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20-04-18 21:22:25

进入专题: 海登·怀特   威廉·博森布洛克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史学的功用   语言学转向   过去学  

王晴佳  

   摘    要:

   作为名闻遐迩的当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的注意,中文学界也不例外,但现有的著作比较侧重分析他的论著,特别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及其影响。其实,怀特的治史路径有着几个明显的转折——怀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想成为一个“正宗”的史学家,但他自学生时代起,又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寻求一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他的这一追求称得上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怀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理论,通过历史书写中“叙述”的功用,写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在内的许多论著,为的是实践这一理想,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积极的互动。而到了晚年,怀特又探讨超越“叙述”的新路径,以求历史学展现“实用的过去”。怀特的思想遗产既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亦在于他在革新历史学性质、观念和方法上所做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海登·怀特; 威廉·博森布洛克;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史学的功用; 语言学转向; 过去学;

  

   1998年,波兰学者埃娃·多曼斯卡编写的《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一书,收录了她对海登·怀特所做的一次访谈,其中多曼斯卡问怀特,你的论著可以与后现代主义相联系,怀特却对此加以否定:“研究这个问题的哈奇昂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我拘泥于现代主义。我同意这个看法。”[1]31那么,怀特到底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加拿大学者哈奇昂的论著。作为当代研究后现代主义较早而且较有成就的学者,哈奇昂的《后现代主义的诗性》1一书中,对怀特的论著花了不少笔墨,显然将怀特视作她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主要对象。因此,怀特的说法似乎可以商讨。哈奇昂的书出版于1988年。一年之后,美国的《历史和理论》杂志刊登了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正式将怀特视为历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2。自此之后,怀特的名字便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紧密相连、无法分开了。关于怀特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的问题,本文还将在下面论及。

   怀特与多曼斯卡上面的访谈显然值得注意,因为怀特在里面谈了他的求学经历,强调了自己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如何经受了近代史学的传统训练。在差不多同时,他与英国后现代主义史学的鼓吹者凯斯·詹金斯访谈的时候,还提到他曾在梵蒂冈学了两年古文书学[1]16。怀特的经历,与许多研究史学理论的人士不同。譬如詹金斯便对政治理论感兴趣,而其他人则往往有文学或哲学领域的背景。而怀特不但有着严格的史学训练,而且其博士论文与史学理论亦无关系,处理的是1130年欧洲教皇的分立事件,是一个纯粹中世纪教会史的题目。那么,作为一个正宗史学出身的怀特,是如何走上历史哲学的研究道路的呢?他的史学训练与他的史学理论探索,又有什么关系呢?

   的确,目前对海登·怀特的研究,常常集中于他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及其之后的论著3,而对他早年的求学经历、特别是他史学观念和兴趣的渊源和形成,关注较少。其实,怀特的治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二战后美国教育界、史学界的重大变化,而怀特是这一代人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之士之一4。

  

   一、正统的史学训练

   怀特出生于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没有受过许多教育。他的父亲后来在北部密歇根州的汽车之都——底特律的汽车工厂找到了工作。因此,年幼的怀特在那里度过了中小学的年代。作为工人子弟,他毕业之后参加了海军,借助美国1944年通过的《军人权利法案》,他得以享受其退伍军人的福利,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上了大学,然后又上了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同样是一所州立大学。在二战后的美国,像怀特这样家中第一代的大学生,相当不少,其思想倾向和治学兴趣也与之前出生于精英家庭的学生,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因其家庭富裕,其学术眼光相应也比较精英化,常常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生活和成就兴趣较浓。而怀特这些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则有较强的社会参与和责任感,更属意经世致用的学问。怀特在访谈中承认:“一直以来,我对于为何研究过去比之自身去研究过去更有兴趣……因此,这就向我提出了问题:研究过去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功能是什么?”[1]17这一关怀是他转而研究史学史、史学理论的契机。

   尽管抱有深刻、持久的社会关怀,学生时代的怀特不是活动家,而是在学问上下了苦功。作为一个中世纪史的研究生,他必须掌握几种欧洲语言,并如同上面所说,他还努力钻研了古文书学。他在大学任教之后,为学术杂志写了不少书评,包括德文和法文的专著,譬如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而在1959年,他还把意大利学者卡洛·安东尼的《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一书译成了英文,可见他能熟练驾驭主要的欧洲文字,尤其是意大利语。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在意大利搜集资料,接触了意大利学术思想,特别是克罗齐的史学理论,之后他与意大利学者如翁贝托·埃可等人也有密切的来往(晚年的怀特从加州大学退休之后,一年中有半年居住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而埃可生前一直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怀特在访谈中承认,他学习外语的经验,让他对语言的功用产生了格外的兴趣5。

   1953年到1955年怀特在意大利访问的两年,对他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显然十分重要。因为他在梵蒂冈查阅了档案文献,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重构了教皇分立的历史,但从后视的眼光来看,怀特正是在那段时间深入接触了欧洲大陆哲学和文学,而他对这些思想的兴趣,又早在韦恩州立大学读书的时候,便由于他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而形成。对于怀特这个工人子弟来说,博森布洛克对他毕业之后的职业选择,从事学术研究,显然至关重要。而怀特最终选择史学理论研究,又可能因为博森布洛克的老师汤普森为两卷本《历史著作史》的作者,是美国西方史学史的一位专家。怀特的勤奋、聪慧,让他成为博森布洛克最知名、最出色的弟子之一。1968年,怀特为他老师编了一本祝寿文集,题为《历史学的功用》。怀特在序言中写道,一个人遇上了博森布洛克作为其老师,很难不选择学术之路。同时,怀特又指出该文集的作者(均为高校教师),都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老师的教诲,因为博森布洛克希望的是培养他们有经世的关怀,而不是仅仅成为大学教授而已[2]9。在一定程度上,怀特一生的治学倾向,都在落实他老师博森布洛克的教导。那就是不仅仅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而是努力谈讨、分析和发挥知识的社会功用。

