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记住恐怖,它不可平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8 次 更新时间:2020-02-05 15: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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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进入专栏)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母语是俄语,她出生于前苏联的乌克兰,成长于前苏联的白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认定她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因其真诚地描写新时代人性的苦难,她作品中非虚构的真实记录比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具有纯粹的文学性。”

   瑞典皇家科学院终身秘书萨拉·丹纽斯(Sara Danius)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著作形容为“一部情绪史”,或者也可以叫做“一部灵魂史”。在她的作品中,可能没有哪一部比《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核灾难口述史》(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更贴切地符合上面的描述。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周年之际重拾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刻地感知,为什么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它比小说或者新闻作品更有力量,是因为阿列克谢耶维奇让人物说话,而不是为他们说话。这有点像《美国人民的历史》一书的写法,阿列克谢耶维奇深入社会的最根本层面,并使之浮现出来。

   这本口述史是阿列克谢耶维奇10年心血的结晶,她在事故发生不久,就到达“禁区”和“隔离区”——核反应堆的污染区,冒着身体危险和巨大的政治风险,遍访上百位受到核灾影响的人,其中包括无辜的居民、消防员以及那些被征招去清理灾难现场的志愿者。

   她倾听了老师和孩子们,倾听了预言者与科学家,倾听了那些愤怒斥责官方蠢举的人们,也倾听了官员。所有这些人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恐惧、愤怒和不安当中。

   读罢全书,你会发现讲述切尔诺贝利故事的人,不可能变得不哲学化。他们在他们的大脑里翻找,试图找到理解降临到他们眼前的末世场景的途径。不匹配的神话或是现成的话语体系都被拿来使用,战争、国族、共产主义、上帝,这些大词反复出现。这使得全书中的许多谈话具有一种梦游和呓语般的气质,它们痛入骨髓地揭示了20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危机是什么样子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的冷静记录过程中创造了一个词:她说自己力图避免“恐怖的平庸化”(the banality of horror)。她通过聚焦事物的细节来实现这一点,因为细节不会变成陈词滥调。

   口述史的开头和结尾来自两位受难者的遗孀。第一个叙述者的丈夫是最早赶赴现场的消防员之一,“他们穿着平常的衬衣就走了,没有人警告过他们,上面只是说着火了”。事后这位消防员被送往莫斯科一家安全的医院,妻子跟去了。医生告诉她:“这不是你的丈夫。它是一个高度污染的放射性物体……”妻子怀着身孕,但她不愿离开。护士们出于同情,违反规定留下了她,她亲眼看见自己的爱人一片片瓦解,14天后死去。她产下一个女婴,数小时后就夭折了。之后她又结了婚,现在,她和她的儿子都身罹绝症。

   这位妈妈如此回忆女儿死去的场景:“她看起来很健康。胳膊,腿。但她有肝硬化。先天性心脏疾病。过了4天他们告诉我她死了。‘我们不能把她交给你。’‘你们什么意思,不能把她交给我?是我不能把她交给你们!’”

   类似的描述,书中俯拾皆是:

   “我的女儿六岁,我陪她入睡,她在我耳边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还很小’,而我以为她什么都不懂……我们把她放在门上,我父亲躺过的那扇门。直到他们带来一只小棺材,很小,就像一个放大洋娃娃的盒子。”

   “医生说不能把我生下来。为什么我不应该被生下来?那我该去哪里?高高地在天上吗?还是在别的星球?”

   “丈夫死后,年轻的妻子老做同一个梦,梦见他走在自己身边,但赤着双脚。她跟一位牧师(这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宗教在面对灾难时死灰复燃)谈起这事,牧师要她去买一双拖鞋,把它们放在一个陌生死者的棺木里,留个字条知会她的丈夫。但是,陌生人如何才能找到她丈夫呢? ‘他会找到的’,牧师说。‘他们都在同一个世界里。’至少这个想法还挺有人情。一个两年后故去的现场清理者的遗孀说,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到那个时候,甚至在墓地都不受欢迎。‘想像一下!死人也害怕死人。’他必须被火化。没有友好的拖鞋传递。”

   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书有很多,但这场灾难实则是人类的文字无法描述的。一位被采访者说:“切尔诺比利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美国《出版人周刊》评论《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充斥着对命运的无奈、刻骨的勇气以及浓厚的黑色幽默……如同不可磨灭的X光透视着俄国人的灵魂”。——当然还有他们的身体。

   彼时的俄国人大多出自一种文化,可以称其为“伟大成就的文化”。在祖国的伟大成就面前,个人的牺牲只是一种献祭。总共有超过50万人参与了切尔诺贝利的清理工作。他们中最多的是军人(有些刚从阿富汗战场下来),此外还有司机、矿工、建筑工人、各行业的专业人士等。

   军人没有专业防护地暴露在辐射之下。在最先进的机器人都会因高辐射发生故障的反应炉屋顶,他们赤手空拳去清扫,因而得了“绿色机器人”的称号(因为他们的军装是绿色的)。当他们死去,他们的名字会被用来命名一条街道、一所学校,或者是一个军事单位,但只是在他们牺牲以后——这些军人就像机器人一样被彻底利用了。他们的确是英雄,因为他们拯救了欧洲。但阿列克谢耶维奇问道:“他们到底是英雄还是自杀者?或者是受害者?”

   到今天,大部分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还是第一个选项。前苏联的工农兵拜物教赞扬力量和坚持,有不计其数的奖状、奖金和勋章可以颁发给服务于集体的工作者,他们被认定是无私奉献的一代。一位摄影师说:“在共产主义之下,只考虑个人的小天地是不爱国的行为。”参加清理工作的人每天读报,报纸上是这么写的:《切尔诺贝利——成就巨大的地方》、《反应堆被制服了》,还有《生活还在继续》。一位士兵回忆,政治委员们带领手下读报,强调由于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精心组织”,灾难后仅仅四天红旗已经插上四号反应堆。“政委说,我们必须打赢这场仗。可敌人是谁?原子?物理学?宇宙?”

   讲述者说,那面红旗一个月后就被放射性物质腐蚀了。于是部队又插上一面旗,这个旗子坏掉,再插上一面。接下来,他转而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讲起了笑话:“想听笑话吗?一个囚犯从监狱逃脱,跑进了切尔诺贝利30公里区。他们抓住他,把他带到盖革计数器旁边。他的‘光亮’四射,他们不能把他继续关在监狱里,不能带他去医院,不能让他和任何人有接触。”讲完后,他反问听众:“你为什么不笑?”

   书中有这么一段:“很多年前,我的祖母看到《圣经》里描述说,世界上会有一段时间,万物都欣欣向荣、开花结果,河里有很多鱼,森林有很多动物,但是人类无法使用那些资源,无法繁衍后代,不能传宗接代。古老的预言就像可怕的童话,我当时不相信有那种事。”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这些人已经看到了对其他人仍是未知的东西。我觉得我在记录未来。”我认为她说得很对。《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核灾难口述史》抓住了人类“灾难时代”(age of disasters)的最初。战争曾经是恐怖的衡量准绳。现在不是了,切尔诺贝利,作为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事件,真正开启了人类灾难的历史。这个灾难时代,有关技术的不可见后果,有关社会的组织方式,有关政体的合法性,有关人类的价值体系,当然,有关永恒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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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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