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我、思想史以及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5 次 更新时间:2020-03-27 15: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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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不妨引用我在2012年写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在中国,人文学科面临危机,“一方面要归咎于现代商业化社会带来的实用风气,一方面要追究特别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自由人文研究和探索精神的限制”,这是全世界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又加上了政治因素,我觉得,人文学者“既不能总靠‘精神’、‘心灵’、‘情操’之类空洞的口号,来说服人们关注人文学科,也不能总借着‘通识教育’、‘全人培养’这样看起来堂皇的标签来保护人文学科”。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一方面要守住“专业底线”,不至于沦落成“业余爱好”,另一方面要能够介入社会生活,深入大众领域,提出有意义的、能够和当前政治、社会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话题,让专业知识引导民众通过历史认识现实。所以,我一直说,人文学科的学者,虽然不是给国家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但是他应当是诊断病源、提醒病人的医生。如果人文学者只是吟风弄月、插科打诨、无关痛痒,那么这个社会为什么还要人文学科?

  

二、思想史

  

   闵:您的这部《中国思想史》在所涉及的长时段、多主题以及丰富资料范围等方面都算得上里程碑的著作,尤其是用了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没有使用过的丰富资料与新的解释框架,令人佩服。其中,《导论》部分特别值得注意,它已经在韩国单独翻译出版。这些跟过去的研究方式很不同的方法,以及对思想史根本问题的重新省察是令人激动的。能够从思想史的角度上就思想史研究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您进行讨论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们将以您论文或著作中没有提及的问题为中心向您请教。

  

   闵:关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可以如何定义的问题,有许多异见。您认为“思想史”应该如何定义?您认为,“思想史”区分于历史学的其它领域的理由是什么?

  

   葛: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过去,一种是把思想史看成是“观念”的历史,比如Arthur Lovejoy的《存在的巨链》,有人也把它看做“思想”的历史,比如像Franklin L Baumer的《近代欧洲思想》(Modern European Thought)用五个关键性观念,即上帝、自然、人、社会、历史,来叙述欧洲思想的变化,就是Being和Becoming,做得很好;还有一种是把思想史写成大号“哲学史”,在中国过去就有不少这样的著作,这样,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脉络就差不多。当然,像侯外庐先生也注重思想史的社会性质分析,有人说它是“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结合”,但是,他的“社会史”最主要是分析思想的社会性质(什么阶级的、先进还是落后的),而“思想史”又比较围绕它的哲学意味(比如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可是,我总觉得,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意思,比“观念史”要宽得多,比“哲学史”要大得多,应当涵盖(1)作为思想基础的知识与技术(也包括当时普遍认可的常识和预设),比如,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形成对“他者”和“自我”思想认识的基础,对自然的知识,也是我们形成对于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的理性认识的基础;(2)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思想(包括精英思想也包括一般思想),观念史也好,哲学史也好,都太狭窄了,他们完全不考虑民众的常识世界,也不涉及历史上看起来并不高明的思想;(3)也包括宗教、精神和信仰,这里说的并不只是过去宗教史、哲学史常常讨论的宗教领袖或者宗教学者的思想,而且应当包括普通信仰者的想法。所以,我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副标题里面,都有“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三个词。这也许就是我所理解的“思想史”应当叙述的内容。

  

   闵:因为过去的思想史著作,主要是围绕着精英为主的观念(思想)世界的叙述,所以,有些批评认为它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具有影响力,或者实际上只是并不存在的少数思想。但是您的《中国思想史》不仅记述少数精英的经典和思想,而且对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也给予了叙述,以便能够克服过去思想史的限制。尤其是,除了少数思想的天才以外,您也比较关注中层思想家。不过,我认为,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可以批评少数精英的观念世界对现实影响力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一种思想(idea)最终能给世界以实际的影响,那么,应该存在有意识地建构并供给这种思想系统的主体。因此,我认为思想史的主轴还是系统思想。在这样的系统思想(高级思想)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同主体意图完全不同的展开。有时候由大众转播(大众之间既广泛又不系统地传出去)的思维形态,最终也影响到精英的思想系统,对于这样的多层关系您是如何理解的,如何才能呈现出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样貌?

  

   葛:这是我的《中国思想史》出版之后,引起最多争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要讨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呢?其实,我并不反对思想史讨论精英的和系统的思想,但是我觉得,过去对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够多的了,但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讨论得不多,可是,这就造成了思想史的局限。为什么?第一,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是精英思想的基础,精英们生活在普通民众之中,无论是统治民众还是引导民众,他的问题肯定来自他每天要面对的这个生活世界,他们要回应和解答民众的日常的问题,这就是刺激精英们思考的来源。你不讨论这种土壤和来源,也不一定讲得清楚精英的和系统的思想呀;第二,精英或者天才们的思考,也许有时候过于超越,过于前卫,并不一定会很快直接影响和支配社会生活,所以,真正在社会生活里面发生作用的“思想”,我强调,它常常是经过“制度化”(经过国家制度的规定和推行)、“常识化”(经由各种渠道的教育和影响而形成)、“通俗化”(通过礼仪、风俗、文艺,口耳相传并且成为伦理道德的传统),是磨掉了过于超越、过于高深部分的“妥协性思想”;第三,形成、传播和贯彻这些看上去不那么深刻的“妥协性思想”的人,并不一定是那些天才或精英,可能主要是一般知识人(乡绅、塾师、艺人、巫者等等),这批人过去往往进入不了思想史,可是思想史应当遗忘这些人吗?我们的思想史为什么不能关注这一批真正影响社会生活的“中间阶层”,为什么可以“不食人间烟火”,抽离出历史、时代和生活呢?

