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个思想史的角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5 次 更新时间:2020-06-11 23: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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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  

   李泽厚从康德、马克思、孔子及中国传统思想中提炼出结构性的理论问题,其洞见与盲点都是我们思考理论的中国问题的起点。李泽厚的思维视野始终是普世性和普遍性的,但他晚近的思考却更多聚焦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方面。假如他认真思考西方后学对普遍与特殊的历史化和元批评的路径,或许会让他的历史本体论的“同心圆”走向更广阔的思想空间。尽管李泽厚在西方后学理论门前止步,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他与后学的思考路径、方法和范式,尤其是福柯话语范式的诸多相似之处。李泽厚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思想体系为傲。其实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不一定是什么本体论的体系建构、宏大叙事,而是历史化的思路,即一切从历史出发、一切以历史为圭臬的根本路径。这就是李泽厚的“理论方法”,也是产生和思考“理论的问题”(中国问题,日本问题,俄国问题,等等) 的路线图。从康德、马克思、孔子到李泽厚,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路线图。或许,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福柯-李泽厚范式”,比较福柯与李泽厚思考路径的异同,由此有助于制定思想史的新路线图,即李泽厚所提出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的思路。

  

   文艺理论的历史路线图

   从历史化、元批评角度思考理论的中国问题,一方面需要做纵向的历史化的叙述,一方面要寻找理论关键词,即福柯-李泽厚式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历史叙述与寻找关键词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的双向任务。目前有关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史的论著已经有许多。这些历史叙述的理论预设或“元叙述”(或曰“宏大叙事”)、其产生的大历史背景、思想与学术的语境,都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理论的历史化与元批评的思考对象。其实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寻找关键词或制造概念的任务,也是一种“元叙述”的建构。希望这种建构是一种自我反思式的建构,是不断将关键词或概念历史化、语境化的过程,是自觉的元叙述建构,是元批评的重要部分。在拙著《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我提出寻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想的结合点,即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莫斯科加延安的模式。这是我做的一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审美和意识形态历史脉络的梳理。这也算是一种制造概念、提供视角、建构元叙述的努力,或者说是思想路线图的探索。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写作迄今的二十多年间,我更多关注1949-1978年(所谓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以来(后四十年)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变迁,思考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莫斯科-延安—北京”模式或历史脉络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现代史和思想史的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而笔者主要关注的则是文艺理论的历史脉络,是一个学术史的问题,通过文艺理论的历史化和元批评,来做思想史的思考。反之亦然,希望通过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文艺理论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笔者始终把文艺理论视为一个“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台湾译为“论述形构”)。话语构成是福柯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关键概念之一。而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在我看来是思想史、概念史研究的有效方法。这个方法探寻的,是思想、理论的话语在形成过程中,与其他的权力结构与机制的复杂、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关系,而不是传统的思想史以经典及其权威诠释为主线、清晰而连贯的历史叙述。这种思考有三个层次:大历史、思想史与学术史。大历史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综合演变。思想史以及学术史处于大历史语境或背景中,但并非跟大历史构成同心圆。三者间具既有关联、又有断裂的多元多重关系,姑且称为历史叙述的多重折叠。我们可以从这多重叙述中,找寻大历史的关键时刻(conjuncture),从而把握思想史、学术史与之的相互关联,以探究问题所在。“关键时刻” 指的 “是社会矛盾激化、集结、凝聚的时刻, 是社会各种力量通过不同的实践(包括斗争和谈判妥协)来谋求暂时的力量均衡的时刻……首要问题是:我们从哪一个关键时刻转向另一个关键时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语境中,把握新与旧、相似和差异、有机和随机元素间的平衡?”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各自的关键时刻,都具有矛盾激化、集结、凝聚的特征,也即福柯关注的话语构成的断裂、关联的极为复杂、矛盾、多元和多重的关系。

   拙著《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中文版前言提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之外还有一种是苏联模式或莫斯科模式,力图找出一条现代化不同选择的道路。但在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模式没有真正跨越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窠臼。笔者认为,这个时候延安模式就有一点别出蹊径的样子。毛泽东设想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一个产业工人领导的都市暴动的道路,而是一条农民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的资源是农民和文化,他是靠农民和意识形态来实现中国革命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中国革命用了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主要指农民革命军,笔杆子是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一点看起来与西方模式完全不同,跟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也不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很苦恼,陷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之间。他们一方面批判西方和苏联模式,找寻现代性道路之间的区别,但没有成功。最后他们发现了毛泽东。他们认为经济决定论、国家主义是导致斯大林模式走向僵化的原因,所以他们从文化、审美、意识形态,从精神层面来找寻出路。就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找到了毛泽东。

