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中国传统地权制度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15: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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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在笔者近二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视野下对地权制度及其演变与作用进行系统性考察与综合论述,构建了具有内在逻辑体系的解释框架。从私有产权、法人产权、国有产权与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层面形成土地产权形态理论,以富有中国传统特色典权为中心,明辨各种地权交易形式及其历史演化。在此基础上探讨地权市场与家庭农庄的关联与相互影响,并从历史实证与理论逻辑上反思了佃农理论、平均地权等旧有成说,揭示了与西欧经济道路迥异的中国传统经济的基本特质及其近代转型困境。

   作为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及其相关制度是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的核心,是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及其近代变迁的基础与根本性问题,还是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并且在世界经济史上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以往,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与评价,众说纷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近一二十年来,这一领域研究成果丰硕,取得突破性进展。

   笔者通过对原始文献特别是准确性很高的土地交易契约、刑科题本等资料的大样本考究,还原中国传统土地产权及其交易制度,尤其是对近千年中国土地制度遗产及其演变进行深入挖掘。在此基础上以经济学原理和工具对地权制度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展开全方位的分析与解释,力求以地权为轴心对传统经济历史演进及其对近现代中国经济变革的影响形成系统性的认识和解释框架。

  

   1、土地产权形态的理论建构

  

   土地私有产权、法人产权、国有产权并存于传统中国,其中土地私有产权形态较为成熟,基于传统中国土地产权的概念界定与系统性的理论构建具有中国渊源的创新性。

   第一,土地权利可以分层次、分时段地独立存在并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由此形成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产权形态,及其相应的交易形式构成地权交易体系。

   第二,凡此不同层面的产权形态的实现形式,都可以通过投资与交易获取,形成了社会普遍认可的规则,并得到政府和法制的规范而具备法律效力。

   第三,通过契约来表达的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在民间源远流长,并得到历代政府或法律的认可与规范。

   第四,在土地私有产权基础上,又衍生和发展了法人产权。

   历史上中国缺乏产权意识与契约精神,这种感性认识的影响延续至今。其实,朴素的产权意识与制度植根于传统乡土,深入人心。无论私有土地还是法人土地都以契约为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不同层次的土地权利都可以通过投资工本获得(除继承等途径之外);非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通过投资控制土地收益增值进而获得相应的土地权利支配权,可与所有者分享地权,其典型形态就是田面权,它作为财产权与田底权并存,与普通佃权有质的区别。典权亦与田面权类似,都成为富有特色的土地产权形态。

   法人产权是私有产权的衍生拓展形态,反映了私有产权制度的发育程度。诸如家族、宗教寺庙、书院私塾、公益机构、慈善组织和各类工商、金融、文体及娱乐业的“会”“社”等,通常都拥有自身的土地与财产,自成一个产权单位、交易单位与纳税单位,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和排他性等特征。在中国传统文献中通常称为“公产”,与政府所有的“官产”、私人所有的“私产”相对应。

   国有土地历代都存在,通常是不能交易的。只有当国有土地私有化时,才可以进行交易,但此时其性质也转变成了私有或法人产权,这种情况在每个朝代都不觧见。但总的趋势来看,国有土地的比重是逐渐减少的。

  

   2、地权交易体系的系统论述

  

   1.典权及其交易

   作为“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土地产权与交易形态,典权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同时争论纷纭,有的认为是使用权,有的认为是所有权。在深入挖掘原始典契的基础上,笔者以经济学分析发现,典是约定期限内土地经营权及其全部收益与利息之间的交易,而不是表面上的“租息相抵”。典是一种占有权形态的财产权,能够形成担保物权的功能。也就是说,典是土地占有权与资本利息之间的交易,既不同于所有权转让的买卖,也不同于作为使用权交易的租佃,由此澄清了以往的认识误区。出典方实际上是将未来土地权益变现获得贷款;承典方获得约定期内的占有权,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与需求,选择典田的经营收益(自耕)、投资收益(出租),或变现未来收益(转典)。承典人可以出租,包括租佃给出典人,反映了田主、典主、佃农三者依托市场交易构筑的共享地权格局,突出地揭示了传统地权市场的特征与取向。

   2.多种地权交易形式及其辨析

   不同层次的土地权利都可以进入市场,不同时段的土地权利也都可以进行交易,于是形成买卖、典、押租、租佃及抵押、胎借等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至明清时期形成了地权交易体系。依使用权、占有权、所有权之序,土地权利越大,收益越高,交易价格就越高。

   多层次的土地产权、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具体而言相对复杂,以往颇多歧义、纷争与认识误区,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理论解释框架。笔者关于土地权利的不同层次与跨期调剂的分析框架,明辨各种地权交易形式的功能,特别是彼此差异与相互关联。

   典脱胎于卖,唐宋时期“典卖”连用,交易规则、纳税手续尚未彻底分清,典主要通过“合契同约”契约形制与产权交割时的“田骨”存根来与“卖”相区分。清代二者进一步明显分离,同时所有权的“卖”又分解出“活卖”与绝卖。活卖的性质是所有权交易,活卖能够回赎,但只是一种优先权,典的回赎则是交易结束的环节。

