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民法典(人格权编)》一般规定的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08: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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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  
故采“二元论”模式保护死者人格上财产利益[27](P111-112)。据《民法典》第994条,死者近亲属之所以有权主张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之民事责任,盖因其在此继承的是无形财产权而非纯粹的利益,否则将难以理解缘何继承人只享受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的收益却能够禁止他人使用的问题。

   人格权兼具有自然权利与法定权利之属性,但现代民法将人格权法定方能更好地保护人格权。法律是对现实生活的转译,相应的强制性规范对前述现象应有所回应。“没有法律的确认,这些人格权无从获得承认与保护”——《民法典》第989条开宗明义,强调本编调整人格权的“享有”与“保护”所生的民事关系,体现人格权享有的自然性与因法定化而得之保护。“民事关系”不仅是侵权关系[28](P107),还包括因许可使用产生的合同关系。本条在调整范围上包含人格权的积极权能,既是对社会实践中对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使用的回应,也是对人格权权能的完整理解的表现。人格权受保护权能自不待言,此为一切权利应有之义,《民法典》第991条对此确认。《民法典》第993条明确常见的标表型人格权积极权能,在立法上肯定了人格权的积极权能。同时以“等”字保持开放性,为未来实践中发展出的新式人格利益积极利用方式保留空间。

   (二)许可使用作为人格权积极权能的主要表现

   《民法典》颁行之前,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100条和第12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第151条,从行为禁止与民事责任的角度保护人格权。或许从中可解读出立法对于人格权上财产价值的认可,但对人格权积极权能的直接确认还是由《民法典》第993条完成的。我国并未采取美国“公开权”制度对人格权之财产利益加以保护,而是采取“人格权一元保护”模式,这符合我国的法制情况。人格权上财产利益是权利主体基于自身自由意志的实践活动形成的价值,通过许可使用得以体现。对人格权上财产价值的保护就是对人格自主价值的保护,对人格标识的利用本质上是人格塑造与个人形象展现的决定,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属性与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民法典》第993条这一规定不但是世界人格权立法中对其积极权能的首次明确确认,更是对人之自主价值的深层体会与尊重。

   《民法典》第993条规定的是人格权上财产价值的许可使用,原草案在本条之前规定“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继承,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自二审稿之后将后半句删除。人格权具有“一身专属性”,应区分其与因人格权受侵害而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格权与生俱来,没有放弃的可能,故“人格权不得放弃”。权利人授权他人对自己的姓名、肖像进行商业上使用,实现人格权上财产利益,但此财产利益并非财产权通过物权式转让实现,而是受到专属性限制,权利主体无法变更,否则危及人格尊严。财产权转让意味着权利相对灭失,原权利人对此永久性失去联系,但人格权人与人格尊严却无法切断。若承认人格权物权式转让,则原权利人对自己的人格利益不能进行任何支配、控制,直接与《宪法》对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的保护相悖。

   如前所述,人格权上财产利益许可使用是自身人格利益的自治,当人格权人授权他人对其人格利益商业化利用时,法律应允许权利人自由处置。这种处置并非以转让某种权利来进行,而是授权他人利用开展的。被授权人不是人格权经济利益的真正拥有者,而仅仅是获得了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对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利用的权利。著作权与人格权在利益结构上相近,都含有精神利益(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许可他人使用是行使著作权的主要方式,权利人通过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实现财产利益,并不会导致精神利益的变更或丧失。著作权具有鲜明的公益性,依托既有的文化基础加以创造,再反哺促进其发展,实现良性循环。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没有著作权的社会功能,但形象代言兴起对促进商业发展、推动经济进步亦有实益。他人经许可使用著作权上财产权能,得使作品作特定用途,若为独占性许可则具权利外观。作品是人格之外化,署名、修改、保持作品完整等与作者切身利益密切之事由作者享有。著作权上财产利益的可让与性与精神利益的专属性并不矛盾,可为人格权上财产利益许可使用的理论基础,规则层面亦可类推适用。人格权上财产利益许可使用不发生物权性质的转让,而只产生债之关系。与著作权一样,人格权人可进行排他性许可授权或独占性许可授权。若为后者,被授权人所取得的使用权便具有准物权的效力,外观看似人格权转让至此。有所不同者,人格权上财产利益许可使用仍然是以保护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中心的人格权为基础。即使双方在许可使用合同中明确约定独占性许可,人格权人仍能进行非商业性使用其人格标识。只要人格权人认为约定内容有损人格尊严,伤害人格权上精神利益,其仍能限制或干涉被授权人的经济利用。如《民法典》第1021条与第1022条对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释、解除作出了特别规定,允许肖像权人在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以正当理由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29](P66)。通过《民法典》第1023条第1款的规定,姓名等许可使用合同能够参照适用。

   人格权上财产利益许可使用常以合同的形式约定,但相关规范并不置于《民法典》合同编。首先,并非有关合同的规范都放置于合同编,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互换是以合同的形式完成的,但其并未见诸《合同法》或现在的合同编。其次,人格利益许可使用合同涉及人格要素的使用,与人格利益紧密相关,故而不同于一般的交易合同,有侧重保护人格尊严的价值取向,需设置较多特殊规则[30](P14-15)。如前述《民法典》第1021条与第1022条之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释、解除的特别规定。最后,许可使用是人格权积极权能的典型体现。在《民法典》设置独立的人格权编以规范人格权的保护与积极利用的背景下,人格利益许可使用自然应由该编加以规范。

