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荃: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20-04-09 15: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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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葛荃,山东大学山东城镇治理与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最初的引进介绍、翻译、编译发展到专题研究,呈现为多元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四种趋向。迄今业已形成了一个学术平台,具备了学科发展的基础与潜力。制约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问题主要有高校管理方面的制约、西方话语的覆盖和学科建设不够重视等。这一学科的定位理应与“中外政治思想史”并列,成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中外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发展前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二是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为此期待学术界有更多的研究者能不忘初心,致力于构建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

   关 键 词:中国政治文化/本土化/中国话语

  

   一、中国政治文化研究40年

  

   1987年7月在长春吉林大学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界的第一次集结。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与会者形成了三种观点。

   一是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界定政治文化,认为具有政治性或政治特点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譬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而是典型的政治文化。这一派观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黄宣民教授为首要。

   二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乐理教授为主,认为政治文化源自西方即美国现代政治学理论,其研究对象是现代人的行为,揭示的是现代人的心理取向。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须严格按照当代美国政治学理论的政治文化界定,研究方法需要运用实证研究即田野调查、计量研究等技术手段。因而政治文化研究不能用于研究传统社会,不适于进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三是以南开大学历史系刘泽华教授为代表,认为政治文化的学科发展在美国也不过是近30年的事。作为一种方法论,政治文化完全可以借鉴过来,用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与政治。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方法论的创新必然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方面开创出新的研究领域。

   此后,就30多年来的发展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大体上表现为四种趋向。

   一是延续着黄宣民的判断,将中国历史与文化本身视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则采用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以及政治制度、人类学等等。这一趋向的研究主要有黄百炼《权力裂变——监察、监督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林甘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陈苏镇《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等等。

   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仍然整体性囿于历史学的局限,虽说在理论创新方面也有所尝试,但是其学理逻辑与方法论实际延续着思想史研究的路数。有的研究则逐渐转向了儒学研究。例如黄宣民、陈寒鸣主编的《中国儒学发展史(三卷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即为典型。这一研究趋向基本延续了侯外庐一脉的学术思想,没能将大文化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气象展现出来。

   二是运用政治学、政治文化、社会学、心理学理论研究传统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或从政治文化视角解读从传统到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状,以回应和解读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进步与发展的相关问题。这一趋向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朱日耀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人民出版社2004)、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李春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李志勇《市场经济视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等等。这类研究大体上借鉴了现代政治学或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和分析论证的主要工具。也有的著述中援引统计资料,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采用现代政治文化研究通用的实证方法。不过,由于方法论的现代性,这类研究整体上超出了20世纪50~70年代传统“定性”研究的局限,故而在学术判断方面亦能新见迭出,甚至有些论断具有首创性,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某些新知识,值得赞许。

   三是延续王乐理教授的主张,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迄今,研究成果不下数十种。主要有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于毓蓝《农村基层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苏南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沈明明《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楚成亚等《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严洁《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数据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卢春龙《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陈捷《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孙龙《公民参与:北京城市居民态度与行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徐勇等《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与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等等。这类研究自21世纪初形成热潮,展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代性意蕴。研究者们在研究方法层面直接与国际政治文化学界通用的实证研究对接,尽管在实证方法的运用和理论解读方面尚有不小的改进空间,但毕竟使得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具有了对话的平台,对于推动这一学科的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基本延续着刘泽华的主张,将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以解读和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与政治。主要作品有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走出王权主义藩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曹德本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金太军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等。相较而言,这类研究的成果并不丰盈,但仅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一论域来看,却表现出强劲的学术解释能力和一定的学术创新性,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

   此外,还有少量中西政治文化比较性专著,如徐大同、高建《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柏维春《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等。

   20世纪80~9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以引介西方学术为主要。1989 年,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几乎成为政治文化研究者的案头书。这一时期也有专论性著作出版,如高洪涛《政治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惜乎学术含量不足,影响有限。1997年,王卓君的《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引介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专著,征引文献丰富,学术含量充足,最具有专业性,在政治文化研究界颇有影响。

   政治文化理论专著主要还有王乐理的《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和孙正甲的《政治文化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这类著述基本以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为蓝本,在理论上未能摆脱引进介绍的限制。不过,其中孙正甲试想在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将政治文化构建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该著述除了沿用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述及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功能、类型等等,还特别述及政治文化的操作结构、载体、生态环境等论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定的中国政治元素。孙正甲构建学科的尝试难能可贵,理应予以肯定。不过,孙著对于构建学科的基本规定性未能明晰,其理论框架、学理逻辑和作为学科构建的概念、命题相对疏浅,学理证成不够充分,事实上并没有达成研究者的构想与设计。当然,尽管存在缺欠,孙著的尝试和努力对于构建本土化政治文化理论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2006年,葛荃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这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高校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具有首创性。可是由于该部教材学术性较强,作为教材难以适用和普及,效果不够理想。

   以上梳理主要以著作为线索。总的来看,近4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最初的引介、翻译,发展到比较广泛的专题研究。研究路径与方法则从史学、哲学的规范研究发展到实证研究方法的普遍运用。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总的来看,近4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平台,有关的基本理论已经相对成熟,著作不下百余种,论文数千篇,可谓蔚然。然而,在诸多时尚学科的冲击下,在当下高校和科研管理的呆板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依然弱小,距蓬勃发展相对较远。

  

   二、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思考

  

   近40年来的政治文化研究,以1987年长春会议为界标,从一开始就是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前文所述多种研究趋向正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多元发展的实际状况。其中,刘泽华一脉主张以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如果依照王乐理一脉的观点,这类研究不是以当下社会政治主体为对象,而是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现象,也不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而是沿用一般意义的规范研究,不过是借鉴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那么,这类研究是不能成立的,不能称之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然而,在我看来,政治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内在构成之一,不同时代、不同的族群形成了多种政治文化传承。现代政治学理论所属的政治文化不过是其中之一,实是20 世纪行为主义思潮的产物。以实证方法为主要路径的现代美国政治文化研究并不能涵盖人类社会曾经出现和延传的所有政治文化传统。多元化正是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生成、蕴育和发展的本来面目。

   当然,显而易见,以当下社会的政治主体为对象,以实证方法为手段,考察人的行为背后的主观因素,这种研究并不适用于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悠久且影响至今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当然需要另辟蹊径,借鉴相关理论,构建特色独具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这一状况正是当代中国学界面对的,诸多学人孜孜以求的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趋向。我们期待的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也必将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凝聚成型,展现出来。

   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愿景为参照,就前述近40 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状况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

一是研究的层次整体较浅。现象描述居多,理论分析与立论不能深入。有的著述动辄数十万言,卷帙浩繁,但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剖析却只是浅尝辄止。近代与当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则往往言不及义,有隔靴搔痒之虞。研究者也能运用政治学、政治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作为方法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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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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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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