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晓冰:史念海对新方志学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20-08-22 15: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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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晓冰  

   内容提要:史念海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新方志编纂事业和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史念海在1949年之后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利用方志文献,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新方志编纂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史念海对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史志关系、方志的性质、新方志的编纂方法、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新方志学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新建议,从而为丰富和发展新方志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 键 词:史念海/唯物史观/新方志学/方志编纂

   作者简介:扈晓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史念海(1912-2001),字筱苏,山西省平陆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在沿革地理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史念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研究”①,为推动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纵观史念海的学术生涯,其学术成就并不仅局限于历史地理学一个方面,他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同样也作出过重大贡献,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当代中国暨陕西首轮地方志事业的理论建构和工作实践中,史念海对于中国地方志学科建设及纂修实践的贡献不可低估。”②

   目前学界已有学者对史念海研究方志学和参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经历进行了记述,对史念海的方志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但是这些记述和总结并不全面,所以对史念海的地方志编纂、研究实践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另外,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全力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奋力开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③,回顾和总结以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历程对地方志事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局面的开创具有重要意义。史念海是改革开放后新方志编纂事业和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不仅见证了新方志事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与支持下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以其研究实践为新方志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再次审视史念海的地方志编纂、研究实践,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改革开放后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历程,更有助于为当前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史念海与方志学有关的经历

   史念海最初接触地方志是在20世纪30年代。1934年2月顾颉刚筹组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当时还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史念海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两唐书地理志互勘》《西汉侯国考》等文章。由于学术才华出众,史念海引起了顾颉刚的注意。1935年秋末冬初之际,史念海受顾颉刚之邀入住禹贡学会,并经顾颉刚推荐帮助方志学家张国淦搜集资料、起草文稿。在此期间,史念海不仅阅读了大量方志文献,而且还撰写了许多方志提要,每写完一篇提要,张国淦都会亲自替他修改并一一指出修改的道理。就这样,在张国淦的耳濡目染下,史念海逐渐步入方志学的门槛。正如史念海所说:“我自己认为在我襄助张石公张老搜集方志资料和撰写文稿期间,也为我打好从事方志研究工作的基础。”④

   对史念海来说,跟随张国淦研习方志学的这段时间虽然很重要,但是这段时间并不很长。史念海自言奠定方志学研究基础之后,再次从事方志学研究则是在1981年,中间“耽误竟长达45年”⑤。在这45年当中,史念海虽然没有直接从事方志学研究,但也从未停止过对方志文献的研究和利用。史念海说:“那些岁月中,一些当时我认为重要的方志,譬如不著撰人的《三辅黄图》、宋敏求《长安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有些时候竟成为案头常备的典籍。也可以说诸凡方志,往往不离手边。”⑥这是因为史念海专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而地方志中有大量历史地理学研究所需的珍贵资料,所以这些方志文献才会成为史念海案头的常备典籍。

   具体分析史念海研究和利用方志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的这45年,可以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顾颉刚对史念海研究和利用方志文献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史念海研究和利用方志文献的指导思想。

   1936年年初,史念海受顾颉刚之命起草《中国疆域沿革史》。在顾颉刚的亲自指导下,史念海阅读了大量史志资料,这其中就包括《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多种方志文献。史念海说:“这样的努力苦学,虽说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最大的获益,应该说是奠定我此后治学的基础。迄今数十年中,能够稍有寸进,溯其渊源,都在于此。顾先生这样的指导,我是没齿难忘的。”⑦在这之后不久,因日本侵华战争,北京沦陷,史念海与顾颉刚就此分别。1942年秋,史念海随工作单位国立编译馆迁移至重庆北碚,1943年10月,由顾颉刚担任主编的文史杂志社也迁到北碚。史念海除了编译馆的工作之外,还协助顾颉刚编辑《文史杂志》。史念海与顾颉刚又开始同住一城,工作在一起,因而史念海有机会经常向顾颉刚请益。史念海说:“我有幸能在北京和北碚同顾先生在一块工作,使我得窥学问的门径,是难能可贵的。多少年来,不敢稍事懈怠,以免有负先生教导的盛情。”⑧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顾颉刚对史念海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其中也包含着顾颉刚方志学思想对史念海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顾颉刚在历史地理学、社会史、民族史等研究中十分注重方志材料的搜集、研究和利用,并对方志学的一些相关问题发表过看法。顾颉刚主张要延续自古以来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编纂方志时要对当地进行调查。⑨史念海则主张重视方志的传统精神,编纂方志时要进行实地考察。由是言之,史念海虽然没有在回忆中直接言明顾颉刚方志学思想对他产生的影响,但史念海的方志学思想与顾颉刚的方志学思想确有一脉相承之处。

