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事件是如何生成的?——道光的日常与“鸦片战争”作为事件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4 次 更新时间:2020-05-19 2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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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  

   摘要:借助相对更接近历史现场的《起居注》,从道光十二年闰九月观察道光十八年到二十二年,看这几年的经历如何生成为“鸦片战争”的“历史叙述”。拉长镜头,尽可能贴近其中一个现场,顺时而观,从经历,到散落在时序中的记录,到秘密编纂的分类事务(夷务),到事件,再到划时代的事件。对照清朝自身的“事件”生产机制,可以看清在不同目的的驱使下,时人的经历与处置、事后诸人的思考、外人的叙述如何交汇,时人如何“失语”,后人如何控制了历史叙述,“事件”如何从经历中脱颖而出、意义又是如何被不断增添、改变与筛减的,“事件”形成后又如何变为重返历史现场的一层障碍。了解这些,我们便有可能从更多的角度去重新发现这段历史,并对“事件史”的意义与局限有更真切的认识。

   关键词:起居注; 日常; 鸦片战争; 事件史; 历史叙述;

  

   中国史学中向有“史,记事者也”的说法,“记事”乃史学的重要内容,宋代以后,随着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其中的“事”更是几乎等同于史上的“事件”,不夸张地讲,这一体裁便是围绕事件史展开的。西方近代史学传统中亦有可堪一比的现象。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也聚焦于政治史、外交史,不外乎英雄人物与重大事件,20世纪以来,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评,很长一段时间内颇受冷遇,近来略见转机。中国的情形也类似,只是总要慢上几拍。中国学界对于“事件史”的反思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古代史遗存史料有限,开展相关研究不易,笔者借撰写《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之机,以清代道光朝为例,从最接近日常的《起居注》入手,对照各种资料,梳理一下当时道光帝的生活/工作,并考察“鸦片战争”这种表述的来历,相互对照,看看产生这一概念之前的状态如何,以及这一概念流行后如何切割史料,制约了我们对那段往事的认识,对于反思“事件史”的研究,或不无裨益。

   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无需赘述,概况与进展可见学者们的综述。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虽多,但未见有人将这一概念的来历与时人的经历放在一起并观的研究,也就没人关注其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可成为推进这段历史研究的一个可能增长点。

  

   1、道光帝的日常

   不妨用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闰九月作为例子。这一年与这一月,都是历史上的庸常日子,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清史稿·宣宗纪二》“道光十二年闰九月”条:

   闰九月丁亥,上简阅健锐营兵(14日辛亥)。壬寅,以朝鲜国王李玜却英吉利贸易,下诏褒奖之(29日壬申)。是月,赈直隶阜平等十州县灾民(13日丙戌)。贷河南祥符等七州县(7日庚辰)、陕西兴安府水灾口粮(17日庚寅)。贷齐齐哈尔等处被旱兵丁银谷(18日辛卯)。

   收入道光帝本纪中的这六件事,除了朝鲜国王拒绝英国贸易一事,可以和数年后的鸦片战争有些缥缈的关联,其余五件都是些日常琐务,尤其是四件给州县赈灾与贷粮,更是每个月都少不了的事务。这几件细碎的事务不过是民国初年修撰《清史稿》时本纪的纂修者们从“道光朝的起居注”“宣宗实录”,还有可能包括了内阁档案中摘录出来的。后者的记载则要详细很多。

   当然,无论是《起居注》还是《实录》,抄录的道光谕旨也是有选择的,更完整的当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了。已出版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逐日抄录的奏折、谕旨收发登记簿,类似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秘书处的文件收发与处理情况记录)可以做个索引,不过,登记档只抄录军机处收到的奏折,那些京内部院衙门的奏折,如果皇帝意见仅是“知道了”或“依议”的,会由奏事处口传谕旨,由各衙门将奏折带回执行,军机处不会得到副本,亦不会抄录到随手登记档中,内阁上呈的题本亦未收入,引见与秋审之类的文书也没登记,覆盖的也不是全部。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46册收录了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至闰九月二十九日的登记档,统计该月道光帝批阅的各类奏折(含折片、单。总督巡抚及将军以及京内的六部、都察院、宗人府、御史),一共有449通,下发的谕旨共126道。

