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

————从档案文献看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处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 次 更新时间:2020-05-04 12: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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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现有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从“运动”(movement)的视角推演北京学生运动如何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各阶层参与的爱国运动,二是根据运动一方人士的回忆和进步的新闻报道叙说五四运动的历史进程。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建构革命史的需要。在革命话语一度支配“五四”叙事以后,北洋政府完全成为缺席审判的反动政府。

  

   档案是研究五四运动的重要材料之一。现有关涉五四运动的档案文献主要为官书文档,收藏于政府机构之中,这些文献在1979年以前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中几乎很少被利用。与回忆录具有私人性质不同,这些档案带有官方性质,既然是“官方”的,在传统革命话语体系里就被视为反动政府的文件,因而被弃置不用,即使利用也是从反面理解。在前期五四运动史研究中,人们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回忆录和当时的中文进步新闻报道,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与国民党、研究系和后来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运动人士或在野的报刊,他们提供的材料和证词自然带有立场性“成见”。

   本文试图转换视角,从“事件”(incident)角度探讨北洋政府如何处置五四运动。通过发掘利用档案文献,参照相关新闻报道和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还原北洋政府怎样处置“火烧赵家楼”事件、审讯被捕学生、应对迅速升级的北京学生罢课和上海“三罢”及随后的事态发展,最后决定顺从民意,准免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拒签巴黎和约这一历史过程。本文的立意并不在“翻案”,只是在寻求历史真相时,力图呈现当时北洋政府与运动人士互动关系的复杂面相,以对五四运动这曲大戏的戏剧性演变情节作出更为周到和深入的理解,避免对北洋政府简单化、脸谱化的评判。在一个聚集多重社会政治力量表演的历史舞台,历史研究者有必要倾听各方发出的声音,并对他们扮演的角色作出更为到位的解读。

  

   一、“火烧赵家楼”细节的侦结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当天学生游行的高潮,在“五四”叙事中具有传奇甚至神话般的色彩。过去的五四运动史专著主要是以学生运动亲历者的回忆录为主叙说事件原委。如华岗《五四运动史》即明说:“以上五四示威史实,主要根据许德珩先生所作五四回忆,许德珩本人就是当时被捕学生之一。”该书所征引的许德珩回忆是发表在1950年5月4日上海《文汇报》“纪念五四特刊”上的文章。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则在征引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之外,还采用了当时的英文报纸报道。彭明《五四运动史》所引的回忆材料更多,包括参与学生运动的周予同、杨晦、许德珩、俞劲、王统照、匡互生、范云、肖劳等人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日本学者斋藤道彦《五四运动的虚像与实像——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广征当时中外报刊和已出版的中、日文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献史料,其中第三章“赵家楼事件”对整个事态细节考证甚详,并且注意采用《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刊载《关于火烧曹宅、痛打章宗祥的调查》的新材料。这些五四运动史论著对“火烧赵家楼”都做了正面叙述。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上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对该馆收藏的五四运动档案史料做了新的公布,其中《许德珩等三十二名被捕学生的供词》《京师地方检察厅讯问被捕学生侦察笔录》等文件系首次对外公布,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从京师地检厅、审判厅对当事人的调查笔录看,可以大致复原当时现场的情形。京师地检厅调查对象可分三组。第一组是曹家管事、仆人,他们主要交代曹宅被焚和章宗祥在曹处被打的情形。据1919年5月13日曹汝霖家管事张显亭(53岁)供称,5月4日下午1时左右,警察总监吴炳湘给曹家打电话,“说有许多学生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还要游街”。下午2时左右,曹汝霖回家得知此事,“说关上门就得啦。约至四、五时,突来许多学生,先砸门,因门已关闭未砸开,不能进入,不料将窗户砸破进来,将门开启,蜂拥而入,遇物即捣,遂将宅内的东西均无一件完全的,后将书房用火燃着。后吴总监去了说拿他们,这才散了”。学生是用报纸、汽油将书房围屏点着,然后屋内起火。章宗祥先在地窖躲避,后因火起跑出来,“就被学生围起来乱打,后由东边门走出”。事发时有巡警在场。吴炳湘到现场捉拿学生,“有在院中捕获的,有在胡同捕获的”。被烧的房子“不到十二间”。曹家佣工燕筱亭(33岁)的供述则补充了几个细节,在吴炳湘给曹家打过电话后,章宗祥随曹汝霖从总统府出来,回到曹家,后左一区署长还来见过曹汝霖,“也说此事,说不要紧,总能维持”。学生“砸了半天门未砸开,后将窗户玻璃砸破进去”,先进去三四个人将门打开。门边虽有四位巡警,但并未阻拦,学生“先到客厅摔砸,后奔西院摔砸后,就有在客厅用报纸汽油点起火来了”。由客厅起的火,烧向四方,“火起之后,章公使由地窨子内出来,学生见了,说那不是曹汝霖么!有一学生手〔持〕木棍就是一下,就将章公使打倒,众学生包围起来乱打,打的时候我未看见”。

