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重访家庭革命:流通中的虚构与破坏中的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 次 更新时间:2020-04-20 20:57:30

进入专题: 家庭革命   近代中国   婚姻   破坏与建设   国家与社会   家庭定位;  

罗志田 (进入专栏)  

   摘要: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是个仿佛众皆认可,其实所知不多的运动。从认知视角看,家庭革命的本意从一开始就被追随者和后之研究者曲解了。那运动本是破坏与建设兼具的,其破坏性不仅在于毁家等直接呼吁,更在于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改变了家庭中行事的规矩,拱手将子女教育的责任委诸社会或国家。而五四前后最激进的家庭革命者,也曾强调亲情是新家庭的基础,提倡"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最能体现家庭革命的建设性。国民政府建立后,婚姻的有效期问题进入立法机构的正式探讨,表现出从基本层面重新为家庭定位的深谋远虑。过去基于阅读的虚构,中外皆把家庭革命的破坏一面作为常态来接受,却很少顾及其建设的一面。对于这样一种把非常视为正常的世界性误解,特别需要正本清源,有所匡正。 

   关键词:家庭革命; 近代中国; 婚姻; 破坏与建设; 国家与社会; 家庭定位;

  

   近代中国有着不少与过去和外国不同的特异性,家庭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我们一向都说家庭是温暖的港湾,在外面受了气的孩子可以回家取暖。美国人甚至认为维护家庭是无字的宪法,不容许任何撼动家庭的举措。在近代中国,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看重的温暖港湾,却忽然失去了它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对其成员的护佑,并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救国兴邦的桎梏,是一个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成了革命的对象。

   在我们的史学中,有相当一些问题,涉及的内容人人认为应知,且往往感觉已知,实则所知不详不确。有时甚至像“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了。的确,不仅相关的史事记载可能一开始就有创作的成分,更有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之阅读的虚构。由于流通中的虚构常带隐蔽性,如李大钊所提醒的,时常遮蔽或修改了原本的史事而不为人所注意。

   上述充满特异色彩的家庭革命,就是一个仿佛众皆认可,其实未必真知,甚或充满误解的题目。许多似是而非的老生常谈,正产生于流通之中——从文本的“创作”初始就出现曲解,在后来的长期阅读中又一步步被虚构(包括当事人和研究者),形成一个隐含多重想象和误解的认知。就此意义言,那个人人耳熟能详的家庭革命,其实非常需要重访。由于流通中的虚构常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下面会多从认知视角观察,侧重运动参与者和呼应者的感知。

  

   一、阅读的虚构:从认知看家庭革命

   从清季开始就有人提倡“毁家”,入民国则“家庭革命”的口号一度广泛传播。家庭,特别是所谓“大家族”式的家庭,成为需要改革甚或废除的负面旧象征,甚至出现“万恶家为首”的极端说法。如果我们了解清末民初中国在世界地位的不如意以及城镇青年读书人自己的种种不易,大致可以理解他们何以怀抱如此的憧憬。在很多看似说理的文章背后,其实隐伏着立言者身历裂变时代的痛苦和无奈。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主要就是表述这一方面的诉求。这本书后来被译成英文,成为美国许多大学里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指定参考书。书里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家,试图摆脱家的束缚。那些阅读指定参考书的学生所认知的“近代中国”,也就成了一个亟须突破家庭桎梏的国度。其实当年“说革命”的人比“干革命”的要多,离家出走或许是很多青年的憧憬,却不必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人对家虽然有不满,但还是喜欢的。如胡适比较顾家,就人人说好,而陈独秀和父亲关系不好,就常背上骂名。