   目前一史馆的档案目录检索只涵盖了内阁全宗、军机处全宗与宫中档案全宗三类。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内,内阁档案全宗有153笔,军机处389笔,宫中档案284笔。后两者中有相当多是重复的,以直隶总督琦善所上奏折来看,军机处录副奏折有20笔,宫中档的朱批奏折16笔,其中12笔属同一事由,其余不同。整个闰九月,琦善给道光帝的上书一共25通(内阁档案中有一通)。由此推算,道光帝该月看过的奏折当在500通左右,加上内阁收到的题本之类,650通上下应该不算离谱。这中间记入《起居注》和《实录》不过是少数,还举琦善为例,《起居注》中不过提到了11次而已,其中还有几通奏折不见于一史馆的档案。相互比较,不难发现《起居注》的取舍程度。道光帝此月平均每天要看20多通大臣的奏折与题本,应该是常态。

   除了批阅奏章,从《起居注》看,皇帝理政另一频频要做的工作是“引见”要升迁的中下级官员。此制雍正朝执行得颇为严格,他不止是面见各类候选官员,还会在官员的“履历片”上写下批语,最为认真。后来诸帝很少写朱批,“引见”还是一直在进行,道光朝亦然。据《起居注》,闰九月29天中,十四天中有相关记载,倒是《实录》将此等内容一律删去不录。兹举一例:

   (闰九月初一)是日,吏部将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阮元等题请升补景东直隶厅同知之丽江府通判陈桐生带领引见,奉谕旨,陈桐生准其升补云南景东直隶厅同知。又将病痊起复之原任福建建宁府知府珠庆带领引见,奉谕旨珠庆著照例坐补原缺。又将病痊起复之原任奉天铁岭县知县富显带领引见,奉谕旨富显著照例坐补原缺。

   此外,九月和闰九月还是皇帝秋审勾决情实人犯的月份。道光帝已在九月勾决了部分人犯,闰九月又分别在八日、十三日、十七日、二十三日与二十六日五次将内阁刑科覆奏的十四个省待决死刑犯一一审理,决定是杀还是留,这一工作在圆明园中正大光明殿东侧的洞明堂进行,道光本人勾决之前,已有多位朝臣进行了会审,确定了各省“应勾决”的人犯,口请道光最后定夺。道光则“命大学士曹振镛秉笔,将刑部诏册详勘审定”,逐省分别进行,每次都会有若干人“情有可原”或“情稍可原”而“著牢固监候”,其余则是“情罪重大,法无可宽”,而“均予勾决”。《起居注》按照皇帝的勾决结果,分类抄录了所有人犯的姓名,也算是青史留名了。这是行使皇帝最高审判之职的体现。

   除了看上去乏味的文书批阅与人命关天的勾决,本月还有几次难得的外出:

   诣阅武楼检阅宗室,挑选侍卫马步射(初九、初十、十六、十八日)

   诣香山演武厅阅健锐营操演(十四日)

   诣绮春园向皇太后请安(初七、十三、二十二日)

   诣大高元(玄)殿拈香,驾进宫……上以孟冬时享太庙,先期御斋宫致斋三日(二十七日)

   御斋宫(二十八日)

   御中和殿视孟冬时享太庙祝版……上御斋宫(二十九日)

   诣太庙行孟冬时享礼,礼成驾还宫(十月初一日)

   驾幸圆明园,上诣绮春园请皇太后安(十月初二日)

