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 蒋碧薇:宫体诗与汉魏六朝赋的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 次 更新时间:2020-06-03 10: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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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旭   蒋碧薇  

   内容提要: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赋关系紧密,汉魏六朝赋却对诗歌产生着较大的影响。萧统《文选》首选者是“赋”,而且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由此可知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蔡邕《述行赋》影响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山水赋影响山水诗;汉魏六朝赋影响宫体诗。但是,受汉魏六朝赋影响的宫体诗,与汉魏六朝赋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悖论:“劝百讽一的悖论”“德与色的悖论”“评价体系上的悖论”,这使宫体诗吃尽了苦头,承受了千古骂名。但也收获了意义:即在原来“不相容”的不同的体裁中,开启了对同一种美人主题的试验;并把赋大量铺陈的方法入诗,改变了诗歌比兴的结构。在齐“永明体”以后,开创出属于萧家“东阿王”宫体诗的事业。

   关 键 词:萧纲/宫体诗/汉魏六朝赋/悖论

   作者简介:曹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碧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诗品》《文心雕龙》文献研究集成”(项目批准号:14ZDB068)、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项目、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一、从美人赋到美人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赋关系紧密,汉魏六朝赋对诗歌产生着较大的影响。萧统《文选》首选者是“赋”,而且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由此可知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当时文人看重辞赋的文体价值观。

   汉字的形、声、义可以把文学推向最美的极致,因此,对称的文学和有音韵的文学——“辞赋文学”的地位,从产生以来就显得非常重要;加上后起的骈文,笼罩文坛,并对数百年间的其他文体,特别是诗歌,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巨大的影响。本文即以“美人赋”为考察对象,梳理它们对宫体诗的吸引和由此产生的艺术和伦理上的悖论。

   宫体诗的审美特征,除了从南朝乐府民歌中来,与流传在江南水乡的乐府民歌相表里;作为一个美学链条:从建安风骨美——田园美——山水美——咏物美——歌颂人体美合理的继承和发展以外,在很多方面,都来自于汉赋的遗传。

   因此,汉赋传统,诸如“劝百讽一”的传统、“德”和“色”矛盾的传统、抒情小赋的描写传统,原来在赋里的一些特色印记,都一点一点地复制在宫体诗中,形成宫体诗特殊的诗学体质。这种特殊的诗学体质,既使宫体诗成为一种“新变”体,同时又兼骂名,让历史记载和理念处于万劫不复的矛盾之中。

   写诗用“赋、比、兴”的方法,是《诗经》经典的总结。而把诗和赋不同的文学体裁糅合在一起,让抒情的诗和体物的赋互相交融,打破界限,打破分工,在诗的言简意赅和赋的过度铺陈,在简洁和繁缛、内敛和张扬之间做平衡,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诗、赋交融”的写作方式,在宫体诗之前的曹植就进行了。曹植本来就是诗赋兼善的大家,又受到蔡邕《述行赋》的影响,在他的代表作《赠白马王彪》里:一边行走,一边写景,一边议论,一边抒情。以后杜甫也承继传统,如杜甫的一些“述行诗”,《北征》《咏怀五百字》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他们用的只是赋的铺排的写作方法。曹植的《南国有佳人》和杜甫的《佳人》都是比兴而非写实,完全没有宫体诗人遇到的政治承担和道德风险。而萧纲想做的,是把“美人赋”搬到“美人诗”中,来一个“诗赋结合”,情况就不同了。

   虽然写作宫体诗不是旧道德的松弛,而是新道德、新观念的引领,但有些鸿沟还是难以跨越,有些悖论还是让试验者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二、诗·赋“劝百讽一”的悖论

   在赋中,可以有“一百”个“劝”诱的言辞,只要有一点“讽”谏的意思就够了。初意使人警戒,结果适得其反,但大家已经知道这种情况的可笑,并已习惯于赋的这种特权,这就是赋“劝百讽一”的思想模式和结构模式。

   在秦汉时期,《诗经》的意义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美刺讽谏是文学的根本功能。汉大赋的创作,同样是以讽谏的文学观作为指导思想的。但是,新出的汉大赋,最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使汉大赋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包含了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汉赋天生地继承了《诗经》讽谏的传统,这是其不可改变的基础和灵魂;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统一大帝国文化的进步,汉字被大量创造和衍生出来,出于对汉字的崇拜,利用方块汉字码文学,犹如秦始皇用方砖码长城,同是一件有功有德的事情——这是汉大赋产生的文化悖论之一。

   于是,大量的名词、方位词、形容词、动词被整齐、对称地码进赋里,码得赋见头不见尾,笨重得不能转身;码得赋的作者几乎忘记了还要讽谏,忘记了这篇赋原本是为了讽谏才写的。把原来要讽谏的内容、炫耀铺陈成了展示,以致读者读的时候,只沉浸在作者铺张扬厉的描写和纵横捭阖的挥洒上,也跟着作者的词汇去游园,看见无数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形象而兴奋与激动。等到看到末尾的讽谏,只有“百分之一”的比重,本来想讽谏、想劝阻别人去做的赋,现在客观上成了鼓励别人去做了。因此,大赋的体裁、文体特点与讽谏功能的悖论,最终形成了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模式。在汉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时代,汉大赋达到全盛时期,出现了标志性的人物“赋圣”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描写游猎的场面。夸张实事,连类并举,侈陈物象,全面铺叙,歌颂了大一统的中央皇权,当为宏篇巨制。在四千余字令人激动的铺排以后,至文章结尾,才说了几句要勤俭节约的道德教训。相信读赋的人想到的绝对是铺张奢侈,而不是勤俭节约。

