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 王一鸣 胡欣: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4 次 更新时间:2020-07-06 16: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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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刚   王一鸣   胡欣  

   内容提要: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关键词:中美关系;大国竞争;中美关系新范式;全球安全治理

   作者简介: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北京邮编:100020);王一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邮编:100872);胡欣,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南京邮编:210039)。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全面推行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将战略重点从反恐调整至大国竞争,宣告中国为美国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出台一系列旨在压制中国崛起势头和发展潜力的措施,挑起一场全方位的博弈,将中美关系推入战略“竞争的新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调整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根源在于中国的加速崛起及美国面对这一历史性现象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和恐慌。

  

   一、中美关系正在生成新态势

   在基辛格看来,国际秩序的重塑问题是对当代政治家的“终极考验”。就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而言,这种考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类似中美经贸摩擦这样的事件足以生成比毁掉欧洲的世界大战威力更大的重塑效应”,未来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经济全球化的延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将如何共存。

   (一)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是国际体系难以逾越的结构性樊篱

   按照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提出的命题:“由于不同社会的发展速度不均衡以及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变革对不同社会的优势偏好,世界大国的相对实力并非一成不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史深刻表明,这种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循环往复是推动国际体系更迭、国际秩序变迁和国家间关系调整重塑的主要动力源。按照现实主义理论,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永续博弈是这一过程的基本样态。在该理论的重要奠基人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看来,国家对权力的无一例外的追逐导致冲突和战争,当守成大国实力下降、新兴大国实力增强时,战争注定爆发。由于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内经济增长速率并不总是保持平衡,因而那些实力快速增长的新兴大国寻求与其不断上升的实力相匹配的权力地位和收益分配。历史上,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执着于打破凡尔赛体系,日本处心积虑突围华盛顿体系都是典型案例。按照现实主义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结构现实主义观点,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分布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两个单元,它们之间的竞逐博弈关系是结构赋予的一种客观必然,国家之所以陷入冲突乃是出于无可奈何的安全困境。“国家无法知道它们是否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安全,但它们却知道一件事情:一个拥有力量的国家比一个没有力量的国家要更安全”。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爆发的冲突主要源于国家对彼此战略意图不够确定,新兴大国寻求增强自身军事实力也许只是出于防御目的,但这种举动在守成大国看来,却是新兴大国意图颠覆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开始。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以审慎和节制为特点的战略目标往往会无限扩大,从保持制衡转向追求普遍的霸权,从相对安全转向绝对安全,并最终转向霍布斯式的绝对困境。

   在现实主义者眼里,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源自一种深刻的宿命论,只能通过一较高下实现权力的更迭,存在被先验注定的“修昔底德陷阱”。从历史上看也的确如此,例如英西海战、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先后使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树立了各自的战后霸主地位。维也纳体系的失败使得均势论在维护既有国际体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彻底破灭,新旧势力的历史进退场只能以激烈方式进行。然而历史在今天不可能被简单复制。其一,伴随着全球化体系、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层次和程度在不断加深,各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结构关系深刻交织、极其复杂,无法用简单的敌我二元关系予以说明。其二,成熟的外交和危机处理机制可以更清晰准确地传递政治信息,由错误认知导致的安全困境不一定必然出现。结构现实主义始终相信,只要各国明晰自身维护既有体系的基本意图,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还是能够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尽管所有革命性的国家都是不满于现状的,但不是所有不满的国家都是革命性的……关键在于准确区分仅仅在现存秩序内寻求变化的、目的有限的修正主义国家和目的在于推翻体系的革命性大国”。其三,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超高音速武器等的出现使战争的性质发生异变,战争已不再如旧时代那样是权力博弈的唯一工具。当代大国政治更为注重经济文化、盟友体系、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等不同层次的影响力构建,战争几乎沦为最后选项。综上,在当今世界的环境里,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如果相互把握得当,是无须通过战争一决高下的,更简单易行的办法是保持欲望的节制审慎和对权力的认同敬畏,通过和平共存、合作治理、互利共赢实现权力的和平合理再分配。

   (二)二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观与安全观的理念嬗变

   二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观、安全观的理念嬗变完美展现了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逐步生成的:

