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中美国家安全观比较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20-07-06 16: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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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  

   内容提要: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思维的系统化呈现。剖析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的差异,是促进中美相互正确认知、增加战略沟通成效的重要环节。对于彼此战略意图和行动的判断,成为中国和美国国家安全观中他者构建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建立于相互关系定位和发展预判之上。美国是“安全威胁”范式,中国是“安全状态”范式。在安全维度、安全区分思维、安全措施、安全价值等方面,中美的国家安全观存在系统的差别,其背后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政治基础以及实践机制等多维的塑造力量。正确认识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差别及其原因,有助于规避中美战略沟通过程中的偏差,增进双方安全合作关系。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战略沟通 安全状态 安全威胁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思维的系统化呈现,安全战略则是为维护和达成安全状态而需要采取的系统性的策略及方法。有诸多因素影响中美战略沟通及其成效,安全观或思维的差异是中美双方在安全状态与威胁判断、安全利益界定及维护安全手段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主流的权力转移理论并未重点考察安全观与安全思维的影响。本文聚焦于国家安全观的比较分析,以中国和美国为对象,系统分析中美两国在国家安全观上的差异及其原因。美国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为重要的外部行为者,因此系统了解并比较分析中美两国在安全观上的差异,是处理中美关系、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必要环节。

   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和行动的判断,成为中国国家安全观中他者构建的主要内容,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定位,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威胁判断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中美双方对于对方安全思维的正确理解,是两国促合作、规避冲突的基础性工作。中国和美国的安全关系,是决定未来世界政治权力格局走向的一个核心要素。

  

   中美国家安全观的类型差别

   中美国家安全观分属两种不同的安全范式,美国是“安全威胁”范式,而中国是“安全状态”范式。美国重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制定与发布,自1987年起每届政府均将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但不会系统地阐述美国的国家安全观。中国会系统阐述自身的安全观,例如,从1996年的新安全观到2014年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但中国从未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是通过系列的国防白皮书、安全议题的白皮书等形式,向国际社会表明自身的安全观。

   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范式为“威胁范式”,而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范式为“状态范式”。“威胁范式”首要的任务是界定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自二战后,对于国家安全威胁的界定及应对措施,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冷战时期,美国将苏联界定为战略威胁及应对对象;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核心威胁的界定一度出现迷失;“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将恐怖主义作为安全威胁最为核心的来源;恐怖主义威胁渐渐获得阶段性的缓解后,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又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务,就是界定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这种威胁来源无论是否真实,都是聚焦于特定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

   从威胁的判定来看,美国对于国家安全首要威胁来源的判定依据,主要为对方的能力和意图。一方面,从实力评估的角度,判定相关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可能带来的威胁,其基础在于对评估对象的国家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与战略行为的评估;另一方面,从意图评估来看,美国对安全威胁的界定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评估对象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有重要的影响。美国对于安全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假定,就是基于“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成为安全威胁对象。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在大国战略竞争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之间徘徊。

   中国的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安全状态”范式,中国重点关注的是对于国家安全状态的现实威胁与挑战。这种挑战既可以来自于某一特定行为或势力,如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的国防系列白皮书中,均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分裂势力看做是对世界和平与中国国家安全状态的挑战。基于此,中国在安全形势的论述中,一般从对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安全形势的描述开始,继而将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状态的重要因素梳理出来,包括对国际安全形势和中国周边局势的基本判断等。例如,在2019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归纳为“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亚太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多个层次,尤其关注美国单边主义的战略举动和中国国土安全面临的威胁,同时突出新时期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与美国的安全威胁的具体界定不同,中国对于安全威胁与挑战的阐述,可能是具体的国家,也可能是地区的安全局势,或者是具体国家的特定行为,如美国的对台军售、日本的军国主义行为等。中国界定国家安全挑战,重在辨析清楚对中国国家安全局势现状产生影响和挑战的各种因素,同时系统阐述中国倡导的安全原则、中国呼吁的理想安全秩序以及愿景。

  

   中美国家安全观差异的具体表现

   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基于两种不同的安全思维,美国强调安全威胁及其应对,而中国关注安全状态的威胁与挑战。这两种不同的安全范式,具体表现在安全维度、安全区分思维、安全措施和安全价值等领域有着系统的差异。

