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 次 更新时间:2020-02-15 00: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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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  
至九月末才见痊愈(该年闰八月),病程近三月。前面已经谈到,他本人和其祐儿所患当为间日疟,实际上,他的其他子女,也有寒热间作之症状,也极有可能患疟疾。但似乎又不仅仅是疟疾,因为这几个孩子均有咳嗽、咳中见血、口疳、口腔溃疡等症状,而疟疾一般不会出现肺和呼吸道上的症状,也少见这方面的并发症,并且,家中同样患疟疾的大人均未见这些症状。因此,应不排除这几个孩子在患疟疾的同时,患有百日咳的可能。

   还需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灾荒战乱之年,发生的瘟疫,即使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也往往是多种传染病同时出现。比如龚又村一家,就可能有两种疫病同时流行。又如,同治元年,常熟有霍乱流行,但在龚又村的家乡,“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不像是真霍乱流行。因此,在判断某次瘟疫为何种疫病时,显然不能根据个别的记载就断言其为何种传染病,而需要持极审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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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高潮将这次瘟疫的发生归咎于自然灾害、政权腐败和战争等因素,其实这也是通行的做法。对这类解释,一般总是难以辩驳的。其实,每一疫情的发生,尽管一般都是在灾荒、战乱因素,人口因素,环境因素和习俗因素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每次必然有其特殊的机缘,即具体而独特的原因。我们的研究不仅要指出通常都存在的一般因素,更应深入细致地勾勒出这些原因和结果之间具体的关联并揭示出其独特的因素。实际上,一般而笼统的论述并不需要以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有时甚至不用研究也不难知晓一二。在这三种因素中,与战争的关系稍后再论,另外两种明显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具体而独特的因素。就自然灾害而言,根据对陈高傭等不完全记录的统计,1854—1863年,江南共发生除瘟疫外的各种天灾9次,此前十年和此后十年均为7次,并无显著的差别。而从各种地方志“祥异”中的记载来看,咸丰年间,主要的灾患只有六年的蝗灾、十一年冬的大雪以及二年的地震,其中唯六年的蝗灾影响较大,然与嘉庆十九年之旱灾,道光三年和二十九年之水灾仍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在一些县志中,还有不少岁稔的记载。举例来说,关于咸丰十年的瘟疫,谢高潮将其和雨水偏多相联系,可事实,当年江南的灾情并不突出,譬如,未被太平军攻占的南汇县虽秋雨偏多,但岁仍丰稔。其他大多地方志,都未提及当年有什么水灾。这一年出现瘟疫的地区,像无锡、苏州、嘉兴和湖州等地,均是受战争破坏相当严重的地区。显然,是战争引发了瘟疫。至于说政权腐败,从长远的观点来说,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具体而言,当时的政权并不见得比此前或此后更加腐败。由此可见,战争是这次瘟疫唯一直接的主要的因素,尽管此间发生的一些未必严重的天灾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实际上,这也是清代江南唯一一次由战争引发的大疫。

   关于战争与瘟疫的关系,谢高潮从三个方面予以了论述:1、几十万军队在此地聚集,造成了这一地区粮食的紧张;2、湘军军纪败坏,滋扰地方,鱼肉良民;3、战争使本来很坏的灾区环境受到了人为的污染。这些揭示不无见地,不过还显然存在不少的可以申论和补充的空间。首先,谢总是把战争造成的破坏一律归罪于清军,这大概是在某种既有观念指导下而产生的认识。对地方的滋扰和环境的破坏,显然不会仅是清军一方造成的。其实,在文献中,同样因为立场问题,时人追究的大都是太平军的责任。比如沈梓叹言:“凡贼兵攻吴江者,皆以劫掠、放火、杀人、割稻为事,……(黄先生:此后引文删除)”又如,从江南地区的方志中,可以发现,有相当多的建筑和公共设施都是在咸丰十年的所谓“庚申之难”遭受破坏的。《平贼纪略》中这样描述了(无)锡金(匮)太平军攻占前后的变化:

   吾邑庚申以前,城乡民稠地密,半里一村,十里一镇,炊烟相接,鸡犬相闻,市肆繁盛。……遇难以后,附郭周围,一望平芜,惟东门外亭子桥存民房百间,西门惠山存祠庙数百间外,其余瓦砾盈途,变成焦土。