   根据1919年6月20日京师地方审判厅对曹宅管家张显亭、仆人梁润和李福三人所作的笔录,张显亭说,曹汝霖是下午3点多钟与章宗祥由总统府回家,学生4点多钟才到。当时“四个门有几十个巡警,里外都有巡警”。章宗祥是在东边院子被打,“跑出去了又打了一回”。当时有个东洋人中江丑吉在曹家。曹汝霖是“借别处的汽车坐出来的,我家的车已经打坏了”,“我主人未有被打。我们老太爷被打了几下,还有个乐家的少奶奶去串门子也挨打了几下”。事后曹家“有两桶汽油,只剩一桶了”,由此判断是由汽油点燃报纸围屏。梁润交代,下午4时,学生“由西往东打碎窗子进来,几人把大门开了,都拥进来了”,“汽车在院里搁着,我看守汽车,不敢往别处去,后来我见东边冒了烟,学生过来把汽车也砸了,我就跑了”。李福的笔录称,“学生在门外砸不开门,把旗杆突进来,瓦都坏了,后来打烂窗子玻璃跳进来几个学生,开了大门,全都进来了,见东西就砸,电车也被他们砸坏,我就躲开了”,章宗祥“是有人扶他出来到小铺躲避,学生见了追进去”。他亲眼见“学生们拉章公使的腿拖了出来门外打”,“用砖头打章公使的脑袋”。东洋人趴在章宗祥的身上,学生才止手。

   第二组调查对象是杂货铺庆祥父子,他们主要交代章宗祥从曹宅逃到对面杂货铺后再次被打的情形。庆祥是镶白旗人,60岁,在城隍庙街南头开东祥成杂货铺,家里没有伙计,只有一个儿子兴玉(22 岁)在铺上。5月4日下午4时,“有个三十几岁的人扶着个一身血的人到我铺上,后来学生知道追了来”,这两个人“躲在后面柜房里”,“学生瞧见了,头次学生去那三十几岁的人拿名片出来大家看,大家看了说不是就退了,以后学生又来得更多,把我铺子围上了”,20多个学生“进去把那身上有血的人掀了出来了”。随后他把门拴上,此后的事他都未见。学生是在西边点,“挨曹总长大门那边打(章宗祥)”。保安队来后,“拦住雇车拉上医院去了”。身上有血的人“穿汗褂”,脑袋用白布兜着。30多岁的人“也是穿汗褂、戴顶洋帽,是个白胖子”。又据庆祥之子兴玉回忆,章宗祥被打了一身血,“是搀进去的,由后门出来到我铺上”,“我还递杯水他喝了”,“躲在我柜上后面”。学生“瞧见要进去,我直拦不住后来就进去了”,“头回那东洋人跟几个保安队都说他们认错了人,不让进去,后来又有一班学生由后门全都过来就进去了”。进去的学生有20多人,把章宗祥掀到铺门外北边街上打,“邓署长过来说赶紧雇车送医院去”,“以后就有两个巡官一个巡警搀上车送医院去了”。现场的学生“都是拿旗拿棍”,身穿长衣没戴帽子。

   第三组调查对象是曹宅保安,他们提供了现场保安和学生追打章宗祥的情形。何文贵为保安队排长,42岁,5月4日事发时他“带人在曹家东角门外站着”,“学生进去打人才把门开了,叫我带人进去,我见打得一身的血,还有个穿便服的人跟我们一块拦阻。把那被打的人搀扶出来,在外边杂货铺躲避,后来见火起得很旺,我就上里边救火去了”。搀扶的是一排的九个队兵,后来是由鄂士清、关荣斌、耆琛、洪全如四人送到医院的。章宗祥被打时身穿白西服,保安乌庆林将他背出来。再据保安乌庆林回忆,事发时他在院里站着,章宗祥被打后,“我那时在正门边站守,见不少学生打一人,躺下了,我过去叫人搀了出去”,动手打的学生“有二三十人”。他既不知是谁动手打章宗祥,也不知是谁放的火。

