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民法典(人格权编)》一般规定的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08: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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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  
表明如上已为立法者所关注,是社会利益诉求多发的种类,也是审判实践经常面临的诉求。除此之外,具体人格权的外延亦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本身的涵摄范围趋之扩张。如《民法典》第1018条第2款首次在规范层面明确肖像的定义,由传统的以“面部”为中心认定标准,改采“可识别性”为中心,将自然人面部以外具有可识别性的外部形象纳入肖像权保护,扩张了保护范围。《民法典》第1032条第2款的隐私定义将“私人生活安宁”纳入保护,显示了概念的开放性、“私享”范围的增大。

   每个人都有不尽相同的精神性存在,由于所处的环境和所接受文化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内在观念,从而形成不同的人之特征和个性。当法官在面对上述具体人格权益之外的人格利益诉求时,应依据《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一般人格权进行判断。因此,《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所列的具体人格权,以及声音、信用等利益就像是人格权纠纷的快速识别手册,定型化的人格权益可以直接对应并开始适用规范。若不属于“手册”中的人格利益,则需适用《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展开论证,判断是否予以保护。利益的生成性路径增强了体系的可预期性[13](P94-98),结合以往司法经验,以《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之名类型化新型人格利益进行保护,参照上文的筛选标准,以下几种人格利益可归于一般人格权保护。

   第一,祭奠利益。此利益为中华民族广泛认同,经千年积淀已成普遍的利益诉求。祭奠活动抒发哀思,表征身份认同,道德上具有积极评价,与人格利益紧密相关,且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一定规模案例群。故有法律保护之必要[14](P81-83)。

   第二,生活安宁利益。虽《民法典》第1032条第2款之隐私包含“私人生活安宁”,但其射程有限,余下部分仍需一般人格权保护。首先,生活安宁利益契合“静以修身”的追求,具有保护的价值正当性;其次,科技迅猛进步使得侵权方式愈发多元、侵权行为成本下降,城市化进程增加人口居住密度,侵犯生活安宁行为频发;最后,此类诉求并不鲜见于法院,并表现为“相邻关系侵权”“滥用个人信息”“错误告知”与“不正当维权”四种类型,隐私权显然难以全盘照收[15](P39-46)。

   第三,性自主利益。虽然《民法典》第1010条规制性骚扰,但相比性自主利益而言范围过窄。侵害性自主利益主要有轻微侵害性自主利益行为与刑事犯罪受害人之性自主利益侵害,前者除性骚扰外,还有欺诈、诱惑型性侵害与婚内性侵害等。性自主利益无疑与人格尊严有关,古代中国之贞操观念对现今尚有影响,且性自主利益直接体现人身自由,与身体健康亦紧密相连[16](P144)。

   第四,欺诈性抚养侵害之亲子利益。欺诈性抚养中,受侵害的最主要是父(母)亲与子女的情感纽带和作为父(母)亲的情感所体现的利益。父母子女情感纽带一旦形成,就超越了两性婚姻的范畴,而成为个人的人格利益,既是人格尊严之体现,又是人格发展之展现。此类情形,亦不乏见诸新闻报道[17](P82-88)。

  

   三、全面的人格权请求权体系

   不同于财产权,人格权的损害后果难以恢复原状,人格权保护应当将重心置于事前预防方面。人格权请求权在功能上与人格权保护需求相契合,同时也是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重要基础,因而人格权请求权制度是人格权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人格权请求权之基础理论

   无论以何种标准对权利加以划分,保护某种利益的维持与实现总是权利的目的。德国法学家温德沙伊德提出了对应程序法上诉权的请求权概念,即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是民事权利体系的枢纽[18](P101-102)。请求权之所以在今日为民法理论界所熟知,盖因其对于实体法上利益的保护有着突出的作用与贡献。在权利体系中,依照权利是原生或派生而来可分为原权与救济权。前者如物权、人格权,后者如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某些权利自身即具有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的效力,如基于合同所产生的履行合同请求权,被称为原权请求权。救济权以保护原权为目的,基于原权的义务被违反而产生[19](P37)。救济权就是请求权,因为违反义务的人总是特定的,且救济权行使的效果并非直接支配义务人,而是请求义务人为或不为特定的行为。

   救济权启动的阶段不同,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也不同。“法律不处罚意向”,内心的邪恶想法只要未外露于行动,法律就要保持克制。救济权的启动必然从侵权行为的出现开始,以损害后果是否发生作为节点分为绝对权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前者作用于权利遭到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时,发挥防范权利受损的作用;后者出现于损害后果发生之后,对所有权益损害的后果一视同仁,加以事后救济。两种救济权同时存在,民事权利可得完整保护。由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民事权益损害后果的事后救济,损害后果是必要条件。换言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损害的发生而存在,不是原权本身的内容,亦非某权利所独享,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绝对权请求权基于原权利产生,系民事权利固有的保护请求权,随原权利的产生而产生,随原权利的消灭而消灭。

