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苏:如何走出低迷与乱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96 次 更新时间:2020-02-13 18: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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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晓苏  
为什么不主动升值,而要等着跟美国打架呢?

   笔者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公开支持者。早在2002年我就呼吁人民币升值,那时是要被指责为“屈从于国际反动势力压力”的。我作为进口产业的代表,从多方面阐述本币升值利大于弊。那轮呼吁起到很好作用,国家自2004年起连续提升人民币汇率,从2004年初的1:8.27一路升高到2010年初的1:6.83,升值幅度达21%。升值有效提升国际购买力、化解通胀风险、鼓励投资信心、保持住经济稳步增长。今天回顾既往,更能看清楚当年人民币升值的决策是正确的。

   现在我国正在加快从“出口大国”转变为“进口大国”,出口也从“产品输出”快速转向“资本输出”,在这种趋向下,我已经多次呼吁人民币应当继续升值。汇率升值的好处是明显的:它有利于进口和进口型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抑制通胀;有利于稳定投资者信心,防止资金外流;有利于国家正在实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发展国际产能合作非常有利;有利于中国企业购买国外技术、专利与品牌;有利于百姓出国旅游、购物、留学、投资、养老;有利于营造更好国际环境,化解贸易争议;有利于我们国家财富与人民财富的效应显现,提前实现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去年年底前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为我国去年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提供了重要计算依据,也为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营造出良好氛围。

   尽管本币升值有不利于产品出口等弊端,但是要权衡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虽然现在美国暂时不把中国划为“汇率操纵国”,中美经贸谈判中我方在汇率问题上压力减小,但这正是去年年底我国主动本币升值的结果,不能因此忽视了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好处。考虑到受“武汉新型病毒肺炎”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口会面对更多困难,却对我国扩大进口没有什么影响。我国应当继续主动本币升值,以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需要。

  

   九、加快国企改革,化解倒退质疑

   推进国企改革是党中央既定政策。而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但近年来“国进民退”问题凸显。屡屡出现“民营经济退场”等怪论,在中央领导人出面讲话后,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仍扭不过来;在这种思维影响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少已成为民企请国企占大股的“逆向操作”,企业改革出现明显倒退;十年来通过发地方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各地都成立一批“城投”、“交投”等“平台公司”,它们都是新国企;推行“PPP”几年来,又通过增加企业负债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施工类国企迅速扩大了资产规模;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不少干部从反面“吸取教训”,行政审批与企业融资都远避民营企业,使党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形同虚设。

   现在不仅需要支持非公企业发展,还需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我已经提出,国资与国企改革应加快进行三个“偿还”:第一、要“把房产偿还给居民”。房改虽已基本完成,但还剩下“国产房”、“院产房”、“军产房”等,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第二、要“把养老金偿还给职工”。加快落实“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进度,首先补足城镇养老金缺口,随后要考虑农民的事;第三、要“把借债偿还给债权人”,积极推动政府公共资产证券化,减轻政府债务负担。笔者从2005年起持续提倡引进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从2007年开始呼吁推进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资产证券化,就是要改变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发展直接融资,减少刚性兑付,化解金融风险。如果这些我国既定的国企与国资改革都能实施到位,应能让我国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成功实现“消肿减磅”,提高微观经济主体发展活力。它不仅会有让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好处,而且会在改革开放上赢取各方面的信任,化解人们对“改革开放倒退”的质疑。

   除了企业改革以外,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可能进展,是进一步明确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约束政府调控的力度与范围,避免再用“举国体制”打压经济。首先可以改变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发生过是用“市场经济”还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讨论,最后“暂时”统一在后者,是为平衡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赞成意见。现在28年过去,政策导向与提法都需要与时俱进。到了恢复邓小平同志原意,启用“市场经济”提法的时候了。它也可以化解国际上对我国经济体制的疑虑,适应我国要求各国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

  

   十、善待国际老大,慎举对抗大旗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就应主动受到原有国际社会规则的约束。笔者曾经指出:现行国际社会是个“黑社会”,加入黑社会就要谨循黑道的规则,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要尊重“黑社会老大”。但是在最近十年时间里,由于我们没有谨守道规,反而经常与老大为敌,逐渐恶化了中美关系。其中美国方面的问题不用去讲,我们改变不了美国,这些年讲美国做恶的话也够多。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自己做事出了哪些毛病。

   一位前中央领导同志问我:中美关系变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认为是自2010年3月韩国与朝鲜杯葛的“天安舰事件”,我们一边倒支持朝鲜。2011年初美国洪博培大使参加王府井聚会,被认为是要搞颜色革命。那时国人包括领导人对国际事务的认知,都是随着《环球时报》走,让这家报纸发行量达到四五百万份,却把舆论环境带坏、把外交政策带偏。在国内媒体鼓动下,我们支持非洲反华领袖卡扎菲、支持阿萨德,以“支持主权国家”为名一边倒地反美。这让日本人找到机会,安倍政府上台后,解禁自卫权、修改安保法的本来阻力是来自美国,日本却每次都要先挑起中国反对,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得到美国的默许。它巧妙利用中美裂痕把想办的事情都办完了,再回来跟你搞中日韩关系,你还不好不接招。在社会舆论的批评下,近来《环球时报》对舆论引导方向做了反思与检讨,但是问题都遗留下来。现在领导人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外交烂摊子。事实证明外交关系面对国际斗争需要大智慧。

   现在中美贸易战虽然按下暂停键,但谁都知道纠葛远没结束。对方很可能还要再次开打,包括打科技战、信息战、金融战。会不会发生军事冲突?也未可知。最近突发的“新型病毒肺炎”,导致多国对我采取“封关”、“断航”等措施。让我们突然发现哪里也不是我们的“后院”,苦心经营的“朋友关系”多没什么大用。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谁跟中国翻脸都能得到美国赞许,因而有恃无恐;谁善待中国一下都让我们感恩不尽;只要我国稍有不慎,就会被别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隔离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家关系上水深流急,居心叵测者甚多,不是以常人智慧能够应对的。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笔者在2016年12月就提出“研究特朗普的房地产商思维”,认为他将用做生意的思维来处理对外事务,认为应当主动与他谈交易条件,可惜都没有引起重视。现在有些晚,但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很多按照我方既定方针推动的改革开放措施,都与美方要求我方让步的事项相契合。我们不必嘴硬,非说这项改革措施与美方的要求无关。不如同时说成是对美方的让步,给足美方面子,并换取美方与我合作。甚至在当我方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时,可望减少来自美方的干预。跟美国“老大”关系处理得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会有效延续。切不可为了跟“老大”缠斗而不惜赌上“国运”。

   (本来是谋策十二篇,考虑到解决香港问题与另外一个问题敏感性高,特剪辑为十篇)。

  

   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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