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走向——理论框架、动态比较与应对之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3 次 更新时间:2020-06-20 22: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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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常客,它不仅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冲击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还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产生深远影响。比如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有学者认为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的衰退,还埋下了几百年后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种子。最近几十年,中国也经历了大小不一的几次疫情,每次疫情的发生都给人们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伤害,对经济产生或大或小的冲击,但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同时疾病也深刻影响了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迁,间接推动了各方面的反思和进步。“新冠肺炎疫情”是2003年“非典”之后发生的又一次重大疫情,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在长期也会对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比如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进程、社会治理体系,乃至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与17年前非典时期相比,如今中国经济体量更加庞大、结构更加复杂,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韧性更强,比如在线产业对线下经济的替代,但脆弱性和风险也在增加,比如全球产业链分工更加精细和分散,对杠杆率和金融市场的依赖度更高。

   因此,分析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应该构建一个更加丰富的理论框架,结合卫生经济学、宏观经济波动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三大领域,动态比较过去的历史经验,从宏观总量、中观结构和微观行为三个层面全维度扫描冲击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注意当前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过高的杠杆率、脆弱的宏观流动性和容易“交叉感染”的全球金融市场,这些都是容易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地方,对于防范疫情期间的次生风险至关重要。

  

  

   疫情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要系统深入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需要构建疫情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从当前既有的经济学思想和工具来看,首先需要将卫生经济学与宏观波动理论结合,分别研究疫情的原生冲击和次生冲击。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仍然在推进过程中,对疫情冲击的反应也与其他国家不同,整个分析框架还需要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发展了半个世纪的比较成熟的学科,关注的是如何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卫生和健康问题。在卫生经济学的框架内,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至少要覆盖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一种传染病,疫病危害的是公共健康,带有非常明显的负外部性。所以对疫病的防控和诊治,应该是一个公共产品或至少是一个准公共产品,这就涉及超越私人利益的边际成本和收益问题。二是疫病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对整个卫生产业和经济体系来说是一个突发的外生冲击,还需要把时间因素和冲击产生的连锁效应、网络效应和次生风险考虑在内。三是卫生经济学中的疾控管理,是一个涉及信息摩擦与传播、行政管理效率与层级博弈等问题的复杂现象。从现实情况来看,对经济最大的冲击往往不是疫情本身,而是防控疫情的措施及效率。四是传染病无国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传染病很容易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

   由于影响面非常大,所以对疫情经济学的分析,不能仅限于卫生经济学的范畴和框架。在分工日益精细、产业链和供应链日益紧密、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代经济体系里,疫情冲击范围覆盖了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是长期而又深远的影响。对于疫情经济学的分析,至少需要融合以下三个学术领域。

   (一)卫生经济学中的传染病及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理论

   卫生经济学将人们的生命健康作为一种产品和服务,研究的是卫生医疗产业的供给、需求和管制等问题。健康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体系主要是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既包括私人医疗机构,也包括公共卫生部门。疫情具有爆发性、传染性的特征,对它的防治与一般的卫生医疗产品不一样,更多的是站在公共卫生安全的视角,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私人医疗产品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卫生经济学框架内的疫情经济学分析,主要包括对传染人数的测算、持续时间的预测、公共卫生政策的设计、医疗资源的生产和配置、疫情防控成本和损失的测算等。比如疫情会造成劳动力的病亡损失,美国联邦机构会采用统计生命价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VSL)进行测算。疫情防控是一个消耗大量医疗卫生和后勤保障资源的国家行为,一般来说会带来政府赤字的提高、卫生医疗行业的需求扩张、对其他行业的替代和挤出等,这些都需要在卫生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全面分析。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外生冲击与经济波动理论

   疫情的爆发对宏观经济来说是一个典型的外生冲击,当前的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外生冲击的理论和方法已经非常成熟,一般来说可以在总供给-总需求框架内进行简单直观的分析。由于产出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变量的函数,疫情的防控措施无论是劳动力人群的传染,还是在隔离条件下延迟开工,其实都减少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导致产出的收缩,总供给曲线会向左上方位移。同样,疫情期间的总需求也会受到抑制,人们无法像正常情况下一样进行消费和投资,总需求曲线也会向左下移。这样总供需的下降是难免的,价格的变动则取决于总供需曲线的位移程度和两者的价格弹性。对外生冲击更加技术性的分析框架是真实商业周期理论(RBC),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DSGE),该类模型将居民、企业、政府等部门的最优化行为考虑在内,分析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及金融市场同时实现均衡时的状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DSGE已经升级到了非常复杂的阶段,引进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仿真技术,成为一些国家央行进行政策决策的重要工具。采用DSGE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以量化计算在外生冲击下经济均衡状态的偏离程度及脉冲响应过程。DSGE考虑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可以量化测算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但缺点也很明显,比如假设不符合现实,参数估计不够准确,函数的设定过于“形而上”,模型太复杂不容易求解,又或与现实相差太远,缺乏实际指导意义甚至产生误导,数据的获取比如资本存量的测算很难做到准确等。这次疫情中的现实状况比较复杂,很多结构性问题在DSGE框架内难以量化模拟,所以笔者在总供需框架内进行定性综合的分析。

