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国家危机中的史书撰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 次 更新时间:2020-05-27 23: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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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20世纪的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1917-2012)在谈到“欧洲史”时说,“‘欧洲’处于防御状态达千年之久,如今,它用了500年就征服了世界。”这里的“欧洲”打了引号,因为它实际仅仅指地理上的西欧,而古希腊人命名的“欧洲”这个地理概念在世界历史中一直“是一个变动着的、可分开和有伸缩的概念”。[1]

   霍布斯鲍姆在这里没有提到他在“现代历史四部曲”(1789-1991)中充分展示的景象:西欧征服世界的500年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绝非仅仅是经济繁荣、技术进步和幸福指数上升,还有难以计数的相互杀戮,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战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人对这一历史景象的感触尤为深刻。倘若如此,重新认识西欧政体如何崛起并征服世界,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史学问题。

   好些政治民族在崛起时并没有伴随着民族史学的繁荣,而西欧的日耳曼民族恰好不属于这类政治民族。他们在崛起时不仅构建出民族史学,还构建出一种“普遍历史”,后来叫做“世界历史”。[2]遗憾的是,西欧崛起时的史学对我们来说迄今仍然是一大盲点。百年来,我国史学界研究西方史学投入热情和精力最多的是现代史学,即19世纪的兰克(1795-1886)之后的实证史学。甚至可以说,越是晚近的西方史学思潮,我们投入的热情和精力越多。

   认识西欧崛起的历史与认识西欧崛起时期的史学是两回事。用业内人士的说法,后者属于史学史范畴。关注西欧崛起的历史,通常只会关注西欧政治民族经历的坎坷及其所取得的种种成就。西欧民族崛起时的修史反映了这些民族在崛起时面临的问题,而我们从这些修史中则可以看到西欧民族的政治禀性。

  

   博丹的政治史学与国家危机

   西欧崛起时期的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被称为“近代西方史学”,通常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14至17世纪的王政时期和17至18世纪的[反王政]革命时期(启蒙史学)。倘若如此,16至17世纪就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从王政转向反王政或者说从“专制”转向“自由民主”的转折时期。

   修史与史学理论也是两回事。西欧崛起的最初300年间,各色修史已经难以计数,而理论性质的史学著作屈指可数。博杜安(François Baudouin,1520-1573)的《论普遍历史的要义及其与法学的关联》(De instituione historiae universae,1561)通常被视为西欧的理论史学的开山之作,但在权威的史学史家凯利看来,让·博丹(1530-1596)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以下简称《方法》)问世比它仅晚5年,却“更具抱负”(凯利,页366)。[3]

   由此看来,《方法》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毕竟,它为我们呈现了16世纪西欧知识人对史学的理论认知。若与后现代的理论史学名著对观,两者的精神品质差异之大,尤为触目惊心。[4]

   在不同的西方史学史学者眼中,《方法》得到的评价高低不一,这并不奇怪。如何认识比自己的德性更高的前人,对任何类型的带有思想性质的史学(哲学史、文学史)来说,都是恒在的难题。

   布罗的《史学的历史》(2007)是晚近颇受好评的西方史学史普及读物,作者仅仅顺带提到,博丹“尝试撰写俗世的普遍历史,将文明的历史回溯到原始起源”。[5] 布罗甚至没有提到《方法》的书名,尽管他陈述了该书的一个关键特征:以俗世的普遍历史取代基督教的普遍历史。

   凯利认为《方法》非常重要,“值得单独讨论”,因为该书的第六章是博丹后来出版的《国是六书》的雏形。不过,在接下来单独讨论《方法》的地方,凯利花了5页篇幅描述《方法》(凯利,页370-375),却显得缺乏精当的概括能力。

   布赖萨赫的心思缜密得多,他在“普遍历史的破碎化”这样的小标题下引介《方法》。[6] 尽管博丹致力构建基于自然秩序的普遍历史,政治民族的历史(或修史)仍然使得普遍历史难以为继:

   在同神圣历史分离之后,普遍历史越来越像各民族、帝国和社会(今天我们也许可以称它们为“文明”或“文化”)的迷宫。(布赖萨赫,页240)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布赖萨赫强调,博丹写作《方法》与当时法兰西王国面临的政治危机有直接关系。

   博丹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是为其政治学巨著《国是六书》所写的前期作品。法国在1550-1600年遭受的深刻危机使得优雅的叙述和个人退居次席,而对社会制度、习俗和法律的描述和分析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看来,只有这种作品和关于各个社会的比较史,才能够提供必需的答案。(布赖萨赫,页245)

   布赖萨赫所说的“法国在1550-1600年遭受的深刻危机”,指加尔文教派引发的法兰西王国的国家分裂危机。博丹既没有写过编年史书,也没有写过马基雅维里(1469-1527)的《李维史论》那样的古史评鉴,他写的是关于如何辨识史书的书。如果这样的史学教科书与法兰西王国的政治危机有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部史学史上的要著呢?