   怀特选择1130年教皇分立的事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与他之后的史学理论研究甚至早先大学时代对欧洲大陆哲学思想的兴趣,在学理上似乎没有太大联系,因为他不但使用了大量档案史料,而且声称他的研究是为了“客观地”解释这一历史事件,但其实也存在隐含的关系。首先,怀特在以后的访谈中回忆道,他出生于新教的家庭,对于天主教一无所知,所以选择做这一题目,反映了他旺盛的求知欲[3]63。他之后的研究,牵涉了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如果没有求新、求知的欲求,无法做到。其次,他希望在研究这一题目的时候,探索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即将这一宗教现象,像处理政治或社会的历史事件那样,做出科学的解释。这一企图,自然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怀特终其一生都自认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也为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典型”理论所吸引,并在写作中加以检测和使用。由此,这一博士论文的写作,与他对欧洲哲学和思想的研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上面已经提到,怀特在1959年翻译出版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尼的《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一书。这本书的翻译,便是他在意大利的时候开始的,而他不仅与安东尼认识并有交往,还显然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安东尼书中有一章讨论韦伯的思想,其整体内容则是分析自兰克学派之后德国历史主义的变迁,还包括了其他欧洲思想家如狄尔泰、特洛尔奇、梅尼克、赫伊津哈和海恩里希·福尔福林。在德意志的学术之外,怀特那时还发表过有关克罗齐、柯林武德等史学思想的论文6。

  

   二、反思历史学的性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怀特选择教皇史的题目来做博士论文,亦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尝试如何用理论来处理实际的历史。如他所言,他更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和如何研究历史。对他而言,研究什么题目无关紧要,而是想检测理论与实践、方法与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怀特翻译的《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中,有他写的一篇译者导言,题为“论历史和历史主义”,其中简要回顾了德意志历史思维和历史主义的传统和变迁,反映了他在史学理论领域的兴趣和知识,但更有意思的是,怀特对德意志历史主义的概括,显现了韦伯学术的影响。他用韦伯“理想典型”的思考方式,将历史主义分成了三种,分别是“自然的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美学的历史主义”。同时,这篇导言还展现了他如何崇敬克罗齐的史学思想,赞扬他发挥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真、善、美和致用的四个角度揭示历史学的性质,也称赞克罗齐相对主义的历史观,把历史研究视为一个不断思考和探索的过程[4]ⅹv-ⅹⅹviⅰⅰ。怀特在上述这篇译者导言中展现的立场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一生治学的一种追求。

   在《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一书出版之后,怀特顺利地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历史系任教,之后他又任教于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这两所大学的思想史研究都享有盛誉,后者更是《历史和理论》杂志编辑部所在地。怀特开始担任大学老师的1960年代,正是西方社会、文化剧烈转型的时期。作为一个年轻教师,怀特深深为当时青年学生表现出来的激情所鼓励,让他更相信史家们不该高高在上,躲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而是要思考历史学的性质,使其不断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

   1965年,美国史学史家约翰·海厄姆与两位欧洲史学史家利奥纳德·克里格尔和菲利克斯·基尔伯特合著了《历史学》一书,对西方史学和美国史学的发展和现状做了总结回顾。怀特与另外两位学者一起,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学会通讯》上为这本书分别发表了简短的书评。怀特的评论颇为尖刻,他指出这本书所概括的内容,过于陈旧,没有反映欧洲史学思想的新潮。而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此书作者写作的初衷,也已经显得落伍,因为“当今史家面临的问题不是应该怎样研究历史,而是历史是否还值得研究的问题”[5]5-67。换言之,怀特希望那时的史学工作者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一书希望通过回顾过去的成绩,指导史家应该如何治史,而怀特希望的是对这一过去加以批判,以求重新出发。

   怀特对海厄姆等人所著《历史学》一书的批评,显出他的年轻气盛、咄咄逼人,但这篇短评,不但得到了作者们的回应,而且还受到了《历史和理论》编辑的注意。曾经担任该杂志编辑多年的理查德·范恩回忆,他看到怀特的评论之后,便邀请了他为《历史和理论》写一篇论文,详细阐述一下他的观点8。怀特欣然答应,一年之后便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历史学的重负》这篇长文,正面阐述他对当代史学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怀特之后还有其他历史论著发表,但《历史学的重负》一文应是他走向史学理论领域的一块里程碑。

怀特在《历史学的重负》一文一开始便重申他批评海厄姆等人《历史学》一书的论调,那就是历史学家不愿更新他们的知识。他用嘲讽的口吻写道,史家们惯于采取费边式的拖延战略,对其他学科领域出现的新气象熟视无睹,反而自得自满,认为历史书写既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又展现了艺术的灵气,甚至认为“艺术和科学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达到和谐的综合”[6]339。怀特指出,这其实是一种鸵鸟式的做法,让史家们无视邻近学科的新发展,同样也忽视其他学科的人士自19世纪末期以来对历史学所做的严厉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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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论丛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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