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沃尔夫与大众人的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 次 更新时间:2020-04-13 23: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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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伟  

  

佩德罗·布拉斯·冈萨雷斯 著 吴万伟 译

  

   毫无疑问,存在一个最重要的界限线能够将人类分成两个阶级的生物:一个阶级是对自身提出很高要求的人,不断给自己堆积困难和义务;一个阶级是对自己没有任何具体要求的人,对他们来说,活着就是享受现有时刻,根本不要求自己追求完美,更像是随波逐流的海上浮标。[1]


---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客观新闻报道的崩溃已经使得智慧的和有责任心的人们不可能了解当今世界事务的背后价值观了。而客观报道遭到破坏的结果是依靠诽谤诬蔑、侵害名誉和审查异端言论等来继续维持下去的。这些行径是把平庸和道德腐败当作后现代性新常态来接受的唯一办法。

   在价值观的碎片化中,获胜者是那些创造不道德的面包和马戏(Bread and Circuses指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所施展的一种小恩小惠的手段,为取悦、安抚公众并转移其注意力而开展的活动或官方计划---译注)的人,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B. Yates)在诗歌《基督再临》中将其称为“猎鹰绕着越来越大的圈子”。当最高统治不再清廉正派和社会混乱肆虐的时候,发生在历史和人类社会上的事就是指这越来越大的圈子。

   道德相对性---最好被理解为价值观的极端化---的深刻影响之一是理性的毁灭。后现代主义要竭力否认的东西恰恰就是理性作为知识和真正理解的生产者的权威地位。

   道德相对论意味着建设性价值观的耗竭,人们转而拥抱为机会主义和“自我主义”(Me-ism)辩护的价值观。道德相对论类似于将人类引入生活在当下的诡辩派和肉欲快乐主义,不断追求下一次快乐和下一次高潮,同时竭力回避任何形式的道德修身之路。

   道德相对论的最大责任是没有能力让善意为更大利益做贡献。虽然有些人对后者感到痛心疾首,但机会主义和自我主义让道德监督成为后现代主义深恶痛绝的东西。于是,依靠强制威胁和暴力支撑的审查就成为唯一可用的手段了。

   虽然被误导的评论将思想碎片化的负担直接归咎于政策,但是,当今很少评论家拥有历史的敏锐眼光和明晰性来意识到,21世纪终极的或者确定性的碎片化形式即将到来,它是将相对化的价值观常态化的邪恶尝试的必然后果。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小说《回归血腥》案例

   她从来没有讥讽挖苦或愤世嫉俗或虚无主义或蔑视嫌弃等任何此类内容,这些都是聪明人身上的塔兰托毒蛛(tarantula)迹象。他们是少数邪恶的生物,从来不敢打架,总是愤愤不平,只是等待机会狠狠地咬你一口,或许以此方式杀了你。[2] ---沃尔夫

   作为作家,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能使他深入研究调查对象,这让他能够带着存在的气势和洞察力参与到故事之中而不是肤浅贫瘠地报道。如果考虑到沃尔夫喜爱栩栩如生的描述和讲故事的文学天赋,这种新新闻写作技巧在他身上是一种即将来临的迹象。不过,沃尔夫没有参与到他写的人物或话题中。而那些参与1960年代开始的新新闻主义的其他作家来说,就不能这么说了。

   作为思想家,沃尔夫的思想和文化造诣使他能够比同代人技高一筹。一方面,人们很少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沃尔夫对二战后虚无主义的很多理解是通过19世纪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而获得的。沃尔夫对他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反文化反常行为的处理就是在这个知识指导下进行的,是对尼采思想的应用。

   沃尔夫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人身上的支配性特征和主题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以如此的警惕性和权威性投入到这个气势汹汹的消解价值观的阶段呢?

  

   尼采的怨愤与时髦机巧vs.智慧

   沃尔夫的著作能够被很贴切地定义为关注时髦机巧和智慧的区分。时髦机巧是知识分子圈子的东西,是鼓吹后现代道德相对论的嬉皮士鼓吹者。虽然时髦机巧继续受到道德狡猾和不诚实的思想健身操的支配,但它并没有走向智慧领域,有智慧的人在后现代社会中真可谓凤毛麟角。

   他2012年出版的小说《回归血腥》是说明时髦机巧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典型例子,它依靠官僚制度和学术理论实施审查来确保政治正确。

   时髦机巧的对立面是事实上的智慧。智慧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因为智慧不能造假。虽然时髦机巧可以作为机会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强制性意识形态,但智慧是传播西方人大约享受了2020年的文明成果的一种创造性力量。

   《回归血腥》是一本小说,阐述了后现代社会政治碎片化以及这对于西方民主意味着什么。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道德败坏,是腐化他人的道德败坏者的典型。沃尔夫认为,道德败坏会入侵任何一个角落,决不会放过任何一块儿石头,因为这创造了它的权力网。

   《回归血腥》是一部有关虚无主义的作品,即摧毁所有价值观,重点不在于它的理论应用。不幸的是,后现代人的作为已经令理论上的虚无主义框架相形见绌。沃尔夫观察了虚无主义的影响,因为这种极具腐蚀性的世界观把摧毁人们对人性的连贯性反思当作变成实践的基本内容。

