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政治”的再发现——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韦伯思想发展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6 次 更新时间:2020-06-14 1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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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这就是我们的中心问题。这其中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精神的原因。我们将先讨论前者,这是属于国家经济的范畴,因为在性质上也是受政治制约的。但与‘精神’原因一样,都出于中国的领导阶层——即官员阶层和官员候补阶层(满大人)——的特性……”(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102-103页;I/19:217218)

   (22) 这一目录结构在韦伯大幅度修订《儒教与道教》将之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时发生了变动。

   (23)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71页(I/19:179)。“与国家官职的关系对于该阶层的精神性方式始终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第171页;I/19:292)参见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206、236、284-287、291-292页(I/19:331,361,417423,430)。

   (24)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156、96-97页(I/19:279,201)。

   (25) 参见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篇;韦伯:《古犹太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尤其见第一篇第一章《前言:犹太宗教史的社会学问题》。

   (2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3页(I/9:154)。

   (27) 韦伯:《对拉什法尔的第一次回应》,I/9:575;参见Schluchter,“Einleitung,”I/9:47。戈什认为应该指的是写作该文的1909年之前的12年,即1897年。参见Peter Ghosh,Max Weber and theProtestant Ethic:Twin Histor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4,p.12。

   (28) Schluchter,“Einleitung,”I/9:4.

   (29) 韦伯:《一般(理论)国民经济学课程》(Allgemeine [theoretische] National?konomie:Vorlesungen 18941898),III/1:194,200203,208,559561,364370。

   (30) 韦伯:《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三十章(III/6)。

   (31) 韦伯:《一般(理论)国民经济学课程》,III/1:505525,544,560。

   (32) 韦伯:《经济发展进程》(Der Gang der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I/4:846852。

   (33) Ghosh,Max Weber and the Protestant Ethic:Twin Histories,pp.1719.

   (34) 韦伯:《一般(理论)国民经济学课程》,III/1:565572;并参见韦伯:《国民经济学史课程(1896)》,III/1:676702,特别见第693页以下有关经济个人主义及其批判。

   (35)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译,三联书店,2018年,第100-101、108-109、112页(I/4:558559,565566,568)。

   (36) 在1904年为申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这份期刊新编辑方针而撰写的文章中,韦伯回顾期刊的研究取向指出,该刊的各项研究最终都汇聚为一项课题:“对所有由我们文化的经济基础的独特性所创造的,并且就此而言现代特有的文化问题。”因此他主张:“我们现在将科学地研究人类共同生活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在社会经济结构上一般的文化意义当作我们期刊最固有的工作领域。”无论作为“文化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社会经济学”,都会“致力于探讨种种的社会关系”,关注“我们社会性的文化生活中现实作用的,也是个体性的形态”,但主要会从社会经济的“片面”角度入手分析。《新教伦理》同年就发表在这一期刊中。参见韦伯:《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载《韦伯方法论文集》,张旺山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89-198页(I/7:165178)。

   (3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8,255-256页(I/9:266268,编者认为“下文”可能指的是I/9:387389,《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5-167页有关清教“反权威的禁欲倾向”的论述;对比I/18:288291)。韦伯在修订时,还特意加上“但这样的教会本身却并不具备加尔文宗所具有的那种心理力量,能唤醒建立共同体的开创性,并彻底赋予共同体以这种力量”(I/18:289)。

   (38) 我们在下面的梳理,参考了I/9:9096列举的文本证据(尽管我们对这些证据的理解有些不同),并借助了克劳斯·里希特布鲁(KlausLichtblau)和约翰内斯·怀斯(Johannes Wei?)编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Geist“des Kapitalismus”,Winsbaden:Springer,2016)的版本,以简明的方式标注了两版比较重要的文本差异。

   (3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1-22页(I/9:140,编者认为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未再讨论这一问题;对比I/18:148)。

   (4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7页(I/9:160)。

   (4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54页(I/9:248)。韦伯在下文确实两次在注释中引用过该文,并给予很高评价。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175页(I/9:362,412)。而在第一处注释接下来提及考茨基有关“共产主义异端派”的理论时,初版也预告“请见下文”(erst sp?ter),修订时改为“将在其他机会处理”(对比I/18:406407)。

   (4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9-90页(I/9:269270,编者认为整个第二部第二章都是这里所指的“下文”;对比I/18:294)。

   (4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58页(I/9:269270,对比I/18:293)。

   (4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91页(I/9:273,对比I/18:300);参见第265-267页长注的讨论(I/9:308310)。

   (4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99页(I/9:287,对比I/18:19)。

   (4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9页(I/9:298,对比I/18:334335)。

   (4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8页(I/9:318,对比I/18:358)。

   (4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2页(I/9:326,对比I/18:370)。

   (4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5页(I/9:330,对比I/18:358)。

   (5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9页(I/9:336337,对比I/18:377)。

   (5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9页(I/9:337,对比I/18:378)。

   (5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9-130页(I/9:337338,对比I/18:378)。

   (5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4页(I/9:345,对比I/18:387)。

   (5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9-140页(I/9:356,对比I/18:400401)。

   (5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2页(I/9:359,对比I/18:404)。

   (5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56-157页(I/9:381382,编者认为此处的“下文”指的是I/9:398,《新教伦理》第166页有关清教“反权威的禁欲倾向”的论述,对比I/18:429430)。

   (5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4页(I/9:393,对比I/18:443444)。

   (5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7页(I/9:399,编者认为此处的“下文”是指《新教伦理》第178-184页;I/9:415420,对比I/18:451)。

   (5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8页(I/9:400,对比I/18:452)。

   (6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70-171页(I/9:405406,对比I/18:459460)。

   (6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80-281页(I/9:402403,对比I/18:455457)。

   (6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74页(I/9:411,对比I/18:465)。

   (6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53页(I/9:374,对比I/18:421)。

   (6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76页(I/9:412413,对比I/18:467468)。

   (6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78页(I/9:415,对比I/18:471)。

   (66) 根据韦伯的方法论原则,社会科学或文化科学要从文化生活向我们展现的社会现实无限丰富的杂多中寻找“值得认识”的部分,从文化兴趣“特别选取的视角”出发,区分“重要的东西”和“不重要的东西”,“将现实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与普遍的‘文化价值’联系起来,然后再将那些对我们而言有意义的关联(die Zusammenh?nge)找出来”。理解韦伯对《新教伦理》的文本修订需要遵循同样的方法原则。参见韦伯:《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第196、207页(I/7:174175,189190)。

   (67) 一个示范性的例子出现在《新教伦理》第一部第三章的初版文本中。韦伯在讨论路德的职业概念时,提到“下文”还将处理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宗教伦理,在这里提及神秘主义,只是为了将之与路德的立场相比,以彰显路德宗的某种“落后”。韦伯专门在注释中说明:“本章全部的‘下文’(sp?ter)始终指的是,在对清教的职业概念进行描述后,那些追溯其历史源头的地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63页;I/9:208)。这一注释提示我们,韦伯的上下文线索通常表明,韦伯在处理有关问题的关联上有所考虑,但并不一定此时已经明确了“下文”的具体文本位置。在修订时,此处的“下文”与有关注释都被删掉了(I/18:247)。

(68)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导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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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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