  

   闵:中国与东亚的前近代思想史专业学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除非懂传统的学术系统,否则很难研究思想史。对于一般学者来说,时间与精力有所制约,在现代的学术系统下,正确了解与处理传统的学术系统之后,再从现代学术系统的视野来进行分析或说明很难达到。比如您强调,为了正确了解东亚思想史,在传统的学术系统中对经学的了解是必须的,我也同意这一点。不过,学者们仅仅为熟练传统经学花费了很长时间,而这些努力却在现代学界与大学不容易产生研究成果。相应的是,尽管传统学术系统的继承人熟悉经典与经学,不过从现代学术的框架来进行分析或用现在学界的问题意识与语言来进行沟通的研究,也十分有限。您有没有将传统与现代知识世界联系起来的总体研究方案?

  

   葛:现代学术研究,也就是现代学科分类,确实对理解古代传统形成一定的障碍,这就是容易把古代知识原本的系统分割开,使得它原来的整体面貌看不清了。所以,我还是提倡要先回到古代语境中,去看看古代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就像您所说的经学,作为古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来源,作为古代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最基本的文献,作为古代制度的合法性神圣性依据,它有一套经典内容互相支持的整体结构(贯通五经),也有一套传统的解读方式(小学、注与疏),还有一套经由教育和考试传递的渠道(科举)。对于古代中国的儒家经典,你不能简单地用哲学来解释《周易》,也不能简单地用文学来解释《诗经》,也不能简单地用历史学来解释《春秋》。所以,我一直说,对于古代知识、思想和信仰,要像陈寅恪说的,有一种“同情的了解”,或者像Robin Collingwood说的那样,必须回到历史里面去想象它。这样,你才能真正地理解“那个时代”。同样,现在考古发现最多的日书(择日之术),对于古代影响很广的堪舆(风水),对于古代一直有关生命和健康的巫医(中医),你也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观念,说它们就是“迷信”,还是要回到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看它。

  

   要懂得这些复杂而古老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确实要费很大的力气。这里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知识的学习,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花了很多力气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和校勘,也用了很长时间去阅读文献,考证历史,特别是阅读前四史、《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各代文集;另一方面是理解和分析这些古代思想的现代理论与现代方法,从1980年代起,我也学习了很多来自西方的论著,包括法国年鉴学派的著作、福柯(M.Foucault)有关权力与话语的著作、萨义德(E.Said)有关东方主义的著作,也包括一些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著作,当然,也包括欧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著作,你看我2005年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和2012年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就可以明白。当然,我学习得好不好,是不是真的理解,还很难说。也许我们这一代学者,进入学术界太晚了,年龄太大了,两方面的学术训练都不够,传统知识方面不够扎实深厚,现代理论方面可能是生吞活剥。所以,您说的把传统和现代知识连接起来,这个伟大的理想,还要看后面的一代学者。

  

   闵:思想史本来就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最近您的研究是超越国别史范围,除了跨学科方面以外,还要广泛地涉及诸多领域。您对跨学科研究怎么看,实际上,为了做扩大研究的领域,需要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您对合作研究有什么看法?

  

   葛:您可以看到,因为我对思想史有自己的理解,主张扩大思想史的范围,也主张把思想放回政治、社会和生活的历史语境中去讨论,所以,我不太会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窄领域里,总是希望思想史和社会史、知识史、教育史,甚至科技史等互相沟通。我觉得,“跨学科”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口号,而是实践。往往在你进行具体历史研究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走出原来的领域,进入其他领域。所以,我觉得所谓“跨学科”,第一,是根据研究课题自然而然地走出狭窄的学科边界,第二,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运用其他领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第三,是接受其他领域典范、模型和理论的启发,发现新的问题。而不是先喊出一个“跨学科”的口号,预设一个“跨学科”的目标。

  

   近来我特别赞成合作研究,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研究。我们在推动“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课题的时候,需要把“中国”研究和日本、韩国、越南、印度、蒙古等国家的研究结合起来,可是,没有一个学者可以精通各国语文、各国历史和各国文献,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合作,更广泛的合作。

  

   闵:您使用史料时所显现出来的广博知识与丰富的史料范围令人佩服,您总是主张用新史料研究,最近,您关注中国周边国家(地域)的记录、旅游记与地图等,除此以外,如果有您注重的新史料,请您讲述一下,您关注哪些史料,为何注重那些史料。

  

葛:扩大史料的边界,是历史学进步的最主要的推动力,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离不开资料的新发现,以前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都讲过类似的看法,傅斯年当年就讲,史学就是史料学,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虽然这话说得有一点极端,但是,新史料的发现推动历史学的进步是一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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