   (三)许可使用的对象与限制

   《民法典》第993条明确列举的是姓名、名称和肖像的许可使用。本条不但有“等”的开放表述,还有“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外”的字眼。如何判断本条列举外的许可使用,不但牵涉对人之自主的尊重与社会一般道德观念的平衡,还直接影响未来司法实践对新型人格利益许可使用的处置。考虑到人格尊严价值的根本地位所在,应先判断哪些人格利益的经济利用将会有损人格尊严,贬损人的主体地位,进而将其排除在许可使用的范围之外。其余的人格利益,只要客观上有经济利用的价值即应允许。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许可他人使用”的对象是人格标识本身,还是人格权中的经济利用权能,或曰经济利益。综据上文,人格权蕴含财产价值,许可他人使用姓名、肖像等实际上是从人格权中分离出一部分权能授予他人,他人取得授权后在商业活动中使用权利人的人格标识。以张三授权他人使用其姓名、肖像进行商业宣传为例。商业宣传的行为直接指向的是“张三”这一姓名,使用的是张三的肖像。他人所取得的是对张三之姓名、肖像进行特定利用的授权,否则该张三将“张三”这一姓名许可他人使用,将其他同名者置于何处?就此而言,虽存在合法的、经权利人“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身体组成部分的器官捐献、人体试验等行为,但这并非《民法典》第993条规定的“许可使用”。一方面,《民法典》第993条之“许可使用”非指具体使用行为;另一方面,“许可使用”所指是人格利益的经济利用。为防止人格利益过度商业化侵蚀人格尊严及人之主体地位,物质性人格利益不得成为人格利益经济利用的对象。比较法上,《法国民法典》第16-5条明确规定,任何赋予人体、人体之各部分以及人体所生之物以财产价值的协议均无效[31](P4)。《民法典》第1007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组成部分及遗体,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因此,《民法典》第993条的范围排除物质性人格利益,仅包括精神性人格利益。

   根据《民法典》第993条规定,除姓名、名称和肖像之外的其他人格要素只要在性质上能够许可他人使用,且法律对此不予反对。商品经济社会中,人格符号反映在商品宣传、销售等环节上,通过将该自然人特有的人格价值影响施加于市场,既增强了产品在市场上的号召力与可识别度,同时给该自然人带来了经济利益。对姓名、名称和肖像使用的市场化运作,无疑使权利人享受到了人格标识通过市场价值交换而产生的独有利益。对名誉和荣誉而言,二者指的是某种社会评价,存在着享有良好声誉的民事主体许可他人借此宣传的可能。隐私利益和个人信息可商业化利用,如权利人将包括私密经历的过往告知他人,允许其以此为基础写作传记或其他文学作品。隐私本身就是自然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密事务,既然权利人愿意告知他人,法律并无理由禁止这种行为[32](P8)。若隐私涉及国家机密等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或是共有隐私,如两人之间的聊天记录等,权利人的自由处分意志将受限。在大数据时代具有丰富财产利益的个人信息亦然。声音也有广泛的经济利用空间,配音行业的兴起即是明证。除此之外,其他精神性人格利益均可成为许可使用的对象。

  

   五、侵害人格权之损害赔偿

   对人格权的保护仍需依靠侵权责任,但人格权侵权责任的认定应当秉持区分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的思路。同时,人格权与其他权利,特别是与作为基本权利的言论自由的冲突需运用民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加以调和。违约行为侵害人格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民法典》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可于违约责任中实现,是对人格权更为周全的保护。

   (一)侵害人格权的认定

   《民法典》第998条规定: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本条隐含区分不同人格权的保护思路,直接规定的是精神性人格权侵权责任的认定。认定物质性人格权的侵权责任,不因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身份不同有所差异,二者的职业、影响范围与生命、身体、健康的保护无关。现代社会人人平等,不可说从事报酬更丰厚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就能够获得更高程度的保护。

   对于精神性人格权,本条所列举的考虑因素既关乎责任的承担与否,也牵涉责任的承担范围。“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涉及公众人物问题。公众人物非法律概念,但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已有所应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2]静民一(民)初字第1776号民事判决书),可将公众人物理解为与公共利益关系密切的自然人。“关系密切”有多种体现,如该自然人担任社会公职,或其行为为公众所关注。正因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关系密切,很有必要对前者人格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且程度应有别于一般的民事主体。就物质性人格权而言,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应被限制,公众人物的人格权限制仅于精神性人格权。公众人物的人格标识为他人使用的可能性较之于普通人而言更大,频率更为频繁。他人使用公众人物的姓名、肖像、个人信息,除个人学习、艺术欣赏、公务需要等一般性合理使用事由外,还可能基于舆论监督、满足公众兴趣等。此外,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商业利用价值高低与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有关。一般而言,明星人格标识的商业利用价值高于普通人,在判断侵害人格利益经济利用的民事责任大小时,应当考虑职业和影响范围。

   “过错程度”与“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影响责任承担的范围。人格权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作为绝对权,过错存在与否不影响认定人格权的侵害。人格权请求权的效力方式不受过错与否的影响。行为具体情节更多是责任承担时的综合考量因素,且不影响物质损害后果的责任承担,而仅影响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二)人格权的限制:合理使用

人格权法定主义意味着人格权的限制也应法定。人格权是基本民事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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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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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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