   (一) 安全维度的差异

   美国国家安全观传统上所针对的安全内涵是单维度的,聚焦于军事安全维度。这种威胁一般与外部强有力的挑战者与竞争者联系在一起,例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军事与科技、全球势力范围等领域开展了战略竞争。而后,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逐渐扩大,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到非传统的恐怖主义安全威胁,直接表现为“9·11”恐怖袭击导致的对美国国家安全观念和战略的调整。随着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来源,美国从关注国际或国外安全,转为重点关注美国本土国家安全以及外部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加之美国与全球联系中所产生的各种非传统安全议题对于美国自身的安全与认同的挑战增多,美国对于移民、技术扩散、能源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关注也逐渐增多。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对于本土安全与利益的强调,获得了国内的支持,体现了美国杰克逊和汉密尔顿学派的外交传统。美国国家安全观突出维护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也将一贯自诩的价值观、发展模式等内容归入国家安全目标之内。

   与美国侧重于强调军事安全相比,中国强调的是综合与总体国家安全,集中体现为2014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中国的国家安全构建为包含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最为根本的是政治安全,尤其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而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由此观之,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有机结合在一起,对于安全威胁与挑战来源的判断也不仅仅从军事安全威胁角度考虑,而是更为强调国内外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战。在国家安全体系中,中国的国家安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综合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与文化安全等多种范畴。

   (二) 安全区分思维的差异

   美国的安全思维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敌我思维基础之上。在不同时期,美国的“敌人”是不同的,从冷战时期的苏联,到后来的恐怖主义,再到如今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竞争对手,都体现了美国必须聚焦于塑造核心的安全威胁者。美国安全文化中对于敌我二元区分的基本原则,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例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以“民主”和“非民主”作为区分其他国家政体的基本标准,并以此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当然,基于双重标准,美国又经常遵循现实主义的利益原则,而非意识形态的标准。在对外关系领域,基于民主扩散的基本理念,美国的理想主义色彩较重,以威尔逊主义最为典型。

   美国的安全思维,体现为以对象国的实力与意图作为评判其是否对美国具有敌意或威胁的标准,进而,在确定安全的措施时,将消灭敌人作为获得安全的基本方式。这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不是共存、包容与相互转换的系统思维,美国的霸权行为具有国内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根源。

   中国的国家安全观是一种系统的安全思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就确立了不结盟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只根据事情自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的基本原则。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并不是建立在树立敌人、消灭敌人的理念基础之上。从1996年提出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到2014年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中国外交中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看,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基于合作安全的原则,强调的是求同存异,而非消灭异己。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并不是建立在明确界定中国国家安全的“敌人”的基础之上,而是通过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共同协商、互谅互让等“协商理性”的精神,化解差异与矛盾,寻求利益汇合点,通过合作获得共同利益,必要时可以将争议和矛盾搁置一边。从而,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其他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之间并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获益的。

   (三) 安全措施的差异

   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强调通过军事手段,通过战争等方式消灭来自国外的安全威胁。其一,战略军事的竞争。美国要保持自身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安全,所以在军事技术领域寻求创新,保持优势,从而维持战略上的威慑力和强制力。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展开了常规、核武器等领域的军备竞赛,这加剧了国际安全的紧张局势。其二,通过使用武力等战略打击手段消除安全威胁。美苏大国竞争是一种冷战的状态,在相关地区进行代理人战争等低烈度战争。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单边的军事行动,试图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配合相关的“民主改造”计划,塑造对美友好的地区力量。其三,通过联盟的方式加强美国的安全维护网络。联盟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支柱。美国通过建立世界性的军事网络,在全球实现战略利益维护以及安全威胁应对的目标。联盟以及军事基地的建设,为美国在全球维护军事安全奠定了强大的战略盟友支持。

   中国在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措施选择上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其一,中国强调政治与和平对话的重要性,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在领土边界争端、发展大国关系以及维护周边地区安全局势等议题中,中国一直倡导非武力的解决方式,也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规范。其二,中国强调结伴而不结盟,不以军事联盟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随着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以及对于联盟政策负面效应的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了不结盟的政策。如今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秉持非对抗性、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态度,通过建设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寻求政治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其三,合作化解分歧,获得共同安全。从新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试图向国际社会展示一种有别于西方霸权冲突安全观的和谐安全观,即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和平、合作作为共同的目标。中国强调并尊重国家之间的差异,以不干涉内政作为基本原则,寻求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共同点。

   (四) 安全价值的差异

美国安全价值的选择表现如下。其一,二元对立的价值。基于美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安全的价值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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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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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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