   尼采认为,人是容易嫉妒别人的生物,其行为动机常常是消耗性很大的怨愤---他使用了法语单词(ressentiment),使用社会政治范畴来剖析怨愤的极具破坏性的能量。尼采指出,卡尔·马克思让羡慕和怨愤成为时髦之物,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虽然怨愤和羡慕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的最基本情感,但是,马克思创造了智慧化的思想大厦来装载这些情感。不是向内审视进行自我反思,怨愤和羡慕让人将目光转向他人和机构。马克思假设,对世界、他人和怨愤和羡慕的人类现实的自然回应是摧毁道德和存在渴望,社会/政治积极行动主义作为一种“承诺”负责完成剩下要做的事。马克思主义激进理论及其很多其他变体就是依靠暴力实践---无论是思想暴力还是身体暴力来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一席之地,来阐述自己的价值观,来为自己辩护。

   虽然怨愤和羡慕不应该被相互混淆,但它们的确是近亲。怨愤是这样一种情感,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众所周知的“我一直受到某人、某事、整个世界---以及生活本身的冤屈,谁都对不起我。”这似乎可以描述人类生存的条件。有多少人能不同意这种描述呢?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拥抱怨愤这个观念,即使在拥抱这种观念的人中,也只有少数人因此变得极端化。为什么呢?

   虽然大多数人逐渐认识到,人类的偶发事件常常是盲目的老虎,但只有怨愤的人才觉得有必要采取报复措施。也就是说,在人类事务的自然状态中,如果没有智慧化的、激进的恐怖和报复性暴力承诺,面对自己的种种不幸,人们只是学会简单地接受而已。

   怨愤是一种消耗自我的情感,最终可能成为某些人的一种病态情绪。因此,这些个人不能自给治愈自己,因为把焦点集中在人类的偶发事件和困难上面总是让人无法审视自我。将自由意志视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个人没有其他发泄口,只能依靠生闷气,心中充满对他人的蔑视。他们相信,激进的社会政治范畴能缓和他们对人生命运的种种不满。

   羡慕嫉妒恨是更加带有社会政治忸怩姿态的情感。嫉妒是一种渴望,渴望拥有或者享受他人拥有和享受的东西。嫉妒是满足的直接对立面,满足是一种成熟的和谦恭的幸福。嫉妒的最大敌人是没有能力称赞他人。基督教的认识是,上帝赋予人们不同的能力,他们的生活各自都有自己不同的轨迹,但是,这种认识在心中充满怨愤的世俗者心中都成了耳旁风。

   尼采在“世界的毁灭者”的“黎明”一节中解释了这些情感间的互动:

   当人们不能实现他们渴望做的事时,他们就会愤怒地喊到,“但愿全世界都完蛋!”这种令人讨厌的情感是嫉妒的顶峰,其隐含的意思是“如果某个东西我得不到,你们谁也别想得到,我们一起同归于尽。”[3]

  

   沃尔夫的“智慧的男女同校女生的美国指南”

   他听起来就像法国社会主义者作家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cois Revel),在谈到现代天文学中一个难以解释的伟大现象:即法西斯主义的黑夜总是从美国降落,最后却仅仅在欧洲着陆。[4]---沃尔夫

   到了1976年出版《紫红色手套和疯子,凌乱的藤蔓》的时候,汤姆·沃尔夫已经掌握了新新闻主义的精髓。此时,沃尔夫洞察到揭露时髦和高雅的左派的虚伪嘴脸就是他对文学的显著贡献。时间的推移证明了情况的确如此。他那个年代的思想家中,有多少人敢于呈现沃尔夫在著作中描述的人、政策和机构的傲慢自大和道德空虚呢?

   “智慧的男女同校女生的美国指南”和“自我十年和第三次大苏醒”是《紫红色手套和疯子》里的两篇文章,其所在的章节名称是“时代精神(及其渴望)”。

   沃尔夫对美国人二战后的生活、习惯和文学的新新闻主义处理之所以重要,其突出标志之一是他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研究。这与同一时期很多学者呈现出的意识形态挂帅的懒惰方式明显不同。虽然学界理论是回避经验现实的抽象产物---就像恐怖电影角色吸血鬼德古拉(Dracula)不敢面对太阳光一样,沃尔夫则写出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现代在毁灭建设性价值观的过程中威力耗尽,一代代未来的思想家将面临艰巨的任务,如何将现实与后现代左翼的空洞主张区分开来。

   毫无疑问,未来思想家将不得不变成类似于考古学家的角色,必须透过表面现象挖掘出真理来,甚至更糟糕的是,从破坏性的谎言中辨明真相。尼采的哲学著作恰恰就是呼吁未来思想家们启动克服人类智慧困境的行动。不幸的是,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来,因为2020年前后的后现代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是真理混淆者,而不是能纠正时代的腐蚀性精神的思想深刻的思想家。

   “智慧的男女同校女生的美国指南”展示了沃尔夫的深刻见解,阐明了二战后知识分子在1970年代如何向大学生传授“道德义愤”的大众心理学。

   道德义愤是主要东西,一种消费模式。事实上,到了1960年代,要成为合格的知识分子,就已经不再需要从事文学、学术和艺术了---甚至不再需要卷入这些事了,除非是作为消费者。只需要像知识精英(la vie intellectuelle)那样生活即可。[5]

   至少按当今后现代左派敏感的、自由移动的标准来看,沃尔夫结束这个章节的方式令人吃惊。他呈现了评论家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建议,大学里的文科课程完全可以放弃30年。想想吧。

   特里林认为,学生进了大学,却被灌输了一揽子必须按表面意思( prima facie)接受的教条观念,而且无需提出任何疑问。他发人深省的和柏拉图式的思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培养出一代所谓的“智慧”人,他们直接“习得”美国人的生活和观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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