   这样,环境的恶化自然不可避免,当年夏季,在苏州,

   遗骸遍道,浮胔满河。时天晴,炎气熏蒸,臭秽难闻,好善者方以芦席裹之,埋以土。过善人桥,见一尸仰卧河滨,一蒙茸肥犬啮其股;一尸横岸草间,覆以败席,上露发蓬松,下露足弓鞋,宛然古诗:发纷纷兮置渠,骨籍籍兮亡居。思之惨绝。

   城中府、县署无恙,唯三大宪署烧毁。贼缘久旱,城河流血,秽臭不堪,欲载行李出城,适廿七日大雨冲而又中止,……

   其次,除谢所言及的三点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由战争直接造成的后果与瘟疫的发生和传播密切相关。第一,频繁的战事,严重地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饥馑载道,民众体质普遍下降。从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间,苏南和浙西的不少地区在太平军和清军占领中数度易手,战事频仍,人民或死于战火,或为躲避战火而出逃他乡,必然会严重影响农事和日常生活。比如在安吉,“自庚申至壬戌(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贼往来不纪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在嘉兴,“(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逃难返乡之人饿死无算,田坂地角及干枯丛中皆有死尸。盖自前月廿六日逃难而出,至是已二旬日,而贼犹未退,即有囊资,亦告罄矣。其无囊资者,安得不死。”又如在常熟,同治元年四月,支塘、白窑、双风、浚仪等处“被零匪焚掠,水多浮尸,翻掘秧畦寻觅财物,致令农散田荒”。第二,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各地难民不断增加,同时,咸同之际,苏北及江北其它省份时有旱蝗等灾发生,大量饥民纷纷南下觅食,特别是同治元年,“各省旱荒,兼受蝗害,灾民纷纷渡江,不下数万,而留养淮扬复十余万”。难民生活无着,路途奔波,本来体质就差,加之居住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恶劣,特别容易诱发瘟疫。早在咸丰六年时无锡、金匮的难民营中就有疫病爆发。

   (咸丰六年五月)向营退丹阳,上游难民纷纷南下,……旋锡、金派养难民三千余人,分四门寺庙居之,时值亢旱酷热,臭秽不堪,疾病丛生,急为之医治,疫气传染,死者颇众。

   这一次,难民爆发瘟疫的记载则更为多见,比如,在常熟,“复有留养难民,杂处祠门,藉苫寝地,酿成湿疾,时疫又兴,死者相继,妇哭儿啼,遗溺遍地。”又如在湖州,“利济寺中难民独多,天甚炎热,四处散居,人皆坐卧地上,各相枕藉。又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第三,军队和难民的流动也直接导致了疫病的流传。与嘉道之际大疫基本分布在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上不同,这次在浙西西部的孝丰、临安和昌化等地也有严重的疫情发生。而这些地区,地处山区,相对地广人稀,交通也较为闭塞,在嘉道之际那场影响面更广的瘟疫中,均未被波及。该区为浙皖间的重要通道,从咸丰十年开始,太平军在这一地区数度往来,疾疫极有可能就此从苏南或嘉兴和湖州的中心地区传入。据上文所述,这一地区的瘟疫是真霍乱的可能性较大。如此,那么它应是由太平军带入的,因为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该地区未受影响,而此后江南又再没发生大范围的霍乱流行。第四,战争使国家和社会对付灾荒的能力严重下降。清朝虽然有一套较为严密的灾荒救济制度,但在战争年代,必然无力施行,而且相当多的乡贤在战乱中往往自顾不暇,其救济能力自然也会降低。比如,浙西海塘,在咸丰十一年前就已圮处,一直未能修复,致使卤水倒灌内河,此后又一再圮塌,导致嘉兴的不少地区河水变咸,致生“霍乱吐泻”之疾。并且还使田稻受损,“海宁海盐等地三年无成谷” 。又如在无锡、金匮,

   复城后,各乡镇立局,收养流离失所之民,……惟米珠薪桂,终难周全,冬春之饥寒交迫,夏秋之暑湿熏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葬亦开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尸,尝以两尸为一扛,甚至有未气绝者,夫役曰:“带去。”或能言未死者,则曰:“早晚一样。”竟带去埋之。