   我们不妨按照布赖萨赫的指引,从博丹面临的国家危机入手来认识这部史学教科书。我们理应想到,博丹面临过的危机对我们来说仍然随时可能出现,因为,给他国制造分裂恰好是西欧国家的某类激进政治人的习惯。倘若如此,我们就不能认为,学习博丹的《方法》仅仅是史学史专业人士的事情。

   博丹与加尔文

   博丹比加尔文(1509-1564)仅小21岁,算得上是同时代人。在如今的学术文献乃至一般文史读物中,加尔文的名字时常可见,博丹这个名字却很少见。

   尽管如此,博丹并不属于被如今的学术思考乃至一般文史作家完全遗忘的历史人物。由于他最早探究“主权”,而何谓“主权”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困扰着世人,人们又不得不偶尔提到他的大名。这一现象隐含着一个政治史学问题:影响世界历史的为何是加尔文而非博丹?这种历史的偶然选择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1566年(明代嘉靖四十五年),年仅36岁的博丹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那个时候,一个将要扰乱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幽灵——加尔文教义正在欧洲像疫情一样迅速传播。

   “疫情”这个语词用在这里,难免让人觉得带有当前色彩。其实,笔者用这个语词,仅仅因为沃尔泽在他研究加尔文式激进主义的杰作《清教徒的革命》(1965)前言开头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

   加尔文主义的圣洁和虔敬,令我们所有人都伤痕累累。如果说那伤痕没有留在我们的意识中,那么,它就留在了我们隐秘的精神中。[7]

   沃尔泽的“我们”当然指欧洲人尤其美国人,但如今的我们却很难说加尔文式的激进主义与我们不相干,更不能说它没有让我们的政治意识也伤痕累累。

   按照当今的加尔文信徒撰写的加尔文传记中的说法:

   到1575年左右,加尔文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宗教,它确信自己有能力和权力把世界带入新的模式……必须点明,从美国的经验看来,实际也是如此。[8]

   这无异于说,美国的成功是加尔文主义政治模式的证明。

   加尔文出版《基督教要义》(以下简称《要义》)的首版(1536年)时十分年轻,才27岁,博丹在这年恰好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博丹的父亲虽是做纺织贸易的商人,但观念很保守,他让儿子在13岁那年进了巴黎的加尔默罗修会(Carmelite Order)做见习修士。

   在此期间,博丹逐渐对古典文史产生了强烈兴趣。在西方宗教分裂(史书上通常称为“宗教改革”)的背景下,这种兴趣对于博丹从小接受的基督教信仰来说具有致命的杀伤力,以至于博丹在世时就已经有人怀疑他早就不是基督徒,而是异教徒。

   《方法》出版于加尔文去世(1564)后的第3年,当时的法兰西王国因宗教分裂引发的信仰冲突已经演变为内战,而法国的分离分子的精神资源正是加尔文教义。

   毫无疑问,加尔文提供了法国加尔文主义者造反(不管我们视这个“造反”为防御性的还是侵略性的)所需要的神学上的推动力量,而且他继续组织、支持法国的胡格诺派(即加尔文主义者)的暴动,直到1563年生命将尽之时,他还因认为休战协定背叛了自己而深感遗憾。[9]

   博丹20岁那年(1550)进图卢兹(Toulouse)大学学习法学,这所大学在当时以提倡人文主义学问闻名。大学毕业后,博丹因学业优异留校任教,但29岁那年(1559),他离开大学到巴黎的王室高等法院当律师,原因据说是他对政治实践更有兴趣(一说因为他未能在大学获得长聘教职)。如果真的是法兰西的政治危机让博丹离开了大学,那么,法兰西王国因加尔文教的影响而陷入内战状态就是博丹关切政治现实的唯一原因。

   在思想史上,博丹以卷轶浩繁的《国是六书》(De Republica Libri Sex,旧译“共和六书”)留名青史,而其中的“主权”论最受思想史家关注。说到“主权”,我们马上会想到如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其实,博丹论述的“主权”首先指国王的绝对权力,而这恰好是加尔文主义信徒非常憎恨的东西。

   加尔文大约在25岁时构思《要义》,27岁那年出版《要义》后,多次扩充:1539的第二版已经比3年前的第一版篇幅增加了3倍,依此而成的1541年法文本随即对当时的政治现实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了“新信条的经典之作”。[10]到1559年最后定版时,加尔文对《要义》的修订(调整结构甚至改写)长达25年之久,其间不断有简写本行世,以满足欧洲各地信众的需要(麦格拉思,页138-143)。

   博丹的《国是六书》出版后同样产生了影响,“1600年前的多次重印就可以为证。”据说,甚至在18世纪下半叶,《国是六书》的节选本都还“风靡一时”。[11] 其实,无论《国是六书》有多大影响,都无法与加尔文的《要义》相提并论,所谓“风靡一时”的说法实属夸张之辞:这种书没可能“风靡一时”。

   不仅如此,法国大革命之后,博丹迅速淡出世人的阅读视野。直到今天,400多年前(1606年)的《国是六书》英译本仍然是唯一的全译本,如今西方学界的一般学人所用的仅仅是节译本。[12] 加尔文的《要义》则不同,尽管篇幅巨大(1200页),英文全译本不断更新(沃格林/卷四,页353注2),甚至中译也有两个全译本,而且不断重印。[13]若算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繁体字版译本,就更多了。

   当然,这种对比未必公平。加尔文的《要义》属于“抗罗宗”信众读物,博丹的书则不是,需要阅读的人不多,并不奇怪。何况,加尔文的《教义》几乎是在凭“我信”解释《圣经》,仅仅最后一个部分谈到政治,显得与政治不相干,而博丹的著作几乎无不与政治相关,想要阅读的人不多,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直到今天,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的是加尔文的《要义》,而不是博丹的《国是六书》。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加尔文扮演着“具有卡里斯马天赋的教师”角色,自认为“负有向较为简单的心智传达圣经教义的职责”(沃格林/卷四,页348),那么,他的《要义》将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影响,也就不难推想:不外乎让“较为简单的心智”自以为知道何谓好政治。[14]

博丹思想的基本原理在36岁那年出版的《方法》中“已经确定了”。在后来的每一部著作中,博丹致力“特别突出”其思想原理的某一个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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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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