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 次 更新时间:2020-09-11 11: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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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迁  
”而对“全汉”问题, 欧美其实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他说:“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 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 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 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 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 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39熟悉西方汉学界的陈受颐说:“有一位美国人还未懂得《尚书》有今古文之分, 便肆意讥评中国学者的古史研究;一位欧洲人才从高本汉念过一点中文, 认识一千几百个中国字, 便高谈中国古代哲学, 说中国学术界没有人才。”40西方汉学家虽非全如此不堪, 但确有些浅薄的汉学者, 形形色色, 或缺乏基本的汉学根柢, 或专门以暴中国弱点以为名高, 或出于学术投机, 研究汉学多非出于对中国学术的求知欲。

   1937年留学英国的郭子雄在《英国的汉学家》一文, 告诉我们几则英国汉学者的学术“八卦”, 实有助于国人对海外汉学的“去魅”。有一位著名汉学家, 他研究的是中国古董, 时常从殷周的铜器上摹下古老的文字与诗铭, 请中国学生替他译成英文, 他再稍事润色, 即成为他的大作。他用的方法很精, 总是喜欢请初到英国的中国学生去他的家里喝茶或是吃饭, 在英国住得稍久的人他便不请了, 因为他知道阿木林易欺而老资格难对付。中国学生初到英国, 看见有人请喝茶或吃饭, 怎好意思不去, 一去他便拿出许多东西来请你解释给他听, 一面他用笔详细记下, 总要经过三四个钟头客人才能够脱身。他每次只请一个人, 所以没有第二人知道, 结果是死无对证。有一次他寄了一篇东西请一个中国同学给他翻译, 这位中国同学因为事忙, 且系义务性质, 过了一个多月才给他译好寄去。他回信来说:“我因为久未得到你的回复, 故已自行动手, 现已译峻, 结果同你的一样。”这位中国同学看了信大为生气, 嘴里不停的骂“流氓”!心里想要是算一道数学题目, 可以结果相同, 由汉译英何能两人一致, 况且是古文。凡是同学们上过当的对他都有戒心, 相约不再去, 可是每年新到的同学甚多, 他总有方法可以找着替死鬼。几大册著作铸就了他的地位, 可是有谁知道这是中国学生们的心血, 心血费了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酬报。这种情形或不是个例, 欧美汉学者对自己的工作也有所检讨, 德国汉学家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亦承认, “利用中国助手以解释例证, 代寻引证, 及解决语言困难问题之办法, 在东亚居留之西人固常用之, 即在欧洲方面之汉学家亦尝为之”, 并要求明示中国助手之名, 不应在著作中含糊了事, 必须使读者得知此项解决所由来。他充分意识到利用中国助手之益处, 能使著者工作加速, 成绩增高, 纠正翻译错误41。美国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说:“在欧洲和美国职业汉学家中流行的姿态是, 声称或者有时假装自己的汉字写得如此之好, 以致他们亲自做全部的工作。事实上, 他们大多数人依靠懂英语或法语的中国人来承担为其搜集材料的主要工作, 自己只是将其润色一下”42。

   郭氏在文末有段挖苦英国汉学者的文字, 颇耐人寻味。他说:

   近年来英国人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很起劲, 学习中文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一般人的投机。在外国的学术界里, 要想露头角确是不容易的事。一个人读到头发白了还未见能成大师, 要是他研究哲学、心理、政治、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学, 或是希腊文、拉丁文、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 或是其他。要是他够聪明, 他可以研究中国文字, 几年功夫便可成一个大师, 在大学里做讲师或是教授, 在社会上做学者与名人, 到各城市与各乡镇讲演, 在报章杂志上做专论, 可以吃庚款, 可以骗得大学里的荣誉学位, 可以有着一切的好处, 终身吃著不尽。这般人到中国来是镀金, 是混资格, 是学几句北平话, 是收买几部线装的旧书带回本国去做幌子, 再便是学打麻将。可是洋鬼子最知道利用中国人的弱点, 他们知道我们是讲究精神文明的人, 凡事马马虎虎, 不肯认真, 所以他们到中国进了学校后, 显然是特别学生, 教师可以免费教中文, 同学可以尽量的指导, 他们也就受之无愧。想到我们在外国的时候, 出钱请教师, 表是摆在桌上的, 一点钟过后, 便是一分一秒的时光, 教师也不肯通融, 权利与义务的观念非常清楚。他们到中国来学点东西, 回去都是值价宝, 我们也应该把钟表拿出来, 问他们要求偿付相当的学费。《儒林外史》上的丑态岂是我们中国人所独有?43

