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16: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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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了。一是,随着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机制、民主政治机制、国家意识形态机制和国民文化机制的形成和作用发挥,国民的整体性经由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乃至在国家框架下的“想象”而更加丰富,并具有更多的政治伦理内涵;二是,民族国家的各种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增强了国民整体的内在结合度,从而将民族国家形成时那种将“全体国民包括在内”而形成的集合式整体,发展成为“全体国民结合为整体”的有机整体形态,使国民共同体的性质得到巩固和升华,提升了国民的整体性;三是,民族国家各种机制的建立又进一步突显了“族”的现代国家形式,使其具有与王朝国家的民族完全不同的外表,体现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共同体。

   从民族国家国族机制演变的实践看,民族国家对国族的重塑和丰富,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把民族国家构建完成时作为前提的国族机制,朝着更加能够体现民族国家本质的方向加以拓展和深化,从而使这些机制更加具体化、功能化、整体化、制度化;二是,民族国家在基于自身特定政治人格而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将国族机制作为资源和手段来加以开发和利用,从而在原有的国族机制基础上增添新的内容,如建立国民教育机制、国民保护机制、领事保护机制等;三是,国家在发展到相当程度时,为了增进国民福祉而建立许多反哺国民的机制,如国民保障机制、国民福利机制等。这些机制最终都落实到国民身上并内化于国民之中,从而成为国族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这样的过程,国族机制本身也在逐渐地改变,其内容更加丰富、具体,结构更加完善、稳定,功能更加强大、有效,成为了一整套包含着权利性、身份性、组织性、整合性和文化性内容,并蕴涵着丰富的伦理价值的机制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国族机制的功能。

   就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在人口通过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而形成民族,并进而促成民族国家对王朝国家的取代后,民族国家所形成的各种机制又反过来对人口的国民属性、国民的整体属性产生深刻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国族机制的内涵。这表明,在“人口—国民—国家”结构中,既有“人口→国民→国家”的演变过程,也存在“国家→国民→人口”的反向运动过程。其中,“国家”这个环节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对“人口—国民”之间的联系产生深刻影响,使它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内在化也更加紧密,从而使国族机制更加巩固和有效。

  

   四、国族对现代国家的多重影响

   人类今天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国家是主导性的国家形态,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现代国家并“不是基于血缘的或地缘的自然关系纽带而形成的,而是基于特定的制度性安排而形成的,其出发点就是:通过一套制度体制将一定区域的人民整合为一个能够共享制度安排的统一共同体”。而且,现代国家“以现代社会为基础,以构成国家的每个人拥有政治平等的政治解放为历史和逻辑前提”。从一般意义来说,现代国家以现代社会为基础,体现为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并蕴涵着一套基于国家主权属于民族而形成的国家伦理。而现代国家的这些属性和特点,皆建立于一套完备的国族机制的基础之上。

   国族在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中逐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同时,也对民族国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促进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塑造着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属性,同时也对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有机体发挥了塑造作用,充分发挥了国族对于现代国家的支撑性和基础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国族机制的支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都是不可想象的。

   首先,国族塑造并体现着现代国家的本质。在民族国家被界定为现代国家的条件下,绝对君主国家就是典型的传统国家。现代国家“国家与民族结合”的本质,就体现为国家的主权由君主到民族的转移。通常所说的“主权在民”,实际上是国家主权由全体国民拥有,属于国民共同体。关于民族国家性质和特征的论述中被广泛援引的法国《人权宣言》第3条,强调的就是国家主权属于“nation”,即国民共同体。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还须通过国族的认同而获得合法性。“民族国家之所以拥有主权,是它承担了保护所有成员权利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归根到底来自于民族群体的认同。”

   其次,国族机制为现代国家的整个制度化机制体系提供支撑。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族国家的本质须由一系列的制度化机制来体现、巩固和保障,民族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来实现。而这一系列机制的建立和巩固,又需要通过国族机制来实现。其中,最根本的便是国民权利机制。随着国民权利机制的建立和完成,国民的公民身份日渐突显、权利意识日渐旺盛,从而推动了民族国家具体机制的建立。比如,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就与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所确立,并在国族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选举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再次,国族机制为民族国家通过民族认同而巩固自身构建了伦理基础。在君主制国家中,君主将国家视为私产,宣称“朕即国家”,统治者凭借强权来建立统治和服从关系,从而确立了以强权为核心的国家伦理秩序。民族国家则把国家的“民族所有”或“国民所有”性质展开为一套建立在国民权利基础上的制度体系,将国家的人民主权转化为民族成员即国民基于自身权利而对国家的接受和拥护机制。于是,民族国家便将国家的道义合理性建立在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上。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广大的国民中。”因此,民族国家通过国民对国家的认可、接受而建立自己的道义说服力,构建道义合理性。在此情况下,“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国家认同,现代国家也就失去了所有意义。”于是,民族国家便促成或构建了一种以国民的接受和认可为核心的国家伦理,提供了对国家存废具有决定意义的道义基础。