   不仅小说总要虚构,小说的阅读也常带虚构意味。巴金在《家》中所描述的家族式大家庭,本是基于自己家的实构,但那样几房主仆数代共居的大家庭是需要相当物质基础的,虽也总能见到,却不普遍。而多数家庭不过是祖父孙三代共居的“五口之家”(概称),仅比今人所谓“核心家庭”略大。所以,多数身处小家庭的读者,需要想象大家庭的压抑,并投射到自己生活之中,和自己原有的不满结合起来,以构建出一种可分享的共鸣。可知那样一种负面的家庭形象,原在虚实之间。

   然而,文学也是可以改变历史认知的。对那些阅读指定参考书的外国学生而言,巴金的书证实了中国是个与西方不一样的国家,大致符合所谓“东方主义”的心态。而这样的看法成为“常规”的认知后,受此教育的学生在后来的研究中也会这么想这么说,且反过来影响尊西的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其结果是,一种近代中国特异性的表征在转了几个弯之后,竟让全世界的近代中国研究都带点特异的味道了。

   后来的中国人愿意接受带有“东方主义”味道的外来看法,可能因为“家”已被人讲坏,巴金当年引起的想象,已内化为人们的基本意识了。也可能因为大家接受了“过去就像外国”的说法,以为当年本来就和现在不一样,所以那时的家庭或许就是不好。再加上五四以来反传统倾向的影响,(过去的)家庭既然不好,成为革命对象也顺理成章。人们受特定倾向的影响而转变眼光后,把变态视为常态而不自知,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于是中外学界基本将近代中国家庭的负面形象视为一个正常现象。

   原本正常的家庭被视为负面的,而原本反常的家庭革命反倒变得合乎逻辑,尤其是中外学界皆将非常视为正常,我们就可以知道家庭革命的重新研究有多需要了。尤其中国研究早已成为世界的,这类关于近代中国的世界性误解,特别需要正本清源,有所匡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年轻学人,也应责无旁贷。

   理解和认识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也须了解它的认知史。而所谓正本清源,就需要从基本的层面和最初的起点重新辨析。在时人的认知中,家庭革命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厘清的问题。以提倡非孝著称的施存统当时就解释说:“我们的脱离家庭,是脱离家庭里从家族制度所发生的一切关系,不是脱离家庭里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脱离家庭里的名分关系和经济关系,不是脱离家庭里什么人的感情关系。”这就很清楚地指出了:第一,家庭的要素是人。第二,家庭里人与人之间更基本的是感情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然而,从当年到现在,不论是揭露家庭问题的还是论证家庭应当被革命的,基本都避而不谈感情这一最根本的要素。换言之,家庭革命的本意从一开始就被追随者曲解了(后之研究者亦然)。

   家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亲情。陈独秀读旧书比施存统多,知道中国自古就有“亲亲”的大原则,所以他强调,“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可惜“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据说陈独秀自己曾实行“家庭革命”,然而他的态度很明确,即使所谓新家庭的基础,仍是亲情;父母是慈爱的,趋新的年轻人不应抛弃他们。这话出自一篇为新文化运动下定义的重要文章,且不可等闲视之。

   “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或“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正是“亲亲”宗旨的典型表述。一向反传统的陈独秀却把它转化为“现代道德”,因而也就成为这一宗旨的现代表述了。注意陈独秀对孝悌的理解并不是一些时人(以及今人)注重的尊卑以及压迫和屈服,孝悌的表现是“友爱”,而它的基础正是存爱之情。这才是凭考试得秀才的陈独秀之本色展现,最能揭示传统可以无须创造就能实现所谓现代转化。不过他也指出了,这样一种现代的“亲亲”仍是一个待实现的理想。一百年过去了,从今日的社会现状看,这理想还不好说已经实现,所以那“现代”的时间恐怕还很长很长。

   当然,施存统和陈独秀的观念,也仅是关于“家庭革命”的各种观念之一部分。如果当年多数家庭中实际是有情有爱的,则家庭成为革命的对象或不过是一种移情。辛亥鼎革时很多人曾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尝试共和的现实状况并不让人满意,人们确实容易处处看到“恶”的一面。朱文叔沉痛地观察到,当时的青年,一方面“痛詈万恶家庭、万恶社会、万恶国家”,另一方面自己“仍不能不在此万恶家庭、社会、国家中营不合理之生活”。这是怎样一种无奈,只有经历了才能体会。

