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语言政治和话语权力:1933—1934年围绕“英语八五运动”的文化论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9 次 更新时间:2020-05-03 08: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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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进入专栏)  

   摘    要:

   1933年5月,中华书局出于生意考虑,在引进奥格登的“基本英语”后发起“英语八五运动”,却引发了一场文化论争。为了维护世界语,加之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戒备以及民族危机下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世界语者难以接受“基本英语”替代世界语成为国际辅助语,更难以接受世界语“没有祖国”的指责,率先批评“基本英语”。林语堂因秉持语言的自然起源论,也反对“基本英语”的人为性和“非自然”。论争涉及诸如谁有资格成为国际辅助语、人造语的合法性、语言的民族性、语言的“祖国”“用武之地”以及语言的代表性、大众性和普及性等问题,呈现话语权力之争的态势。这一论争持续到1934年,虽无明确的结果,却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思想状况以及知识人对语言的基本认知。

   关键词:基本英语; 世界语; 国际辅助语; 林语堂; 中华书局; 英语八五运动;

  

   1933年6月1日,时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的舒新城在为《基本英语入门》撰写的序中说:“1932年秋,购得奥格登(Ogden)《基本英语丛书》十余册,其《基本英语入门》(The A B C of Basic English)之序文中,说明八百五十字可代普通英文二万字用,当时很有点怀疑其过于宣传,自经阅读数册后,觉得奥氏所说似不夸大,再请钱歌川张梦麟两先生详细研究,则奥氏所谓能熟习此八百五十个字,凡普通会话,写信,作文均可应用之言,确系事实。因思中国青年平日对于学习英语之浪费时间与精力,这一套丛书实为其补救的对症良药,于是商定办法,以国人之学习能力为标准,假定每日学习十字,则八十五日即可毕业,因于基本英语之上加‘英语八五运动’一语,以示其成功之不难,更仿制留声机片四张(按:后为六张),以为发音之助。只要学者努力进修,书本与留声机片并用,其成功是可以立待的。”1这乃是“英语八五运动”一词的来历。

   事实上,在引进和推广“基本英语”前后,中华书局介绍和出版了多部英语学习的书籍;即便是1933—1934年,在大力推介“基本英语”的同时,也出版了多种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通过的大、中、小学的英语教科书、英语教学或学习法及相关读本、选本,它们也是相关广告的推介点。

   但问题是,引进其他英语学习和方法相关的书籍未曾引起论争,偏偏“基本英语”是个例外,其原因何在?用时人的话说,“英语八五运动”“这是一场运动,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意经为合于实际些”。2本文关注和讨论的是,这桩书局贩售图书的生意,何以会转换成与民族主义意识、政治关怀相关,涉及国际辅助语的资格、人造语的合法性、语言的民族性、语言的自然起源和语言的普及性、大众代表性等问题的话语权力之争,以及这些因素在论争中呈现的多重样态。3

  

   一、 语言的政治转向:从生意经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1930年,“基本英语”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格登正式发明。1933年1月11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出现读者有关“基本英语”书籍的问询,相关的答复仅止于提供剑桥大学正字学会(Orthological Institute)的联系信息,并无内容的详细介绍。4而按照“基本英语”的重要推广人瑞恰慈(I.A.Richards)本人和研究者的说法,1929—1930年其来清华大学任教以及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客座教授时,已经在推广向社会公布了甄选词汇,但尚未正式发明的“基本英语”。5

   1933年2月10日,《申报》刊登题为《八五○字之基本英语》的消息,其中说:“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及伦理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岳登发明一种基本英语。此种基本英语只需八百五十个字。发明者深信此八百五十个字的英语已足够一切应用。他国人若能熟习此八百五十字及一些简单的句语构造法,即能将英语运用自如,通行无碍。”6

   同年3月18日,商务印书馆主办的《英语周刊》新第24号上开始分两期刊登“基本英语八百五十字”词汇表,新第26号则刊出中英文对照的奥格登《基本英语之初步》(即The A B C of Basic English),译者T.T. Eugene Tseu即该刊主编周由廑,随后连续刊载,直到1934年7月14日新第90号止。7

   由上可知,无论是从外国方面的输入,还是中国方面的翻译引进,中华书局均非最早引入“基本英语”者,但将“基本英语”策划成一场与出版生意相关的“运动”,大加宣传,则是从中华书局开始的。

   1933年5月25日,《新中华》发表张梦麟的《英语八五运动与基本英语》一文,也即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张氏编译的《基本英语文法》(Basic English)的第一章“基本英语的由来”,正是这篇文章成为有关“英语八五运动”及“基本英语”论争的导火索。

   《基本英语文法》并无单独的序言或者引言,“基本英语的由来”作为第一章,就内容看有序言或引言的性质,抽出来放在《新中华》上提前刊出,既有“英语八五运动”开场宣言的意思,也有广而告之的商业考虑,推送的自然是中华书局引进和编译出版、奥格登主编的“基本英语丛书”。

   但张梦麟没有预料到,他依据奥格登的见解而得出的论断,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和反弹。他在提到国际语言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几种人工发明的国际语后说:

   这种种国际语,虽各有几万乃至几十万的赞成者,但是仍是流行不广。其最大的原因,乃是这些世界语,不是自然发生的,活的国语,而是人为的,死的东西,学这种语言,等于另学一种外国语,而且它没有祖国,即学出来,也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到现在,虽然国际语的需要,一天急(按:《基本英语文法》为“强”)似一天,但是这种种世界语,都已不能号召了。8