   这在平常的年代,无疑是难以想象的。

   由此可见,战争导致了民众体质下降、环境恶化、恶劣生存条件下的聚居人口增加、大规模人口流动频繁以及国家和社会救济能力下降等,这些都便利乃至促发了原本就存在于江南地区的霍乱等疫病的爆发和流传。致使本来不太可能出现重大疫情的时期,在战争的作用下,发生了全区域性的特大疫灾。

   在战争年代发生如此严重的疫情,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最显著的莫过于人口的损失了。从前面引述的一些文献中,很容易发现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在清代江南的历次瘟疫中,这是人口疫死率最高的一次,总的来说,这次瘟疫的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大约在8—15%之间,一般不会超过20%。当然,在极个别地区,比如嘉兴的濮院,疫死率达四五成,也不无可能。太平战争前,江南十府一州的人口大约在四千万,若按疫死率8-15%的疫死率计,疫死人口多达3,200,000-6,000,000。这场瘟疫仅在江南就夺走了数百万人口的生命,不能不说是一场极其可怕的人间惨剧。

   战争导致了这场灾难,同时瘟疫本身也会对战争造成一定影响。军营是一个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而且,生活卫生条件又相对较差,所以也往往是瘟疫最易爆发的场所。比如,同治元年,据曾国藩奏称,“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近日秋气已深,而疫病未息。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各军,亦皆繁兴,死亡相继。”将士的大量染疾甚至死亡,必然极大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军事部署的顺利实施。就在这一年,曾国藩曾数次具奏瘟疫的影响,七八月间,“金陵贼匪未扑官军营盘,曾国荃因营中病勇过多,亦未进攻。……左宗棠在浙,亦苦营中患病者多,不能指撝如意。”他奏言:“今岁夏秋以来,疾疫大作。昔时劲旅,顿变孱军。”这些都为臣子向上的报告,尽管不免存在为推脱责任而有意扩大瘟疫的危害的可能,但瘟疫对战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应是可以肯定的。只不过,当时无论清军还是太平军都缺乏良好军事卫生医疗制度和设施,故疾病不可能只对清军一方造成损害。这一点,朝廷对相关奏折的答复中已经指出,“至天灾流行,必无偏及,各营将士,既当其阨,贼中岂能独无传染?”其实从其他一些资料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年,太平军中同样疫疠流行,比如,《花溪日记》记闰八月间,驻海宁的太平军“疮痍及瘟疫大发,死者无算”。有些研究者甚至把瘟疫看作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位作者只是简要描述了这次瘟疫的概况,并没有论及瘟疫的具体影响以及与太平军失败的确实关系。因此,至少就这次战争来说,瘟疫虽然可能对战争的具体进程产生影响,但由于它对参战的双方同样产生危害,所以于战争最终的胜负应该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力。

   至于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环境、经济生产、医药卫生、民众心态等等,或上文已有涉及,或需专文深究,限于篇幅,于此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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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疫既是天灾,亦是人祸。说其是天灾,是因为瘟疫都有自然存在的致病微生物所致,非人力所完全能控制。但另一方面,瘟疫在人群中的爆发流行又都与一定人为因素相关,比如战乱、人口聚集、人口移动、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变动和风俗习惯等等,所以又是人祸。就这次大疫来说,显然人祸的因素更大一些。若没有战争,当不至于有如此惨烈的瘟疫发生。这次大疫,是清代江南涉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在多种瘟疫中,真性霍乱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冷面杀手。由于人体对病原体具有自然的免疫力和调适力,所以一般情况下,某种瘟疫首度造访该病原的“处女”人群时,杀伤力最强。然而,真性霍乱自嘉道之际传入江南至此时,已有三四十个年头了,疫死率不降反升。显而易见,此中战争的作用至关重要。不论怎样认识这场战争,立足于瘟疫这一特殊的灾难,我们确实看到了战争推动天灾,天灾又加剧了人祸,人祸夹杂着天灾致使家园损毁、民众流离、河山残破、生灵涂炭,腥风苦雨,一时布满人间。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过是非,众多的专家学者已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论述,笔者无意也无力于此置喙,只是希望从瘟疫这一侧面,揭示出战争的一些后果,以进一步表明,对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无论持怎样的立场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原文标题《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首发于《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刊发时注释、小标题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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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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