   尽管时人的不悦或因失望而生,不免有些夸大,然恶以“万”谥,并泛及种种,也足以表明不满的程度有多高。在这样的语境下,包括家庭在内的任何“革命”呼吁,都很容易得到追随和呼应。唯时人眼中虽所在皆恶,作为个人的对立面,“众恶”之间的关系又是非常复杂的。

   在国家兴起的大背景下,“恶家庭”和“恶国家”的关联在于,只有走出“恶家庭”才能改善“恶国家”。被视为《大学》絜矩之道的“积家成国”观念,很快被“为国破家”的倾向所取代。尽管如此,老革命党张继在“五四”前夕还是以为,辛亥鼎革不过是中国的国门上“换了一块招牌,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看戏剧文学的样子,就可知当时的“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在留学生蒋廷黻眼中,1933年的中国“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

   他们的不满都有特定的针对性,但仍可看出,家与国呈现出一种竞争性的零和关系。两人都提到作为国家对应面的个人和家庭,尤其张继或许随口说出的“家庭个人主义”非常有意思——在家庭革命者心目中,家庭对个人的压抑,特别是对个人效忠国家的阻碍,本是其最主要的罪状。由于国家的凸显,两者却并为一谈,共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在胡适眼里,家庭和社会又同为个人的对立面。他曾赞扬易卜生写出了“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家庭与社会、国家呈现出一种能动的并联关系,不时在个人、国家和社会之间转换其“协同者”和对手方,特别能体现家在近代的暧昧特性(详另文)。不过,尽管“为国破家”取向已经视“家”为妨碍“国”之维新的阻力,暗中仍沿袭着“国之本在家”的家国共谋思路。与此相比,“恶家庭”和“恶社会”之间却有着直接的紧张,即“社会”和“家庭”之间原有的紧张并未因两皆“恶化”而消减,仍表现于“恶家庭”和“恶社会”之间,并形成新的纠缠。

   把社会视为负面的,既可怕又强有力,是当年较普遍的看法和说法。如胡适所指出的,“社会的权力很大,网罗很密;个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会的敌手”?若“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需要很大的勇气。武汉的读书女性也慨叹“我们徒有服务社会的热心”,却缺乏“跳入社会的勇气”。两者都没直接提到家庭,但尚未进入社会的男女个体,应当是生活在比较善良的家庭之中。故与社会对应的,正是那不言的家庭。

   若返回清季去观察上述民初说法的发展脉络,其意思就更醒豁。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曾说,“幼而处家庭,长而入社会”。到辛亥革命前夕,他乃明言社会“常以恶性充牣”,个人力量绵薄,“决不足以战胜恶社会”,故“前此纯洁向上之少年,一入社会而与相习,则靡然化之”。前者还是平铺直叙的描述,后者已是褒贬分明的表示了。

   与可怕的恶社会相比,家庭却是能产生“纯洁向上之少年”的地方,显然要良善许多。可知在那些强调社会“恶”的人下意识中,家庭其实是“善”的。至少可以说,“恶家庭”固然受到抨击,但与更“恶”的社会相比,家庭也相对不“恶”。正是在社会与家庭的对峙中,时人下意识中家庭不恶反善之念浮上心头,逐渐形成一种(善)家庭难敌(恶)社会的普遍认知。

问题是民初的生活方式已开始转变,至少城市中的年轻人,似乎不能不走出被视为封闭的家门而进入开放的社会(详另文)。尽管家庭革命更多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论述,不少乡村以及小镇的年轻人也有着类似的向往。对他们而言,走出家庭也就是走出乡镇而进入城市,是个二位一体的希望。然而,当年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不知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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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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