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含笑:试论宋代官修类书的编撰状况——以《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20-05-08 22: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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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含笑  

  

   提要:类书又被称作古代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对于历史研究和文献辑佚起到重要作用。类书诞生于曹魏时期,有官修和私修之分,并在宋代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以“宋四大书”为其辉煌成就之代表。本文将选取“宋四大书”中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成书过程的分析,尝试探讨其背后的书籍编撰思想。

   关键字:宋代,官修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

  

   1.引言

   陈寅恪先生曾在其文章《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可见陈先生对宋代文化极之推崇,甚至将其看作中华文化的顶峰。

   这并非一家之言,不少学者亦有类似论调,宋代文化的巅峰地位也可在不少领域得到映证,一如绘画、哲学发展、词章创作等等,类书的蓬勃发展亦是其文化昌盛的一个侧面例证。宋代是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无论是著述的数量抑或是质量,都较前朝有了极大的飞跃性进步。据王立伟《宋代类书研究》统计,赵宋一代诞生的类书数量达到80余部之多,可谓是类书自诞生以来空前的成就。[1]宋代类书中,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四部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史上地位最突出,且皆为官方修撰,是为宋代类书的集大成者,并称为“宋四大书”。

  

   2.官修类书概述

   “官修类书”这一定义涉及两个概念,即“类书”和“官修”。本文的研究对象《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首先属于类书范畴,其次具有官修特征。下文将就这两个方面进行简单介绍。

  

   2.1类书的定义与起源

   类书是一种特殊的文献载体,其作用与近代的百科全书相类似。《辞海》中对类书的定义如下:“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依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不同的学者对类书亦有不同的定义,但从不同定义中,大体上可以总结出类书的以下两种特点:其一,将文献、资料根据不同分类汇编;其二,具有明显的类目分别,便于查询。[2]

   关于类书的起源,最早的记录出现在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艺文·承诏撰述》:“类事之书,始于《皇览》。”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修撰于魏文帝时期的《皇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综合性类书。《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可见编撰《皇览》的原始目的是为了满足帝王个人对文学的爱好。曹魏之后,类书的编撰偃息了二百余年,直至南朝齐梁时代才又逐渐盛行,之后有编于南朝梁武帝时的《寿光书苑》和《华林遍略》,北齐后主时的《修文殿御览》,成书于隋代的《北堂书抄》,唐代的《艺文类聚》。发展至赵宋一代,无论从修书的组织形式或是书籍内容、体例来看,类书已趋近成熟,因此类书在宋代大行于世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备。

  

   2.2宋代以前官修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书籍大多分为官修和私修两种形态,对社会文化的继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官修书因在朝廷、政府的支持、组织下修撰,大多代表其时王朝的正统思想,且继承了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而私修书涉猎广泛,除整理、收集资料外,大多数修书人会在其中加入个人的看法和见解,更多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家之言。

   霍艳芳博士在其著作《中国图书官修史》中提出,“官修书”的定义应从“官”“修”“书”三个方面入手阐释。其中“官”指官方提倡、官方出资、官方参与、官方善后;“修”指编撰和翻译,其中编撰包括编纂和着;“书”指图书,是整理结集而成的具有知识连贯性的产物。[3]

   据霍艳芳推论,官修应起源于夏代,但由于年代久远,目前并无文献佐证,因此只得是推断。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百家争鸣,私撰因此繁荣发展;与之相对,官修书在此时期略微黯淡,代表作品不多,以《法经》《吕氏春秋》为最。秦朝的建立结束了春秋战国的长期动乱,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焚书坑儒等思想管控政策又有害于文化典籍的传承,对官修书的消极作用非常明显。有秦一代,目前可考的官修性质的文献多为历法和教材,如《秦律十八种》《仓颉篇》等等。两汉时期的大型图书编撰大多由政府组织,并且出现了政府编纂机构,官修书的政治色彩逐渐浓厚。两汉时期的官修书大体可分为三类:对先秦典籍的整理、对本朝图书的汇编和官修人员的创新之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抄撰成风,出现了类书、实录等新的官修书类型,官府藏书对于官修书的重要性逐渐显露。隋代国祚虽短,官修书成就却不可忽视,38年间官修书数量高达近五十种,总计近数千卷,题材遍及经史子集,以类书和历书成就尤为突出。唐代建立了大量官方出版机构,编撰与出版一体化,官修书作者中家学渊源明显,书籍种类以实录、法律、类书为主。五代十国时期的官修机构和体例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后晋、后周的官修成就相比较为突出,有《旧唐书》《晋高祖实录》等作品。

  

   3.宋代类书兴盛的原因

   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文化在赵宋一代到达高峰,一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类书也在此时步入诞生以来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并非历史的偶然,笔者认为,其蓬勃发展得益于三大缺一不可的条件,即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帝王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的改革发展。

  