   租佃是使用权的交易。一般租佃是后付租金,押租则是部分预付租金。佃与典之间存在土地权利的递进关系,押租最大化时接近于典,如图1所示,唯不能形成担保物权。如果把押租视为对土地使用权的投资与购买,那么,权能进一步拓展的田面权,所获得的权利与典相似,也是一种财产属性的土地占有权。

  

   典与抵押都能形成担保物权,但土地抵押通常是短期性贷款,地权转移风险高,典权交易则有效地缓冲了地权的最终转移,因而受到民众青睐与政府肯定,这也是典在地权市场长期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

   以上辨析揭示了不同地权交易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与逻辑体系。地权交易体系满足了要素市场行为主体的多样化偏好与需求,降低了地权交易特别是所有权转让的系统性风险。在此基础上发育的地权市场,有利于个体农户独立经营能力的增强,并促进传统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3.地权制度的演化过程

   从战国秦汉以来地权交易形式日渐增多,土地产权形态日渐丰富,唐宋典权,宋元永佃制,明清出现田面权、押租、活卖。其中典权从宋代到清代的演进与差异突出反映了地权交易规则从自生自发产生,到逐渐完善和规范的过程,社会认知与政府管理亦随之变化。

   宋代处于典权发育之初,其表现相对简单,也因此易于把握典之本原;清代典权的发展衍生出复杂多样的形态与表现,其派生的权利逐渐显性化,不再像宋代那样被禁止,但也可能因此而掩盖或曲解典之本原。

   第一,典之本原。宋代“典需离业”,田地控制权与全部经营收益在约定期内的转让,这是典权的本原与核心,但在清代典权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可能反而茫然迷失典之本原。

   第二,典之派生权利与多样化表现,突出地表现在典田使用权的处置,宋代与清代各有不同的认识误区都与之相关。

   第三,宋、清两朝关于典权交易的政策和规定的不同,也是与上述规则相配合的。宋代典田交易需要过割田赋,纳交易税,典契形制也相应采取合同式以便回赎时“合契同约”。清代管理则简约化,长期免除典税,不必办理田赋过割手续。合同式典田契约也多改为单契形制,也适应了清代典田后续交易或相关交易形式的增加,原契原约上就可以转典、添典、加典及加找等。

   凡此现象与差异,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与配合,可以彼此印证的,具有内在的逻辑,形成了解释框架,典权演进的阶段性差异与特征反映了地权交易规则的演化过程,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传统中国的土地产权与交易形态。

  

   3、地权市场、家庭农庄与传统经济的特征

  

   1.地权市场与个体家庭农庄之间的关联与影响

   地权市场与个体家庭农庄相互关联,构成中国传统经济两个最根本性的特征与独特发展路径。二者相互促进,彼此强化,提高经济效率与土地产出,带动传统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抑制了其向近现代经济形态转型与变革。这解释了中西经济形态演进的差异,也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未能源发性走向工业革命的基本原因。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以其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建立个体家庭农庄,借助市场的要素与资源组合,完成生产与再生产。多层次的地权交易体系,使农户能够根据市场价格与风险偏好进行多样化选择,以满足自身需求,并有助于实现当期收益与远期收益之间的跨期调剂,从而促进土地流转与生产要素组合,提高经济效率。典、活卖、押租的回赎机制,有效维护了农户保障与恢复地权的意愿,压缩了绝卖和带有高利贷性质的抵押所容易导致的地权转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集中,保障了农户经营的稳定性。

   个体家庭农庄借助地权市场,具有低门槛、可分割性、可复制性,遭遇天灾人祸可以东山再起,新增人口从原有家庭或村庄中分溢出来,可以建立自己的独立农庄;唯其如此,实行诸子均分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家庭、土地与个体农庄不断分割和再生;个体家庭农庄的自我再生性和活力,同时也抑制了规模经营与资本主义经营的成长,新的异质因素不能破茧而出,而原有的本质却被不断强化。

   西欧前近代的变革主要来自庄园体制外的新生力量。由于个体农户独立经营的能力弱,农民对庄园的依赖性强。同时,庄园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这与其产权属性相关,也与庄园农牧结合的经营方式相关。因此,庄园的新增人口分溢出去,或长子继承制下的其他后代,就可能难以建立自己的农业独立经营,在庄园之外存在和发展,推动新质素的成长,进而发生质变。

   2. 重建佃农理论,反思“自耕农最优论”

   租佃与地权交易使得禀赋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得以进行有效的合作,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带来不同阶层的变化和经营的变迁,从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流动性。

关于佃农,以往通常认为,佃农为地主而劳动,其性质类似于雇农,所获报酬也与雇农工资相当,这一成说使经济解释与历史认识陷入误区。实际上,明清佃农已经具有较大的独立经营性质,通过人格化与市场化的渠道将家庭的、地主的、市场的不同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创造财富,形成多样化的农庄形态。佃农支配剩余索取权,在不确定性中获取企业家才能报酬与风险收益,其对土地与农庄投入的未来收益可以通过交易变现。凡此种种,雇农都与之无缘。正如当今的创业者,并不是自己拥有资本、土地、劳力或技术,而是通过市场整合这些生产要素与资源建立企业去创造财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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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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