   这里涉及的既是大历史,也是思想史和学术史,关注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北京模式在时间上是指1949年建国后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变迁,跟莫斯科-延安模式有延续性,但我更关注三者之间的差异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模式”的说法并不准确。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复杂、千变万化、充满矛盾冲突和偶然随机性的历史轨迹,而非固定不变、一元统一、逻辑清晰、结构严密的模式或范式。或许用“道路”来描述更为贴切。历史的轨迹、历史的道路和脉络,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探索是从学术角度,来呼应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笔者关注的重点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理论与实践,文艺理论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我实际上是把文艺理论视为打开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之门的一把钥匙。当然,这并非唯一的钥匙。因为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有许多扇门和许多路径,或者说有许多关键时刻。因此,需要很多把钥匙、很多条探索路径、很多张路线图。“道路”和“模式”的纵横坐标,之间具有很大张力和模糊性。“道路”实际上极其艰辛曲折、头绪繁芜;“模式”却力图体现方向性、目的性、规律性。二者互鉴,亦或有助于厘清思路。

   我们能否绘制一张文艺理论脉络的莫斯科-延安-北京路线图?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近年来, 笔者一直在国际学术界跟各个不同领域(后学理论界、哲学、史学、政治学和中国研究等)的学者探讨这个话题,也邀请了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一道探讨这个跨学科、跨国界的大话题。囿于篇幅,本文只有点到为止,惟此希望在中文学术界与中国学术同仁一道,来共同探讨这个话题的可行性。

   从大历史角度而论,莫斯科模式是指中共早期初创时代(1921-1936),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中共主要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令和引导,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立理论和实践。不过中共早期领导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都是五四运动的左翼文艺思想领袖。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受到他们的高度关注,乃是顺理成章。延安模式是从中共建立陕北根据地直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时间(1936-1949),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从抗战(1937-1945)到国共内战(1946-1949),直到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指令,确立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1940年代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重要经典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文艺、民族形式的情感表述开始,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定都北京之后,毛泽东始终在革命与建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两者之间选择。

   中共早年的革命理论与思想多半来自苏联。作为一个初创期的革命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推动土地革命,并与国民党开展政治和军事斗争。文艺领域里的革命主要是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以鲁迅和左联为主。通过共产国际直接传输的莫斯科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和理论并不多,也未成为当时中共关注的主要方向。托洛茨基有一套文艺革命的理论,但未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上海的左翼(鲁迅-胡风等)似乎对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感兴趣。在这个阶段,瞿秋白的思想则代表了中国革命关键时刻的转折点。瞿秋白具有三重身份:一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二是深入莫斯科模式内部的一线中国代表和中共领导人,三是政治革命低潮时上海左翼文化的主将,他与鲁迅是亲密的盟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核心部分,就是讨论瞿秋白和毛泽东的莫斯科-延安模式。瞿秋白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五四”的道路、全盘西化的道路、以及莫斯科模式,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中国必须要走大众化的、本土化的、农民的道路,要走农民的军事与文化双重革命的道路。只有改变农民的思想,中国革命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这就是瞿秋白最后达成的一种认识。后来,毛泽东将之发挥成一整套的革命战略:以革命意识形态来发动群众(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毛泽东与瞿秋白的双重变奏,才有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延安模式。民族形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延安模式的文艺革命的核心。

   文艺革命、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在建国后被反复强调和突出,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文艺承载了远远超过文艺本身的情感表述、人文培育和娱乐性情的功能,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核心。文艺既是达到目标的工具(服务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又是目标本身(塑造革命理想)。文艺领域的北京模式,就是指1949年建国后文艺在革命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尤其在“文革”时期,意识形态革命远远超过了经济建设的任务。不过从思想史、学术史角度来看,北京模式(主要是毛泽东时代)并非一元统一体。其中起码包含了1)“五四”以来左翼城市(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鲁迅-胡风的脉络);2)延安的革命和民族形式、植根乡村的农民文艺;3)苏联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模式;4)国统区城市遗留保存下来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与实践。凡此种种,极为复杂多样。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经典的延安模式,在建国后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文艺创作与理论的指导模式。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所推动的国家体系的建构(大学学科设置、文艺作品的创作、出版和批评等),基本以苏联模式为圭臬。这跟当时所采取的向苏联“一边倒”,实施计划经济国有化体制和社会治理一元化的大政方针是吻合的。俄国的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科夫)、普列汉诺夫文艺观、以及苏联时代日丹诺夫的文艺理论、苏联的学科设置、学术范式、教材编写等,逐步成为中国文艺文学(包括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美学研究)的主导模式,影响极为深远。按照莫斯科模式,除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之外,还对包括所有的西方文艺思想、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等做出鉴别、分类,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限的内部介绍和批判。虽然中苏分裂和“文革”时期基本否定了莫斯科模式,但在理论预设、话语建构、学科范式、教材编写、理论研究与批评这些更为根本的深层结构性层面,均可看到莫斯科模式的影响。

就以《讲话》为例。《讲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但通过对其不同时期版本修改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最终权威版本,是根据苏联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做了重大修正的。毛泽东《讲话》原稿认为,自然形态的文艺原料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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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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