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生:整体性合作理论与中国周边合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20-07-16 02: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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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生  

   内容摘要:通过分析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合作观,并从利益、信任、沟通、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双层博弈”等要素入手,试图构建起整体性合作理论框架。以此为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有利因素是经贸相互依赖与文化领域相近相通,但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分歧明显。在信任建设上主要依赖经济合作机制与文化交流,远没触及政治与安全领域,仍处于较低层次。政府间沟通正大力推进,但民间沟通存在巨大不对称性。经济合作并没有促进相关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应客观评估经济合作限度。随着中国崛起进入关键阶段,美国会加大阻碍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为推进与周边国家合作,中国要把市场的规模优势研究好、规划好、利用好。要利用好文明和文化相似与相通的有利条件;加大政治与安全领域对话,并逐步将其机制化;扭转与周边国家沟通上的不平衡问题;通过政府引导等帮助周边国家加大对中国的客观认知。并通过“中美邻”三边框架推动中国、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利益对接。

  

   关键词:周边外交;整体性合作理论;周边合作;评估

  

   作者简介: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主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其起点与落脚点也主要在中国周边。“习近平总书记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强调 ‘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可以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攸关“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的实现前景,攸关中国周边外交的成败,也攸关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本文旨在通过讨论“整体性合作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进行考察与评估。

  

   一、研究议题与分析视角

  

   与“冲突”一样,“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另一最基本议题,也“一直是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有学者特别指出,在和平时期“国际合作”是“国际威望”的主要来源,而“国家间竞争焦点其实是‘国际威望’”,因此和平时期一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主要靠国际合作。但相比于“冲突研究”,有关“国际合作”的研究十分匮乏,主要原因在于实践上合作的难度制约了理论上的探讨。“什么事情是国际社会上国家间最想,但却是最难的事情呢?那就是国家间的合作”。基欧汉(Robert Keohane)也感叹:“合作是很难表述的,其各种各样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使合作成为一个艰难的研究主题。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把合作选定为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研究主题”。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 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指的也是国际合作的困难。

  

   在中国和平崛起背景下针对周边合作的研究更为重要与紧迫。随着中国进入和平崛起阶段,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笔者曾结合近代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实现崛起时在对外战略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崛起国在实现崛起时应坚持“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双重心,并且一定要在牢固确立地区大国前提下再放手走向世界,且在走向世界的任何时候都应牢固确立地区大国地位。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也是使命使然。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分析当前周边合作是做好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前提。

  

   二、已有理论均难以解释国际合作的产生

  

   国际关系理论中并没有专门的国际合作理论,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上,其有关国际合作的理论可简化为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和合作文化论。

  

   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合作难以建立,唯一可能性是在霸权下的合作,且这个霸权国“愿意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其理论逻辑是:国内合作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存在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且中央政府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因而如果在国际社会中能存在一个起到绝对主导作用的国家也即霸权国,且该国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国际合作就能建立起来。这种合作理论因而被称为“霸权合作论”。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的和平”都是这种合作理论的表述。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此指出:“由于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则应由一个霸权国家来做‘世界警察’,维护自由经济制度”。这种合作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假设一脉相承,强调“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主张国家间合作前景源于权力结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著作《西方战略》中指出,“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份量越小,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压力就越大”。这就回到现实主义核心假设上:所有国家外交的出发点均是为了争夺权力,权力越大越能维护国家利益。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更多是对现实主义的补充,这在其研究起点上可以看出来——“在霸权衰落以后或不存在绝对霸权国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合作还会产生或继续吗”?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此回答是肯定的,认为正是由于国际制度的存在,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相同点是均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不同点在于:(1)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合作充满乐观,“国际关系实质是合作,是国际社会为建立秩序而进行的努力”;(2)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合作源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产生、维持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

  