   譬如,汉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作《大人赋》以讽谏。结果,赋中描写了“大人”遨游天庭,与真人周旋,以群仙为侍从,过访尧舜和西王母,乘风凌虚,长生不死,逍遥自在。武帝读了以后,非常高兴,好像自己也飘飘然飞上了青云,成了神仙。司马相如写《大人赋》的本意,是要劝止武帝不要好神仙,结果反而使武帝感到当神仙的快乐,更向往神仙的日子了。

   随着人们对司马相如以及对新出大赋的承认和赞美,这种“劝百讽一”思想模式和结构模式上的悖论,就成了汉大赋与生俱来的特点。

   宫体诗虽然是诗,不是赋,但在整体摹写、铺陈和思想结构模式上仍然受汉大赋的影响,也形成某种悖论。如《咏舞诗》:

   戚里多妖丽,重娉梦燕余。逐节工新舞,娇态似凌虚。纳花承襵,垂翠逐珰舒。扇开衫影乱,巾度履行疏。徒劳交甫忆,自有专城居。①

   诗的前面八句,对妖丽的美人作大肆的描写;美人歌舞的姿态、歌宴的场面,都描写得不遗余力。让人完全专注到对“逐节”“娇态”“凌虚”“纳花”“垂翠”“扇开”“影乱”等舞的观赏和对美人的爱怜上面。突然,最后两句一转:“徒劳交甫忆,自有专城居。”郑交甫,传为周朝人,有汉江遇游女的故事。西汉刘向《列仙传》:“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搴之,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佩。’二女曰:‘桔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即趋而去,行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眄生姿。交甫遇之,凭情言私。鸣佩虚掷,绝影焉追?”②这即是说,看到美女就想追到手,就像当年郑交甫一样徒费心机。

   “自有专城居”,指“你喜欢的美女早就有当大官的丈夫了”。这就是汉乐府《陌上桑》的情节,③在结尾部分罗敷对五马太守有辛辣的讽刺。但是,末两句再有“讽”的意思,别人感觉的,还是前面令人心荡神驰的描写。

   同一类型的诗还有《戏赠丽人诗》:“丽妲与妖嫱,共拂可怜妆。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问黄。罗裙宜细简,画屧重高墙。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长廊。取花争间镊,攀枝念蕊香。但歌聊一曲,鸣弦未肯张。自矜心所爱,三十侍中郎。”④也是同一结构。“三十侍中郎”也是《陌上桑》里的词汇和思想,而汉乐府《陌上桑》的叙事结构、语义结构和思想结构,也是受汉大赋思想模式和结构模式影响的,以致长期以来,读者对秦罗敷的出身、她的打扮、她那些名贵衣服的来源,她夫婿的地位、金钱,也抱怀疑态度,不自觉地上了“劝百讽一”的当。从这一意义上说,萧纲这类宫体诗受到汉大赋和汉乐府的影响,但最终是受汉大赋的影响。

   这种从“美人赋”到“美人诗”“劝百讽一”的写法,不仅是萧纲,在其他宫体诗人的诗里也存在。如何思澄的《南苑逢美人》:

   洛浦疑回雪,巫山似旦云。倾城今始见,倾国昔曾闻。媚眼随娇合,丹唇逐笑分。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劳使君。⑤

   狂夫是古时妇女对丈夫的谦称,以自己的丈夫来回击到处猎艳的使君。如纪少瑜《拟吴均体应教》:

   庭树发春辉,游人竞下机。却匣擎歌扇,开箱择舞衣。桑萎不复惜,看光遽将夕。自有专城居,空持迷上客。⑥

   再如萧纲《咏内人昼眠》:“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以及《戏赠丽人诗》:“自矜心所爱,三十侍中郎。”都是同一结构,整篇诗大写“色”,最后以“德”归结,遵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矩。萧纲不仅沿袭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礼记》的思想,把“德”和“色”完全分开,甚至把写诗和做人也完全分开。他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⑦

   “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是一个辩证的而充满理性精神的命题。有的文学史认为,“文学放荡论”是提倡描摹色情的理论主张,是通过淫声媚态的宫体诗以满足变态性心理的要求;有人认为萧纲是想把“放荡”的要求寄托在文章上,用写文章来代替纵欲和荒淫,是萧纲写宫体诗荒淫无耻的自白,这些说法都曲解了萧纲。其实,萧纲所说的“放荡”一词,是当时用得很普遍的概念。《汉书·东方朔传》中“指意放荡,颇复诙谐”,⑧《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⑨《世说新语》注引《名士传》中“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⑩都是指创作时感情大胆坦露、语言表达不受束缚、想象自由驰骋之意。

   这是萧纲告诫儿子萧大心做人立身先须“谨重”,写文章且须“放荡”。立身做人是第一位的,写文章是第二位的。“先须”和“且须”,在语义上亦有先后主次的不同。(11)尽管萧纲和其他宫体诗人恪守道德的底线,但不能挣脱“劝百讽一”魔咒。

   三、诗·赋“德”与“色”的悖论

   “德”与“色”、“道德”与“女色”,分别代表“社会礼义”和“人性欲望”,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从孔子的时代就不能统一在一起。

   孔子批评卫国国君卫灵公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2)当时卫灵公请孔子一起出游,准备了几辆马车,卫灵公自己和妻子南子坐第一辆车,他的臣子坐第二辆车,请孔子坐第三辆车,这是对孔子不够尊重的表现,所以孔子发了这句牢骚。说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追求,不如对女色和物质享受的追求。

汉代是奠定中国道德的时代,赋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主要样式,而且是铺张扬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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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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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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