   郭子雄所批评的虽是英国汉学界的众生相, 但这种现象恐怕也通行于西方其他国家, 即便套用于今日西方汉学 (中国学) 界, 似乎也并不过分, 可谓切中时弊。

   国民时期国势衰弱, 学术研究刚刚走上专业化之正轨, 面对咄咄逼人的国外汉学, 国内学者沉着应对, 理性对待, 本着“迎头赶上”的精神, 出现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一代学术宗师, 即使西方第一流的汉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成就。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较好处理中西关系, 不仅在研究领域上追踪国际学界之热点, 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同步, 也就是陈寅恪所谓的“预流”。然“预流”不等于“同流”, 国内学者的中国研究必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 它必须逐渐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在西方的学科制度和研究意识全面侵入中国现代学术界的时候, 他们始终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 不是在贩卖西方知识, 而是力图挽回对中国的解释权, 试图重新理解中国44。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已无法摆脱西学的影响, 只有中西兼顾的学者, 面对西力东渐, 始不乱阵脚, 既不盲目排外, 又不画地为牢, 冷静评估域外汉学, 充分吸取对手的优势, 取珠还椟, 化外为内, 而不削足适履, 生硬地用外来理论框架诠释中国。然而, 主流学界一再强调取法域外汉学, 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挟洋自重的恶习, 加深格义附会的流弊, 有碍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本意45, 此一风气不仅至今不衰, 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可谓对中国史学界最大的挑战。

  

   注释

  

   1 李承荫译:《欧美汉学研究之现况——德国方面·编者识》, 《史学消息》第1卷第6期, 1937年5月1日。

   2 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 《学衡》第19期, 1923年7月。

   3 张好礼 (杨堃) :《中国新史学运动中的社会学派》, 《读书青年》第2卷第4期, 1945年2月25日。

   4 梁园东:《兀良哈及鞑靼考》, 《人文月刊》第5卷第3期, 1934年4月15日。

   5 陆懋德:《筹办历史系计划书》, 《清华周刊》第25卷第16期, 1926年6月11日。

   6 《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 (1936年) , 第78页。

   7 《国立北京大学一览》 (1935年度) , 第198页;第195页。

   8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 (上)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346页。

   9 (1) 胡适:《提要与批评》, 见《左传真伪考》, 上海:新月书店, 1927年。

   10 (2)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大公报》1935年2月21日, 第4版。

   11 (3) 见姚从吾:《德国佛朗克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之贡献》, 《新中华》第4卷第1期, 1936年1月10日。

   12 (4) 《本刊下年度编辑计划》, 《史学消息》第1卷第8期, 1937年7月1日。

   13 (5) 《胡适文存》第2集, 合肥:黄山书社, 1996年, 第131页。

   14 (6) 《胡适日记全编》 (3)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772页。

   15 (7) 《胡适日记全编》 (6) , 第152页。

   16 (8) 于式玉编:《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序》, 北京: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 1933年。

   17 (9) 王汎森等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1年, 第190页。

   18 (10) 《顾颉刚日记》 (2) ,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 第160页。

   19 (11)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大公报》1935年2月21日, 第4版。

   20 (12) 《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 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 第487—488页。

   21 (13) 《陈寅恪集·书信集》, 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 第183页。

   22 (14) 《陈寅恪诗集》, 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 第152页。

   23 (15)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 第361—362页。

   24 (16) [日]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 《华文大阪每日》1939年第2卷第6期。

   25 (17) 杨堃:《在法国怎样学社会学》, 《中法教育界》第44期, 1931年6月1日。

   26 (18)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 见《郑天挺学记》, 北京:三联书店, 1991年。

   27 (19)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 第443页。

   28 (20) 详参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 第237—241页。

   29 (21)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 (1932年9月) , 转引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45页。

   30 (22) 《国学季刊·发刊词》, 《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1923年1月。

   31 (23)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 《清华周刊》第24卷第2号 (1925年第351期) , 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374页。

   32 (24)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 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增订本)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 第50页。

   33 (25) 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 《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 1943年8月1日。

   34 (26) 《文殿阁新旧书目》1936年第3期。

   35 (27) 该文连载于《再建旬刊》第1卷第8期 (1940年4月11日) 、第1卷第9期 (1940年4月21日) , 后改名《外国汉学研究论》, 又发表于《国学丛刊》第3册, 1941年7月。

   36 (28) 周一良:《现代史学的特征》, 见《现代学术文化概论》 (第2册) , 上海:华夏图书出版公司, 1948年。

   37 (29) 何永译:《马伯乐之近代“汉学”研究论》, 《益世报·读书周刊》第29期, 1935年12月19日。

   38 (30) 《与罗振玉书》, 《章太炎全集》 (四)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171—172页。

   39 (31)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原载于《教育今语杂志》第3期, 1910年5月, 见吴齐仁编:《章太炎的白话文》, 上海:泰东书局, 1921年。

   40 (32) 梅光迪讲, 何惟科记:《中国文学在现在西洋之情形》, 《文哲学报》第2期, 1933年7月。

   41 (33)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6、235页。

   42 (34) 陈受颐:《西洋汉学与中国文明》, 《独立评论》第198号, 1936年4月26日。

   43 (35) 王光祈译:《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 《新中华》第1卷第17期, 1933年9月10日。

   44 (36)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 第41—42页。

   45 (37) 华五 (郭子雄) :《英国的汉学家》, 《宇宙风》第43期, 1937年6月16日。

   46 (38)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第274页。

   47 (39) 桑兵:《中西文化关系的隐与显》, 《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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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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