   霸权合作论和制度合作论都可归属于理性主义,从“国际无政府状态推导出国家自助体系和国家工具理性,以效用最大化和战略博弈来解释国际合作”。建构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理性主义前提假设,认为无政府性是国家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文化,可能是霍布斯文化,也可能是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因此,它并不必然派生出权力政治,也并不必然派生出国际合作,这要看是什么样的无政府文化。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之所以出现合作是因为当今国际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而不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减弱了体系的自助特征,因此也减弱了被利用的代价。即使国家间的合作被利用, 国家的生存也不会因之出现危险”。建构主义强调“认同”重要性。认为国际合作“不仅仅是个体利益得到了实现,也因为他们有着对合作规范的忠实和认同感”。建构主义还强调“塑造”的重要性,认为洛克文化被充分内化后,反复合作就会促进行为体进行合作的思维习惯,“自我暂时的新的身份就会得到加强,导致进一步合作。假以时日,就会出现双方内化集体身份的现象”。建构主义这种合作论因而被称为“合作文化论”。“建构主义理论中没有一个因素永恒不变,一切都处于建构和被建构的过程中”。

  

   上述理论均试图剖析合作产生的动因从而推进国际合作,但回到现实,发现均缺乏解释力。对现实主义而言,一个大国拥有较大力量优势,确实存在一定条件下“逼迫”另一个国家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但从国际关系现实看,权力或者“霸权”未必就能带来国际合作。以美国与伊朗和朝鲜的关系为例,美国强大的实力并没能成功“逼迫”两国与其合作。2018 年以来美朝对话更多是朝鲜战略重心转移、第三方斡旋、特朗普总统的个性等各种因素的结合。有时大国本身甚至就是国际合作的破坏者,这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相关国际合作能很好地看出来。2017 年以来,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

  

   制度主义者同样难以解释合作的生成机理。一方面,约束性不强始终是国际机制重要特点,即使对于像欧盟这样的“类国家”或“超国家”组织,面对英国“脱欧”也束手无策,更遑论能靠其约束“合作”。像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机制更有成为“清谈馆”趋势;另一方面,双边签订的一些合作机制的稳定性屡屡被某些国家的“选举制度”严重破坏。比如,中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已建立起 90 多个制度框架,但进入特朗普政府后这些框架聊胜于无。归根结底,制度仅是合作工具和平台,它可以促进合作,但难以直接带来合作。米尔斯海默在这方面的评价较为公允,“制度仅仅反映了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它没有独立的品质,只是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反映”。

  

   建构主义者认为“交往密切”就会塑造“认同”进而促进“合作”也缺乏解释力。仍以中美关系为例,目前中美间交往的密切程度远高于冷战时期,但两国合作非但没有增进,反而各种“脱钩论”盛行。这就好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交往密切并非就一定能导致合作一样,国家间交往密切尽管有利于合作产生,但是也并非一定能带来合作。

  

   三、整体性合作理论框架的提出

  

   综上可见,现实主义强调“权力”、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建构主义强调“认同”与“塑造”,都没能充分解释国际合作。其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论往往只强调国际关系某一方面,而实际的国际关系则是复杂的。每一种范式对安全合作问题的思考都存在着成就和缺失”。现实中推动国际合作实现的不仅仅是某个因素,而是一系列因素,这表明构建起整体性合作理论的重要性。所谓“整体性”就是“把研究对象看作由各个构成要素形成的有机整体,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对象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研究对象整体性质”。这里的“整体”绝非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与有机统一,它要大于各部分之和。

  

   探究国际合作的构成要素可从相关定义中找到启示。基欧汉将国际合作定义为“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他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合作就会发生”。俞正梁教授认为国际合作“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全面或局部的协调、联合等协力行为,是一种相互适应,它是基于各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利益或目标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这里的“合作需要有目标”“合作需要有共识或默契”“合作需要协调与沟通”等均属于国际合作所需的基本要素。

  

   第一,合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国际合作和国家间战争等的目的是类似的,均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而已。按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追求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利益是所有国家外交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外交的目的”,这当然也是国家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很难想象哪个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国家也是理性人,国家有不同的部门,包括大量的情报部门搜集信息等,在推动国际合作时,目的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如果认为合作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会远远大于今天背叛或不合作行为所带来的收益,他自然会选择合作”。为了便于下文的分析,此处将国家利益分为“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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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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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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