   从讯问笔录看,不管是曹家的管家、仆人和保安,还是杂货铺掌柜庆祥父子,都否认自己认识痛打章宗祥的学生,都否认自己亲眼看见章宗祥被打,都不知晓谁放的火,这样做可能出于自我保护,不愿惹火烧身。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在客观上他们都没有提供在场学生“犯罪”的证词,这样也就无从根据他们的供词给被抓捕的学生定罪。现场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警察的态度。学生来曹宅时,“事先有巡警”,当学生从窗户跳进曹宅时,在场的警察并未阻拦,“警厅下令命他们敷衍,稍微拦拦他们”,里面的四个巡警,“见学生去了也就闪了,并未拦他们”。当时“四个门有几十个巡警,里外都有巡警”。这些现场的巡警并未对学生采取强制措施,基本上听任学生作为。时任交通银行协理任凤苞复电朱启钤时也称现场“警察过于文明”。事后核查时,对现场的学生都不肯指认,说明警厅及其下属巡警对抓捕学生持消极态度。警察作为中国人,对学生的爱国情绪虽不便表示支持,但应知“众怒难犯”这一常理,故他们行动有所顾忌。外界以“吴炳湘本两面光之大滑头,自善于做作也”形容其对于学生运动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显示吴炳湘对此并“不负责任”的态度。过去常见专业或非专业的学人指责现场巡警镇压学生,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当时实情。据曹汝霖回忆说,当天中午在徐世昌处就宴时,钱能训反对时任卫戍司令段芝贵派军队“弹压”学生,坚持“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回家后他看见现场警察接到“‘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未带警棍一说会遭人质疑,但现场警察是本着“文明对待”的原则处置学生运动,所以并没有酿成学生与警察冲突的事故。警察制度是清末新政的产物,参加天安门学生集会的13所学校中就有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内务部警官学校,可见当时北京政法系统并不是铁板一块,现场警察对待学生运动可谓谨慎从事、“依法”处理。

根据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任主治医学士平山远对于章宗祥伤势的诊断书,其“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现今伤势颇重,于今日非见其脑症状之经过如何,不能判定将来也”。又据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报告,检察官会同内左一区警察署署员前往日华同仁医院,“询据该院常务员日人马养八驼介声称,章公使伤势稍痊,尚不十分危险,唯因静养起见,来人概不接待”,“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总长住宅,勘得该宅系路北大门内计三院共住房五十余间,据该宅仆人燕森略称,本月四日午后四时余,突有不知姓名学生多人,手执小白旗拥集门前,要见主人,因见来势汹涌,遂将街门关闭,讵该生等将门左首临街之房后窗捣毁,由窗洞搭肩跨入,将街门开启,群众即蜂入院内,纷往各处捣毁什物,任意殴人,维时家人奔避,曹总长即潜入房后浴室隐匿。适章公使来访未去,亦被环殴。旋见院中火起,势甚凶猛。巡警赶至,一面将章公使舁往医院,一面围护曹总长夺门而出。该生等始各散去。总计此次焚毁房屋十一间,所有各房全部门窗、家具、什物悉被捣毁,衣箱尚未毁损,究竟失物与否?现尚无从查悉”。对于曹宅所蒙受的损毁和章宗祥遭遇的打击,徐世昌派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送5万元给曹、章二人,“一为盖屋,一为养伤”。出于派系矛盾,曹汝霖遵段祺瑞之嘱,将这笔款退还给徐世昌。《京师地方审判厅司法巡长王海关于章宗祥伤情是否平复等的报告》称:“前日本公使章宗祥经该院医生平山调治伤痕业已平复,已于六月三号出院,现在迁往总统府内正心斋。仍常请该医生至府看视。”至此,对“火烧赵家楼”细节的调查笔录和章宗祥的伤情、曹宅的实际毁损情形报告侦结,比对后来人们所见各种回忆材料,笔者以为当年京师地检厅、审判厅记录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词更为真实、可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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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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