   3.1科学技术的发展

   雕版印刷的起源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学界未有定论,但据宿白研究,9世纪中期到10世纪开头,在长安和成都的雕版印刷手工业中,已专业化了的家庭手工业发展很快。[5]尽管如此,唐代的刻印具有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装订形式也不便于阅读,因此并未应用到体量庞大的类书出版中。

   唐代雕版印刷的出版物大多是佛经、佛像、邸报、单篇诗赋等读物,篇幅较短,受众人数不多。目前可考的、最具代表性的两件唐代雕版印刷品是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在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印刻质量颇高,因此被一些人用来作为“唐代雕版印刷技术”已经成熟的佐证。实则不然,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能表明唐时的雕版印刷术已使用在卷轶浩繁的书籍出版上,当时的儒家经典大多还是需要靠士子手抄流传。一如清朝学者朱彝尊所说:“隋世既有雕版矣,唐文皇何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钞书? ”[6]可见当时雕版印刷的应用尚未普及。

   其次,唐代书籍的装订形式以卷轴装为主。卷轴装更多适用于长卷书写,而难以与雕版印刷相结合。至于五代时期,连年的战乱自然影响了出版业的发展,类书作为大体量书类必然也受其所累。

   到了赵宋一代,庆历年间的毕升改良了印刷术,发明了活字印刷,这对于读书出版实属创举。此举大大缩短了刻板时间,节省了原材料成本,亦降低了印刷技工的准入门槛。与此同时,

   比卷轴装更适宜阅读的蝴蝶装开始盛行,便利的漕运使得纸价下降,官刻因此得以大行其道。以上是为宋代类书大盛的科学技术条件。

  

   3.2帝王的右文政策

   宋太祖赵匡胤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深谙“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旋即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杯酒释兵权,“与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传统。

   “文治”是儒家的社会理想,起源于《礼记》中的“(周)文王以文治”,到《论语·八佾》中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宋史·艺文志》中更是将“彬彬乎进于周之文”作为盛世的标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治从那时起得以确立,又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扬。文治在多方面得以体现,典籍的整理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汉代刘向父子校勘群书是为开端,由汉以降,历代帝王开国之初均形成了整理文化典籍的传统,以彰显文教之胜,宋太宗诏修《太平御览》亦有此意。

   宋代的帝王皆秉祖训,以身作则,对阅读抱有极大的热情,宋代皇帝几乎没有不读书之人,因此有些类书编写的原始目的就是满足统治者的阅读需求。例如宋版《太平御览》中《国朝会要》一节曾记载:“帝阅前代类书, 门目纷杂, 失其伦次, 遂诏修此书。”宋太宗也有言:“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7]宋真宗亦是如此:“朕每因暇日,阅《君臣事迹》草本,遇事简,则从容省览;事多,或至夜漏二鼓乃终卷。”[8] 而宋代以前典籍已多如牛毛,遍览不尽,因此有选择性地编修类书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可见宋代类书的兴盛与当朝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亦可看作其时主流思想的反映。

  

   3.3科举制的改革发展

   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在唐代正式成型,但李唐一代的科举制尚未完全脱离之前的察举制。唐代的官场仍然由世家和贵族把控,平民出身的士子想要步入政坛不仅需要自身的才学,还需要极大的运气和广阔的人脉。此外,唐朝的科举对于考生的出身也有限制,工商虽列四民,取得良人身份,但至玄宗开元末仍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9]

   入宋以后,世家逐渐消亡,对政坛的影响力甚微,随着右文政策的推广,统治者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影响最广泛的改革政策莫过于取消考生的门第限制和扩大取士名额。此举极大地鼓舞了读书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亦鼓励更多平民选择读书成为知识分子,参与考试的人数有了明显的上升。据张邦炜统计,唐太宗朝平均每年取士人数为9人,唐高宗、武则天朝为18人,而入宋之后,宋太宗在位期间平均每年取士人数多达454人。[10]可见科举制的改革大大激发了平民读书的兴趣,然后参与其中。

   与科举制改革相伴而生的是出版业的繁荣和对类书的大量需求。与唐代不同,宋代的绝大多数文学家都由科举出身,他们对宋代书籍编纂贡献良多。另外,宋代取士科目的改革也使大量类书应运而生。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废除明经科,时务策的重要性增加,学子不再钻研如何吟诗作赋,而需要更广的知识面才能应付考试。因此,类书的繁荣水到渠成。

  

   4.宋代官修类书编修概况

   “宋四大书”是宋代官修类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功能不仅在于翔实地保存了那个时代各方面的资料可供查找,对后代研究者来说,亦有补史、校史之用,意义十分重大。“宋四大书”中,《太平御览》是大型综合性类书,其编修本出自宋太宗自身读书的需求,也是右文政策的体现;《文苑英华》的编纂与《太平御览》类似;《太平广记》的成书蕴含着巩固皇权的意味;《册府元龟》与前三者不同,属于政治类专科类书,体例最为浩繁,其目的在于扬善惩恶、用存典刑。本文将选取《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为例,试探宋代官修类书的编撰概况。

  

   4.1《太平御览》的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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