   1949年之后,史念海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念海说:“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⑩,因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更容易说明人地关系的演变”(11)。从史念海著作的参考书目来看,他应该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理论著作,从而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然而,仅具备理论基础是不够的,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地关系演变还需要大量的、长时段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去哪里寻找呢?史念海说:“这就可以从旧方志中了解到。”(12)因此,史念海也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对方志文献的研究和利用上。例如,他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志文献中的有关记载,驳斥了黄土高原不宜大面积种树的谬论。如果说新方志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整理利用地方志、研究地方志、编纂地方志的专门学问的话,那么史念海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新方志学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1980年4月,在中国史学会重建成立大会上,胡乔木号召要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新方志。同年,梁寒冰受命主持筹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1981年7月,史念海应梁寒冰之邀参加了在山西太原举行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这次大会上史念海当选为协会常务理事,并以“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为题做了发言。另外,在此次大会召开的同时,山西省第二次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在太原举行,史念海应邀到会做了题为“方志刍议”的发言。(13)1982年5月,史念海与朱士嘉发起的中国地方志整理编纂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史、朱二人都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14)同月,在陕西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史念海以“怎样写好地方志”为题发表讲话。(15)1982年6月,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史念海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时任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元方委托史念海“邀集一些方家,共同起草”《〈陕西通志〉纂修方案》。(16)由史念海组织十几位专家共同拟定的《〈陕西通志〉纂修方案(草案)》在1982年7月召开的陕西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该方案“基本上贯彻了史念海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理念”(17)。1985年,史念海与曹尔琴出版《方志刍议》。该书虽以“刍议”为名,但“篇篇都是铿铿锵锵的宏论”(18)。1987-199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联合选编了一套大型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这套丛书被誉为是“海内外最完整、覆盖面最广、实用性最强的大型方志丛书”(19)。在该丛书选编期间,由史念海与朱士嘉、梁寒冰、傅振伦等15位史志专家所组成的编辑指导委员会对所搜集方志的价值进行了学术审定,保证该套丛书所选方志都是质量上乘之作。1992年9月至1994年9月,来新夏组织开展课题《中日地方史志研究比较研究》(20),史念海应来新夏之约撰写《再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一文。此外,因为史念海的方志学理论观点受到史志学界的广泛认可,所以“聘请史先生作顾问、请史先生审阅志稿等事情也接踵而来。特别是不少志书出版之后,邀请史念海先生撰写评论文章的更是越来越多”(21)。

  

   二、史念海的新方志学理论贡献

   从史念海与方志学有关的经历来看,他对新方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处于草创时期,一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未问世”(22)。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理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又迫切需要新理论的指导。围绕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编纂新方志及相关理论问题,学界掀起了讨论热潮。“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史志关系、方志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编纂新地方志、如何利用旧志材料为四化建设服务、如何建立方志学学科体系等重要问题”(23),都是各方面专家广泛热烈讨论的问题。史念海对这些重要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进行过研究,并发表颇具个人见解的心得,为新方志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新思想。

   (一)史念海对方志起源和发展的认识。方志学理论在方志编纂实践中产生、发展,方志编纂实践是方志理论的来源和基础,因此研究方志学理论问题就不能不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史念海对这一问题尤为重视,这在他的方志学文章中表现非常明显。几乎史念海的每一篇方志学文章都有对方志起源和发展的回顾,并以此为出发点和依据对新方志编纂及理论问题进行论述。由此可见,方志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在史念海的方志学研究中处于首要位置。

   关于方志起源,历来史志学家各有其说,众说纷纭。其中比较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种是方志起源于《禹贡》,一种是方志起源于《周礼》,一种是方志起源于《山海经》。然而,史念海并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说:“以《禹贡》和《周礼》,或者《山海经》为方志渊源,本身就有问题,难以取信于人。”(24)史念海指出:《禹贡》和《山海经》虽然记载了大量地理情况,与地方志记载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但是《禹贡》和《山海经》记载的内容不是现实中的事物,尤其是《山海经》中还记载了怪物,这与地方志记载的都是当世及前代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符。方志之名虽然最早见于《周礼》,但《周礼》中所言的方志是指诸侯国史之类的史书,与后世地方志也并非是一回事。总之,《禹贡》《山海经》《周礼》与地方志虽都有相似之处,但没有实质性的联系,故而方志的起源与这三本书的关系不大。

史念海认为推究方志起源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循名求实,探索其间的相关处和联系处,得出具有说服力的根据,不宜只取相似的名称,强为弥缝”(25)。他依据《后汉书·西域传》中的记载与清人的两汉方志辑本对勘,指出方志含义的明确应该在两汉时期,当时方志的内容和体例也与后世的方志相近。史念海还根据班固在撰写《汉书·地理志》时对方志材料的使用情况进一步指出,方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朱赣的《地理书》……举凡全国的山川、风俗、区域、户口,其书皆有论述,号称详赡。这些都是方志的基本要素,后世的撰述者还往往离不开这些项目”(2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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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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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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