摩擦,究其缘由,多是与所到之处民众自然观念的差异所致。

   1.现代植物学知识体系下的域外采集

波尔登的植物探险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以植物分类及系统研究为核心的知识框架下进行的。前文言及,波尔登首次来华是为完成阿诺德树木园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察,从而对中国植物区系有较为完整的探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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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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