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壮: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 次 更新时间:2020-04-13 22: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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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壮  
煽动闹事的;……”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决定》将第19条第5项修改为:“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

   [18] 参见时庆本、孟昭阳主编:《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解说与运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155页。

   [19] 参见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以“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的发布为背景》,载《法学》2013年第10期。

   [20]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

   [21] 参见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

   [22] 参见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23] 参见姜峰:《言论的两种类型及其边界》,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

   [24] 我国《宪法》第41条旨在保障公民的“公共言论”,以此强化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参见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25] 参见李睿懿:《网络造谣法律规制问题》,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9期;前注[3],孙万怀、卢恒飞文。

   [26] 参见张志让:《宪法颁布后的中国人民法院》,载《法学研究》1954年第4期。

   [27]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

   [2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7页。

   [29]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30] 龙显雷:《谈美国宪政下的言论自由——“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历史分析》,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2期。

   [31] 参见前注[3],陈鹏文。

   [32] 参见前注[3],孙万怀、卢恒飞文。

   [33] “实质恶意”原则指的是,在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下,公共官员受到与履行公职行为相关的诽谤时,除非能够证明对方出于实质恶意,否则无权请求获得赔偿。“实质恶意”的含义是,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公共官员”是指“掌握或被授予公共职权的人或通过选举、任命来执行部分政府主权的人”,包括行政官员、法官和州雇员。参见郭春镇:《公共人物理论视角下网络谣言的规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

   [34]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页。

   [35] 参见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217页。

   作者简介:孟凡壮,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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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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