   此处“世界语”与“国际语”同义,并非单纯针对世界语(Esperanto),也就是说,张梦麟并非特指某一种人造语,而是指向所有后人发明的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依据诸种语言集合而成的一般的“国际辅助语”。但他所使用的几个关键词,却触动了中国世界语者的神经。这些词包括:“人为的”“死的东西”;“祖国”“用武之地”。

   前一对关键词是相关的,即“人为的”必然是“死的东西”;后一对关键词也相关,即没有“祖国”自然没有“用武之地”。而对此产生异议的中国世界语者正是据此认定,张梦麟是有所特指的。因为世界语是波兰籍犹太医生柴门霍夫(L. L. Zamenhof)参照欧洲语言发明的,符合“人造语”的定义;而所有世界语者,他们接受“世界语”,就是希望有一个世界大同,本此“大同主义”自然也符合“没有祖国”,因而没有“用武之地”的判断。

   1933年6月23日,由北平世界语协会创办的《世界日报》的《世界语之光》副刊第1期发表昔台撰写的《基本英语》,是最早公开批评“英语八五运动”的文章。就在同期《世界语之光》上,主编默它(傅铭第)便承认世界语是“人工国际语”。9

   昔台的言辞并不激烈,他只是在介绍“基本英语”的大致情况后,认为“基本英语”虽得到国际知名学者的同情,但“并不是一件天大的发见;充其量,也不过如代数学的化繁为简,将许多芜杂的材料,归纳得一个方便的公式”。他最后说,“由创始者所给与的命名看起来,(基本英语)是‘所谓国际商业语’,倘作者的目的是着重于此,我们当然毫无非议之处,因为英语成为商业上通用语,早已成为事实;……然而要将基本英语来代替世界语Esperanto的位置,我们却以为未必能办得到”。10

   昔台的温和表达却引起了其他世界语者的不满。汉口世界语普罗联盟的组织者干铁(方善境),即在来稿中对昔台承认“英语成为商业上通用语”一事表示异议。干铁列举亚洲英语的普及状况是有意反击钱歌川在《初级中华英文周报》“基本英语讲座”中的有关描述。他认为,英语虽然在印度、菲律宾等殖民地、中国等次殖民地占优势,但在法国统治下的安南(越南)、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及占世界土地1/6的苏联不占优势,可见,英语未必拥有“国际商业语”的地位。11

   事实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遍及全球各地,干铁的说法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对于“基本英语”鼓吹者诋毁世界语的义愤。

   与干铁同样激烈的还有野鹏,他也不赞同昔台的温和表达。在野鹏看来,“基本英语”的野心不止于成为“国际商业用语”,其发明者“于‘商用’之外更有把它当作国际语用以征服世界语的企图”。这个世界语者反对“基本英语”的直接原因也被后来的世界语者反复提及。野鹏提到的另一点,即民族语能否成为国际语,也揭示了一个历久弥新却难以回答的问题。

   野鹏举出了一些过分夸张的数据,借此说明世界语的传播广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世界语的“科学性、合理性、大众性与优美性”。12但实际上,“科学性”“合理性”和“优美性”很难找寻到统一的标准,因此,“大众性”才是四个特性的核心,也是世界语者最有道德依据和政治诉求的地方。

   昔台的文章中虽然使用了诸如“买办阶级”“高等华人”等政治化的名词13,但主要是不满英语成为上等人、少数人的专利,违反他们秉持的“大众性”,他尚未使用“英帝国主义”“侵略”等政治批判性更强的词语。而野鹏则不然,他直接说,“基本英语”的出现,告诉我们替大英帝国利益服务的“学者”始终不忘其语言侵略的野心。他将笔触直指中华书局,说“基本英语”粉墨登场后,“连国内的一向抱尾巴主义的出版界也居然抢了日本底先把它介绍过来,替它大吹大擂,那末,在大英帝国庇政治势力范围以内,它自然有它底戏要唱”。他甚至将中华书局提高国内英语教学的效率和“速成”的宣传理解为方便大英帝国的文化麻醉,“实施更高度的压榨”,培养更多的“速成走狗”。14

   将中华书局“基本英语”的引进和提倡上升到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自然是将英语学习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表现,其直接导因或也与张梦麟在断定人造国际语没有前途之后,又将英语一类的“自然语”的作用和运用前景无限放大有关。张梦麟认为:

   人为的,死的世界语不能用,现在便生出一种自然的,活的国际语来了。这个国际语,老实说,即是(基本)英语。但是(基本英语)并不如普通的英语那样复杂难学,较普通英语,更为十分的简单,更为十分地易学。一旦学得之后,写作,会话,其明白达意,一如普通的英语一样。凡是普通英语所能达的意思,这种英语都能达出。15

   这段话中的“世界语”指的虽然也是一般的国际辅助语,但对于人造语的蔑视态度是很明显的。这一态度实际上源自奥格登。

   奥氏以为,人造的国际语不成功,乃是没有拿活的言语作为基础的缘故,所以简单的国际语,非用现在还活着的言语为基础不可。为证明所言不虚,他举例说,全世界使用英语者,共有5亿人,占世界人口1/4,没有哪一国的国语有这样多的使用者。而中国人口虽号称4亿,但言语不统一;文字虽统一,可文盲又占85%以上。因此,要找寻一种“活的国际语”,自然只有使用者最多的英语。

   在世界语者看来,张梦麟是在贬损世界语之后,又提升英语,以达到替代世界语成为新的国际辅助语的目的。一抑一扬,被扬者自然会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于苹生就认定张氏是有意诋毁世界语。16谷尘也认为,“因为,鼓吹B.E.的人,居然也揭了‘国际语’的标帜,并且说,像Esperanto一类的人造语,都及不到B.E.等,这是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一种计划一种宣传”。17随后世界语者对“基本英语”的批评也多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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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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