   传统民法对物权的保护采取“绝对权请求权+侵权请求权”双层保护模式,物权人通过行使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排除妨碍等物权请求权维护物权的支配效力。绝对权具有支配权能,对权利客体享有不依赖于他人行为而得直接支配的利益,支配关系被破坏即需救济,无须待到损害后果。相比于物权,人格权亦属典型的绝对权,在权利价值上更具基础性。当人格权遭受侵害,救济权也应包含上述两个层次,且侧重于前者。与财产权的损害后果可以与金钱赔偿恢复不同,人格权的损害后果具有不可逆性。一旦发生人格权益损害后果,恢复原状就极为困难,甚至毫无可能,如隐私公开便无法再具有隐蔽特性。精神损害赔偿亦无法真正填补损害,只是不得已的替代手段。随着互联网普及与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人格权益的损害后果极易放大、扩散,如在互联网上编造虚假信息,诽谤他人名誉导致“坏事传千里”。人格权保护直接关涉人格尊严的维护,具有极端重要性,故在损害发生之前有效预防、制止侵权行为是关键所在。人格权请求权作用于损害后果发生前,是积极防御权,权利人得于遭受侵害时或有侵害之虞主动行使,目的在于防止损害后果发生,预防侵害和保全人格权。对人格权是否已经受到妨害,可分为人格权有妨害之虞及正在遭受不法妨害。人格权请求权在前一状态下,针对的是遭受妨害危险,内容在于消除危险。在后一状态下,针对的是妨害行为,内容在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人格权请求权保护的原权具有极端重要性,因而作为保护重要权利的人格权请求权构成要件必然相对宽松。如前所述,人格权请求权不要求损害实际发生,甚至不要求“侵权行为”作为其构成要件,只要有妨碍人格权圆满状态实现的行为或者有这种危险即可。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盖因人格权请求权为维护人格利益而生,与诉讼时效对权利行使作出时间限制之效相悖,应允许权利人随时主张妨碍去除。此外,人格权请求权作用的时间为人格权遭受持续性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难度大。最后,人格权请求权实行“客观归责”,仅观察行为是否有碍人格权的行使,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

   (二)人格权编与人格权请求权

   强化人格权保护是共识,但如何落实充满争论。人格权在事前预防保护上的特殊性凸显了人格权请求权的必要。因此,若肯认民法典中需对人格权保护进行规范,那么人格权请求权就是必需的制度。

   《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已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在内,即“吸收模式”,使救济权内部逻辑徒增复杂:一方面无所不包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横跨损害发生前后,而该法又以过错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使绝对权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适用要件交织一处;另一方面《侵权责任法》中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与《物权法》第34条、第35条之物权请求权重叠。绝对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区分不明显,直接引发理论上的分歧。但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原有的模式有所改变。《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二章名为“损害赔偿”,系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则。同法第1165条亦将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限定在“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编主要对已然出现的损害后果以事后救济,且主要以损害赔偿的方式,显示了侵权责任法回归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法的趋势[20](P13)。相较而言,此种“分离模式”更优,既能体现人格权请求权(绝对权请求权)的独立性,亦可周全保护人格权。首先,《侵权责任法》第15条之责任承担方式在适用要件上未加区分,在审判实践中易造成“本条列举的责任承担方式必须以构成侵权为前提”的理解,显然不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过错责任原则仅针对损害赔偿而言,其他责任承担方式并不当然适用。其次,《侵权责任法》对人格权保护要求受害人承担行为人过错、损害后果与行为构成侵权之证明责任,但此证明标准过于严苛,如行政机关拒绝变更名字的损害后果难以证明。《侵权责任法》并无绝对权请求权之责任方式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民法典》单独规定的人格权请求权不受上述限制,只要行为客观妨碍到权利的行使即可主张相应责任承担,权利人发动权利更简便。最后,前文述及人格权损害后果覆水难收,应强化人格权的事前预防,规定作为积极防御权的人格权请求权。《侵权责任法》非专为保护人格权而设计,而是所有权益侵害后果的救济法,具有一般性,强调事后的损害填补救济,以财产损害为主要设计对象。《民法典》设置人格权请求权,除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责任承担方式外,还有诉前禁令、更正删除权等非责任形式,这些都是人格权效力的体现,可满足人格权事前预防保护之需。自此而言,侵权责任编不再规定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而主要对损害后果进行救济,实现了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绝对权请求权的区分与协调,后者于此存在规范空间。虽然《民法典》第1167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似乎能够发挥人格权请求权的预防功能,但《民法典》第1164条确认侵权责任编之保护范围是“民事权益”,极为广泛,包括股权、继承权等各种民事权益。随着社会的发展,将来还可能出现新型绝对权益,在这些绝对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需要借助多元化的责任方式予以救济[21](P238)。该法第1167条也仅规范“侵权行为”,调整范围上不尽完全。综上,仅依靠侵权责任编保护人格权尚不足也。

   沃尔夫认为,每种绝对权都可类推适用物权请求权以达保护之效[22](P145)。虽然人格权与物权均为绝对权,但二者毕竟分属人身权与财产权,权利特性存在诸多差异。人格权请求权中的更正删除权等非责任形式内容只有单独规定的可能,难以用类推适用的方式予以保护。

   人格权保护要求人格权请求权的预防功能,而依上文所述,人格权请求权难在其他各编进行规范,唯有同一般人格权、人格权积极权能及其他针对各具体人格权特性所需的规范一起寻求独立的人格权编容身。不过,上文多从反面的角度论证,可能或多或少让人感觉人格权独立成编只是无奈之举。实则,人格权请求权规范需在我国《民法典》上安排恰恰是人格权独立成编有力的正面理由。人格权请求权作为绝对权请求权,依附于其基础权利——人格权而存在。正是因为人格权特殊保护的需要,才在立法上催生出人格权请求权规范的必要性,后者专注于维护现代民法中的人格秩序,不但在逻辑上依赖于人格权的详尽确认,还在规范空间上要求妥当的位置。

   (三)《民法典》中的人格权请求权

从域外经验来看,虽然各国民法典未直接规定人格权请求权,但均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发展出了人格权请求权。如德国法院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确认了排除妨害请求权与消除危险请求权;法国最高法院在个案中明确了侵害私生活受尊重权利的责任的构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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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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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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