   (三)针对中国现实的发展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理论

   对现实的分析不能只限于形而上的模型,还要考虑中国当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社会所特有的动态性、结构性特征。首先,中国仍然是一个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2019年GDP同比增速达到6.1%,总量已经达到99万亿元,在这个总量规模上依然保持6%以上的增长率着实不易,同时也意味着面对重大外部冲击的反应可能更加强烈。疫情的爆发会影响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引发经济、金融等种种次生风险。其次,最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断在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大的变化,消费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投资和第二产业,因此对疫情冲击的反应和修复也会表现出与以前不同的特征。再次,中国经济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增量贡献最近几年保持在50%左右,中国经济受到疫情冲击会严重影响到全球经济,同样全球经济的下行又会对中国产生“反噬性”影响,这是一个“中国-全球”通过贸易网络和产业链相互强化的过程。最后,从长远来看,我们还需要考虑中国特有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在此背景下疫情产生的结构性、体制性冲击会给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所以,考虑到当前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结构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紧密程度,疫情冲击的经济学分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系统分析框架。我们把疫情爆发后的冲击分为原生冲击和次生冲击,前者是指传染病毒对人(劳动力)的生命和健康的损害,后者是由于采取防控措施——比如隔离、减少公共交通、停工等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笔者将冲击的简单过程和研究内容综合起来构建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疫情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在这个大的综合性理论框架之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传导,既有短期冲击,又有长期影响,既抑制了实体经济的供需,又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具体传导路线见图2,其余部分的分析主要是在这个框架内展开。

  

  

   图2 疫情对经济冲击的传导图

  

  

   纵向的动态比较: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冲击的特点

   比较分析是研究疫情冲击后果常见而实用的一种方法,通过对标过去发生过的相似疫情事件,选定相似的传导路径和参数对当前的经济后果进行比较和测算。对本次疫情的分析可以用2003年非典时的情形进行对比,会得出一系列相对乐观的结论。但是需要认识到,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与2003年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此在进行比较分析时,需要用动态的视角重点研究当前结构性变化引发的不同后果。17年间,中国经济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超级经济体。根据复杂经济体进化理论,一个经济体规模越大、结构越多元、变量越多,不同单元和层次之间的关系越复杂,对外部冲击产生的后果往往会越不确定。一方面经济内部的韧性的确是增加了,另一方面在某些环节可能更加脆弱,这取决于进化的结构基础是否牢固。所以分析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必须站在一个复杂经济体系应对外生冲击的动态比较视角,在疫情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从总量、边际和结构等多个层面进行类比和差异分析。具体来说,与2003年的非典情形相比,当前我国的经济体系至少在以下七个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

   其一,在卫生经济学视野内,本次疫情的爆发更加突然,传染性更强,经济体系对冲击的缓冲时间和空间都相对不足。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从爆发的情况来看,相对于非典病毒,它的传染性、隐蔽性更强,检测难度更大,因此影响范围更广,特别容易集中在某个局部地区爆发,对重疫区造成巨大的负担。根据卫生经济学相关模型,这种突发性传染病在爆发初期会大幅增加医疗需求,但供给端的医疗卫生企业又受到技术和产能制约,因此会造成公共卫生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加上恐慌预期的正反馈强化,很可能导致在某些重灾区发生医疗资源的抢购和挤兑。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失灵”现象,在非典时期基本没有发生,这意味着政府对本次疫情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预算以保障防控政策和措施的落实。

其二,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疫情冲击国内后会显著影响全球经济和产业链。根据wind数据库进行的测算,2003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4%左右,现在这个数值已经上升4倍,达到16%。(见图3)根据麦肯锡研究院的研究,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指数从2000年的0.4,上升到2017年的1.2。全球几个重要行业的产业链,如计算机、电子电气设备、纺织服装和家具等,中国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在采掘业、化工、造纸和农业等行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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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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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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