   第一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美建交(1945-1979年)。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层思考从“谁丢失了中国”发展至“新中国是谁”,完成了对中国“体系敌对国”的身份界定。二战甫一结束,美国希望将中国纳入西方民主国家阵营,计划通过扶蒋反共将中国塑造为与苏联对抗的战略前沿。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彻底放弃这一意图,按照美苏结构性对抗的大的战略布局将中国由朋友转变为敌人。冷战初期,中国台湾地区作为美国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前哨”存在,中国则被美国视为苏联权势在亚洲“可靠的战略延伸”。这一时期美对华战略观、安全观的核心特征是完全敌视、拒绝接触,中国始终位于美国遏制战略亚洲包围圈核心位置。

   第二阶段是从中美建交到冷战结束(1979-1991年)。在美苏冷战对抗最高峰的20世纪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石油危机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瓦解,美国在军事、安全上处于劣势,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美借机开始考虑重塑中美俄三角关系,利用中国制衡苏联。由于中美战略利益出现趋同,美国开始调整对中国的身份认定和战略、安全观念,直接结果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签署和发表,横亘于两国安全困境中心的台湾问题出现和平解决的曙光。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调整工作重心、搭建经济基础的关键时期,美国放松了对中国的遏制,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建构周边地缘环境等战略性质的修正与调整给予默认,客观上对中国快速发展经济、恢复壮大国力起到助推作用。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后至今(1991年至今)。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力快速崛起的时期,伴随对这一现状的不同认知和判断,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战略观、安全观经历了多轮起落。克林顿政府早期,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个核心目标:增强美国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繁荣、促进海外民主与人权,强调继续在世界上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在美国的核心利益地区确保和平稳定,扩大自由市场和民主板块范围。相应的,克林顿政府判断中国会跟随苏联出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崩解”,因此在执政之初对华主要考虑是“以压促变”,迫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经济市场化带动政治多元化,最终以西方民主和人权标准演变和改造中国。这一战略失败后,克林顿迅速将方向调整为“接触”,认为“如果我们同中国接触而不是自我孤立就可能影响中国选择的道路。”在这一战略引导下,美国对中国突破经济封锁、融入国际市场体系给予支持,并在台湾问题上实施“模糊战略”,并不明确在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双方之间就安全问题选边站队。此时的美国坐享冷战胜利后的“历史假期”,对自身拥有绝对自信,尚未将中国界定为“挑战者”。

   小布什执政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得势,国家安全观也相应调整。其根本判断在于,冷战后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没有结束危险和混乱的世界,是靠强权而非法律来治理的世界”。美国对外政策由此前过度关注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取向问题,转向重新聚焦盟友体系和军事安全。在对中国的判断上,小布什一上台就埋葬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将中国定义为“可与美国相匹敌的战略竞争者”,实行“预防性遏制”;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对台军售、宣布保护台湾地区,甚至把中国列为“潜在核打击对象”。但这一剧烈转向维系时间较短,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被“锁进文件柜”。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恐怖主义列为首要威胁,要求实施国防转型,积极发展军力,威慑和击败任何可能的对手和威胁,确保美国的全球利益和霸权地位。由此,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定位也调整为“利益攸关方”,逐步转向推动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要求中国“负责任”,作体系中的“现状国”而非“修正国”。

奥巴马时期,美国再次作出重大调整。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全球共同危险置于地缘政治博弈之上,同时判定美国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下降。此后,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有限权势”和战略紧缩,明确推动减少海外驻军,同时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推行“亚太再平衡”,并通过商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多项双边安全协定形成以经济、政治、安全、价值观为支柱的全体系性亚太战略,对中国的战略提防和限制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大幅提升。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之后,“修昔底德陷阱”的提法开始在美国战略界流行,而中国同期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议始终无法得到奥巴马政府充分认同。美方声称乐见中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但前提是中国必须与美国一道发挥作用,遵守各种国际规范,并与美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保持一致。可以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美国的“权势冲击”已经开始引发美国政界、学界的忧思,并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观、安全观和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等系列战略文件,自九一一事件以来首次把美国的战略目标从打击恐怖主义回调至聚焦大国竞争博弈,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位列美国三大类别战略挑战之首(后两类分别为伊朗、朝鲜等“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而在“战略竞争者”当中,中国又排在俄罗斯之前,这就为美国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战略提供了理念基础。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先后于2018年10月4日和2019年10月24日在位于华盛顿的哈德森研究所、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两篇对华政策演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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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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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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