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8 次 更新时间:2006-12-16 00: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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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 (进入专栏)  

  

  一、基本概念及研究起点

  

  刚刚出发版的《世界银行2006年年度报告/发展与公平》把社会公平定义为两项原则:“公平”的定义是两项基本原则。第一项是“机会公平”,即: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主要取决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与努力是可控的,而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国等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第二项原则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费水平的权利。

  真正的机会公平应该是充分考虑到先天条件的不平等,然后在比赛规则中体现对弱小者的照顾。也正因此,在美国流行的“复活节找彩蛋”游戏中,主办者总是“将那些年纪较大、体格较强的孩子有意识在距离或时间上要比年纪较小、体格较弱的孩子安排得靠后一些”(引自布坎南语)。这才是真正的“机会公平”。也就是说,“机会公平”并不是简单地“让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相反,要实现真正的“机会公平”,政府的公共政策就应该主要照顾社会中的弱者,而那些本来就掌握了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否则,“起点公平”的最后还是让“赢者通吃”。

  有人说自由主义经济学讲效率,是一种误导。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领头雁”——弗兰克?奈特。他曾是包括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的老师。他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而且他着重指出,“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他的学生布坎南后来对奈特的论述又做了扩展。他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除了取决于奈特所讲的三点之外,加上一个“选择”,即个人对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布坎南也认为,尽管“努力”而来的权利是最符合“公正”的价值,但在四种因素中也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他仍然会穷。而无论奈特还是布坎南,应该说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都由此怀疑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公平性。他说:“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 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公平”就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因为“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坏了”。所以,只有社会政策使得“公平的权利分配优先于竞争”,这才是“机会平等”的真正实现途径。

  我们再看关于“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的讨论中,报告特别缘引了这样两段话: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政体要避免社会瓦解,就不能允许在公民共同体的任何部分出现绝对的贫困和富庶,因为这两者都会引发祸乱。” 而世界宗教发展对话组织(the World Faiths Development Dialogue)在最近的报告中也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把当今世界上极端的物质贫困看作是对当代人性的道德控诉、人类家族的信任裂痕”。 从这一意义上看,从世界银行的报告结合我们所做的调查结论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两个含义:

  其一,即使这个社会中人人都是机会均等的,而且富人的财富的获得也具备正当性,但如果贫富差距过大,这样的社会仍然是不公平的。所以,“公平更多指分配上的差距在某个社会公众心理所允许的范围内”;从更广义上看,“公平是指结果符合这个社会的‘习惯法’”。否则,仍然是不公平的。

  其二,即使这个社会中人人都是机会均等,而且富人的财富的获得也具备正当性,但一个公平的社会同时还是不允许绝对贫困的存在,而应该有对穷人的“兜底”政策。否则,人们还是会认为社会不公平。这也是竟然有26%的公众认为“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就能增加社会不公平感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对于制度转轨国家尤其重要。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G.罗兰德在《转型与经济学》中就说,即使有一定的贫富差距,但政府如果给穷人有基本的生活与医疗保障,人们仍然能够承受转型的压力;但如果政府没有给穷人的基本生活与医疗保障,即使贫富差距并不特别突出,穷人仍然会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公平更多指分配上的差距在某个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不能出现两极分化。从广义上看,公平是指结果符合这个社会的“习惯法”。

  我们再从法哲学角度看看公平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今年世界银行出版的年度报告《公平与发展》从法哲学的角度,对于公平(Equity)与正义(Justice)之间的关系作了辨析。

  据考证,在西方哲学界,亚里士多德首次对正义和公平做出了区分。他认为,法庭严格依据法律做出的判决,是符合正义的判决,因为法律本身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赖以建立的前提。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正义的判决却可能是不公平的。在这里,公平是指判决的结果符合这个社会的“习惯法”,即符合公众的常识、道德与良知。例如,一个在街头行将饿毙的流浪汉,为了活下去而抢了店铺里的一些食品。从法律的角度这是违法的,应该受到惩罚;所以依据法律对其予以惩罚是合乎正义的,然而,这种判决却不公平,因为社会并没有尽到互济的义务才造成这个流浪汉的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是高于正义的,必须通过公平的理念来对法律的判决做出某种矫正。

  亚里士多德关于公平高于正义的思想,在西方法律制度中得到了某种体现。罗马法就是通过区分严格法(strict law)和衡平法,使公平理念得以付诸现实。其中前者通过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与程序来保证正义的实现,而后者则用来保证正义的判决同时是公平的。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通常占据上风。