   阅武楼在圆明园西侧的西苑,香山演武厅位于香山正东的团城内,绮春园在圆明园的东南,接近今天的南门处;大高玄殿在紫禁城北,景山西侧。道光十一年以后,道光平时居住在圆明园九洲清晏西侧的慎德堂。即便这些外出或请安的日子,除了二十二日随手登记档是空白外,其余诸日都多少要批阅奏折,下发谕旨。最多的十三日,除了向太后请安,还批了至少35份奏折(含折片、单),写了谕旨15道,最少的是十日,只写了1道谕旨。

  

   郭黛姮等根据《起居注册》和《穿戴档》等档案文献,统计出道光二十九年有355天驻跸圆明园,是雍乾嘉道咸五朝中最长的;而同期平均一年住紫禁城的时间只有90.9 天。郭黛姮《远逝的辉煌:圆明园建筑园林研究与保护》,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

   闰九月里,道光帝除了去绮春园向皇太后问安属于私事,余下的无论是祭祀、阅兵还是批阅奏折、勾决、引见官员,均属理政。当然,从保存下来的奏章与题本还是《起居注》或《实录》抄录的谕旨看,都是些细碎琐屑的小事,包括诸多例行公务,当然,重复的频率不同,引进,全月中一半的天数都有,有的是以季度或年为单位循环,如斋戒,准备孟冬太庙的时享与勾决人犯。

   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平淡如水,在旻宁三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毫不起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清史稿·宣宗纪》本月所录只是从整月逐日活动中拣选了六事,并将其转述为国家的活动。更为例行化的事务,如引进、祭祀与勾决之类,就更没有出现,仿佛不曾发生。六事中,除了“简阅健锐营兵”,要离开圆明园实地检阅外,其余五件都是借助批阅奏折来完成的。赈灾与贷粮都有具体的日期,亦是如此。

   关于赈贷,《清史稿》所录十分简略,《起居注》中的“谕旨”则极为详尽,逐县罗列了遭受不同程度灾情(如成灾五分、成灾八分到成灾九分,或歉收三分)的村庄数量,以及如何区分成灾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来应对:成灾六分以上的,要求“各就地方情形,分别银米,酌量搭放”,“其应放折色,仍照成案,每米一石,旗民折给银一两四钱”,成灾五分及歉收三四分的村庄,则不给赈济,而是缓征粮租到次年秋后启征,等等。有的一道谕旨足足抄写了17页之多,2100多字。每年全国总会有不同州县遭灾,朝廷按什么标准赈济,早有成例可循。

   尽管平淡单调,又何尝不是道光在位三十年理政生涯的常态?人从生到死无不是一天天度过的,每一天都构成其中的一环,环环相连,个人不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三餐中吸收营养,逐渐成长与衰老?头脑中印象深刻的恐怕只是那样不同寻常的聚会或偶尔品尝到的美食,却无法分辨哪顿饭发挥了多少作用,没有成年累月的积累,我们无法从婴儿长到成年,再最终走到死亡。人生史也是在一天天累积而成的岁月中铸造的,纵有人生的节点,耀眼的光辉,更多的却是平凡岁月,重重复复的活动。作为基调,常常被遗忘,却低沉地展开的便是这些。王朝的历史亦然,在如此平凡的日子的反反复复中,王朝从立国走到覆灭,其间穿插着一些时人或许有意识,但更多的是因结果而事后被时人或后人视为“重大事件”的经历,让王朝的生命史显得不那么乏味沉闷。

  

   2、“鸦片战争”作为事件的产生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到道光十八年(1838)到二十二年(1842),今天归纳到“鸦片战争”这一重大事件下的那些众多事件,按照它们发生的日期,镶嵌在时序中,散落在《宣宗纪二》与《宣宗纪三》逐年逐月的叙述中,与其他事件穿插交织。抄录二段以为例,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九月:

八月癸未,以桂轮为热河都统。丁亥,英人寇浙江。庚寅,以朱襄为河东河道总督。辛卯,万寿节,上诣皇太后宫行礼。御正大光明殿,皇子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使臣、外藩王公行庆贺礼。褫文冲职,枷号河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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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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