   最后,民族国家经由国族机制而增强政治共同体的整合能力。国家这种政治治理形式的形成及其作用的持续发挥,必然将全体国民整合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在传统君主制国家中,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整合主要通过强权统治而实现。当代亚洲和非洲那些处于部落联盟形态的国家,则由于缺乏有效整合的能力,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特性往往比较淡薄,国家的整体性很容易受到挑战。民族国家以国民整体为基础,随着国家框架内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程度的提升,民族国家将全体国民凝聚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也随之提高,从而为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整体性提升以及国民共识的凝聚、国民文化的建立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逐步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的各种体制机制以及知识体系的形成,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前提或预设。而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构建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又对现代国家的巩固和运行提供着基础性支持。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由于相互间的高度关联而一体化,形成了一个关联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也是现代国家的一部分,或者直接就是现代国家的内容。而国族正是连接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重要机制。

   一是,国族蕴涵的人口国民化机制为人口确定了基本的社会身份。人口国民化机制将人口从领主、行会、家族、部落等传统的结构性关系中解放出来,将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员身份转化为国家赋予并保障其权利的个体,即国民或国家公民。由此锻造的享有权利并能自主支配自己行为的社会成员个体,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基本的行动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这样的人口形态及人口的社会身份,为商品经济、市场主体以及现代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

   二是,国族的国民同质化为现代社会各种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社会的组织、维持和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社会机制的支持,如社会管理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社会服务机制、社会救助机制、社会福利机制等。现代社会发育和成熟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这些机制完善和成熟的程度。这些社会机制皆是建立在社会成员身份同质化和社会成员权利平等化基础之上的,而社会成员的同质性和权利平等化,又是由国族所内涵的人口国民化机制塑造的。

   三是,国族的国民整体化机制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整合性力量。国族通过其内含的人口国民化机制对传统社会进行解构后,社会成员变成了国民或公民,也造就了原子化的社会。原子化社会在为社会组织尤其是市场取向的社会组织提供支撑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分散化的风险。不过,这样的风险是可以通过国族机制得到抑制的。具体来说,国族的国民整体化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文化机制等,能够将原子化的个人整合起来,引导其朝着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促成国民的凝聚和团结,从而抑制原子化社会的分散化倾向和分裂的可能性,抑制对社会形成解构的思想和行动,尤其是压缩分裂势力的空间,促成社会的整体平衡。

   四是,国族的国民共同体属性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共识和国民文化的塑造创造条件。国族机制促成的国民同质化和国民整体化,可以成为整合国民文化,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塑造国家意识形态和统一价值观,进而促成国民共识形成和增强国民凝聚力的重要政治资源。而国民共识的形成、国民文化的塑造,在抑制社会文化的分裂,促进社会团结,凝聚国民力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受欧洲民族国家的影响而采取民族国家制度框架的国家,构建民族国家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和经过的过程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国族的构建来推动民族国家的构建,从而进一步突显了国族机制对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的支撑性作用。

   日本于明治维新开启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之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长期处于幕藩体制下的日本人口,被固定和束缚于某一等级和区域之内,既无个体意识、也无权利意识,更无国家意识。在此情况下,“建立国民国家的紧迫性要求民众的迅速均质化和快速达成对国家的认同,国家政权必须采用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教化的方式来尽快确立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于是,以“创造日本国民”为主要内容的国族构建进程随即开启,并有力地支持了现代国家的构建。“日本在近代国家转型潮流中,最早也最有效率的铸就了近代国民,这是其国家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随着日本国民塑造的成功,一个现代的日本民族出现了,并最终实现了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鸦片战争后自救图强的中国人,也是将民族国家构建作为实现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重要路径。其时,国人既无国家意识也没有个体权利观念,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清末便开始了人口国民化的运动。进入20世纪以后,“国民”概念更是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概念而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持续性的社会动员作用,促成了各种冠之“国民”的运动和组织的出现。这样一个持续的国民化运动,不仅对传统社会形成了解构,也有力地支撑了国族构建,加快了中华现代民族构建的进程,最终促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

   综上所述,不论是欧洲的原生型民族国家,还是此后陆续出现的后发型民族国家,国族与民族国家之间都存在着结构性的依存关系。如果说民族国家是一座大厦,国族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在这样的依存关系中,国族与国家通过相互镶嵌而有机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国族承载着国家的整个制度机制,国家则依靠国族这一国民共同体,并服务于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成为国族的政治形式,成为国民共同体遮风挡雨的政治屋顶。国家与国族这种相互嵌入、互为本质、互为表征的关系,使得国家与国族可以相互说明、相互指代。在许多情况下,“nation”等同于“state”。比如,联合国就是“United Nations”。而在说到“state”时,也包含着“nation”的内涵。

纵观今天的世界各国,不同国家的国族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各具特色的国族又为各自的国家铺设下不同的底色,从而使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制度机制有不同的表现和运行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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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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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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