  关于公平的这一法哲学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上其实也有体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有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家,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约翰·罗默尔(John Roemer),在各自领域都对社会公平研究做出了独到而重要的贡献。尽管他们提出的社会公平理论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但其彼此之间也存在很多共通之处。其中,最大的共通之处应该是:他们似乎都在不同程度的诉诸于哈桑伊(Harsanyi,1955)提出的“无知之幕”(veil of ingorance)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判断一个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公平,只要问一问那些并不知道其自己社会处境的社会成员就可以了。换言之,即使是处于“无知之幕”的背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仍然同意的资源分配才是公平的。这里有一个比喻:两个人产生了纠纷,其中感到受到不公平对待者一般会这样说:“你可以找任何一个无关的人评评理!”也同样是这个道理。也正因此,我们说,社会公平不公平,老百姓的感受比经济学家依据专业知识做出的判断更加重要。

  简单地说,公平是一种结果,避免两极分化;正义是一种过程,符合合法性程序;正义未必公平,但公平一定高于正义!最可怕的是既不公平也不正义。

  在现代经济思想中,公平与正义界限走向模糊。即当公平重点放在规则与起点公平时,同时又是正义。也因此,我们下面不专门区别公平与正义,而简单地以“公平”同时指代两个概念。但我们说到不公平,既有结果的不公平,也有程序的不公正。

  我们再确立一个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的起点。经济转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基本公平的社会。这一点,国际范围内权威研究都已有公认。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1981年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下结论认为:从1949年算起至中国经济转型之前的28年,中国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公平的社会。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1991年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再次确认(P50):“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国在1980年以前的30年内取得的成就之一。”而较早关注中国分配问题的艾尔玛?阿德尔曼和戴维?森丁就说(1988),经济转型前的中国 “即使收入不平等指数对计算中所采用的基本假设和价格设定是敏感的,但毫无疑问,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

  

  二、中国的27年:制度转型、经济绩效与社会公平

  

  (一)制度转型与经济绩效

  在制度转型27年后,我们认为,中国朝着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成效十分显著。首先,在市场形成价格上,早在2001年,中国国务院公布的《中央定价目录》将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定价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由原来的141 种减少为13 种,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已经基本建立;在企业改革上,估计目前私有经济部门占中国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57%至65%;即使是少数国企,绝大多数已实现股份制改造(OECD,2005)。此外,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贸易环境更加公平,金融业更加开放。2003年,中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占出让总面积的比重由2001年的7.3%增加到28%,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种类从26种减少到8种。2001年至2003年间,资本项目中完全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的项目增长58%,严格管制项目减少60%。据此,受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承担的《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结论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度与广度都在不断增强,2003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为73.8%,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国际方面,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自由化指数测度结果肯定了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他们的指数分值是从0到10,越高越自由,而中国经济自由化指数从1980年的3.65上升到2000年的5.28。

  在经济绩效方面,中国过去维持了二十七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增长率平均达到9.4%,在所有的转型经济体中名列前茅(见图1)。而且,这种经济绩效改善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与制度转型相匹配的。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2003),各种不同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1979年之后的经济增长中,大约有1/4至1/3来源于组织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这种组织效率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又主要得益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而且,更应该指出的是,在制度转型颇有成效且经济绩效不断提高的同时,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相比较,尽管有1989年政治风波,但中国在总体上还是保持了政治与社会的宏观稳定。正因此,中国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经验被国际范围内的转型经济学家视为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转型经济体之外的一个更成功的替代性方案。这一替代性方案甚至被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中心总结为所谓“北京共识”。

  (二)社会公平恶化的现状

  社会公平是多种综合因素作用后形成的一种社会心理感受。我们以下将从收入差距;发展起点、发展机会与表达意愿及政治权益不平等;社会排斥三个大方面,对中国制度转型27年后社会公平恶化的现状作一论述。

  1、收入差距急剧拉大

  (1)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扩大。1978年城乡差距为2.57倍,在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 2004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3.4倍左右。

  (2)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如人均GDP,东部与西部的比例,由1991年的1.86倍,扩大为2000年的2.33倍,2003年又扩大为2.52倍。

  (3)行业收入差距扩大。最高与最低的平均工资的比例为6.1倍,比1978年达的1.3倍扩大了4.8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大。

  (4)社会总体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27年间扩大了40%。因此,世界银行(2001)结论认为,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

  2、发展起点的不平等、发展机会不平等、表达意愿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

  (1)发展起点的不平等,首先是指经济增长与收入增加所需要的基础与公共资源的不平等。其中,最重要的有政府公共投入、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

  (2)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垄断形成的进入壁垒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现象。

  (3)表达愿意与政治权利的不平等。

  3、无处不在的社会排斥。

  社会不公平不仅仅应该定义为分配不平等或贫困问题,还应该包括弱者与贫困人口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结果是弱者与贫困人口的边缘化。

  如果将阿玛蒂亚?森所关注的社会排斥领域,与转型27年后中国社会的状况作一对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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