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洋溢着中国情怀并超越于中国情怀 ——论费孝通的社会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0-01-22 22: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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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溢着中国情怀并超越于中国情怀

——论费孝通的社会思想


吕文浩

  

前言:重视从思想家的角度研究费孝通

  

   像费孝通这样一个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曾经见证并在晚年实际推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进程的人物,理应有多角度多层次的梳理和解析,才能充分地将其思想遗产和人格魅力清晰地呈现出来。从既往论著来看,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学者多着眼于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表现,成果比较集中;在历史学界,自1981年美国学者大卫·阿古什出版《费孝通传》[1]以来,以费孝通作为主要论述对象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有深度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将两种类型的成果有机地整合起来的研究就更少了。

   最近,我很高兴地看到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发表的研究费孝通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经济思想的长篇论文。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史研究,对近代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学者的看法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能够在历史的脉络里梳理费孝通关于农村经济主要问题的见解,并将其思想特色及价值加以解析。根据他的研究,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几乎涉猎了农村经济的各个主要部分,包括人地关系、土地分配、租佃关系、农业经营方式、手工业生产、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不仅如此,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并非孤立论证,也不是单从经济论经济,而是多从侧面开掘,又是相互联系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构造的互相牵扯,但也与费孝通微观而全面的社区调查以及宽阔的视野有极大关系”。[2]他对于费孝通农村经济思想的全面性、独到性、辩证思维以及前瞻性等特征都结合具体问题加以阐述,对于费孝通农村经济思想的价值和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教授的这些梳理和分析,我都是同意的。不过,对于他关于费孝通的一个“令人遗憾”之处,我则有不同的理解。也许是出于对于费孝通的更高期许没有得到实现的遗憾,他认为费孝通没有在农村经济领域提出像他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差序格局”“社会继替”那样高度抽象的概念,致使他在世界小农经济学派中没有应有的地位,不能与俄国的恰亚诺夫、美国的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人相提并论。在我眼里,费孝通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其次才是一个李教授概括的“社会经济学家”,他论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时始终将其置于社会学、人类学的框架之下;而且他有很深的经世情怀,对于当时局面日益严重的农村经济问题急于给出可以付诸实践的政策性建议,并没有从容的时间来提炼理论概念。[3]从学理上来说,他不具备在农村经济领域提出高度抽象概念的知识储备和长期的深入钻研;从心态上说,这也许并不是他当时刻意追求的学术目标,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声明自己并不是个农村经济学的“专家”,“只是因为接触了中国农民生活而引起的一些常识性的分析”[4]。

   介绍和讨论李金铮教授的这篇近作,我想说明的是,将费孝通视为思想家,揭示其某一方面的思想内涵和思维特色在目前还是一个有极大开拓空间的学术领域;但是,在做这项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忽视费孝通本人的学术背景和治学宗旨,否则就容易对前人提出不切实际的期望。

   从思想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费孝通的主要贡献是:从农村经济角度切入,对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农民生计问题、工业化转型问题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思想主张[5];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做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贡献,他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意识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概念更是流传广泛,影响深远。除此之外,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对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的改良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希望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并重的平民政治理想;他在对美国社会生活与文化初步考察的基础上,形成了晚年“文化自觉”学说的雏形。在上述这些方面,他花费精力最多,论述最为充分的是乡村工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论概括虽然论述不多,但角度新颖,影响深远;提出平民政治理想以及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文化分析的初步探索,有助于我们理解费孝通社会思想的完整性。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看,一个充满中国情怀但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了中国情怀的社会思想家的形象会跃然纸上。

   费孝通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从农村经济入手,其主要著作《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以农村经济为核心议题,对于当时农村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有所涉猎,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但是他的着眼点却不在农村经济本身,他关注的是以农村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如何走向工业化、现代化,为此,他对乡村工业的现实可能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对城乡关系中重要的社会阶层——地主、士绅在转型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如何吸收英美政治中注重平民政治的新动向来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抱有美好的希望。费孝通对乡土中国尤其是经济问题用力颇深,成果卓著,但他的目标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目光并未局限于农村本身,而是有着更大的社会关怀。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之所以倾注了很多精力,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还是农民,国民经济的主要来源还要依赖于土地上的收入,要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而改造中国社会,不对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问题下一番深入的研究功夫是不行的;另外,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最为突出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农村经济出现重重危机。但是,农村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农村本身来解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农村之外的社会势力的协助,政治上的变革尤其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思想家的角度来研究费孝通,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课题,本文只是借撰写《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费孝通卷》“导言”之机,为这一课题勾勒一下轮廓而已,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学术界同仁的继续努力。

  

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村工业

  

   近代以来随着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以及外国工业产品的流行程度不断加深,农村原有的手工业逐渐趋于衰微,原来依靠农工搭配来维持收支平衡的农村经济面临极大的危机,离地地主在城镇里大多没有从事生产性的活动,而是依靠田租这根“麦管”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吸血,使本来比较缓和的租佃关系趋于紧张乃至激化。“农村破产”的呼声此起彼伏,而地主士绅阶层能否放弃寄生生活,成功地转向生产性的现代工商业,是这个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从费孝通的出身和经历来看,他的家族属于生活在城镇的没落的地主士绅阶层,本来对于民间的疾苦并未有直接的、切身的体会。最初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村经济实际现状的是他的姐姐费达生。费达生于1922年从江苏女子蚕业学校毕业后,在日本进修蚕丝改良,为时一年,回国后她和蚕校的几十名同仁放弃“安闲的小姐生活”,以“一种宗教性质的热忱”[6]深入农村,投入到蚕丝改良的艰苦工作中去。姐弟情深,在母亲早逝之后显得愈发真切。在姐姐的引导下,费孝通对于以蚕丝改良为核心的农村建设工作在技术上、组织上的种种情形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他甚至在1933年和1934年两度帮助姐姐代笔,以其名义发表文章论述蚕丝改良的经验。[7]1936年初夏费孝通应姐姐之邀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费孝通为其拟的学名是“江村”)养伤,顺便实地考察丝厂的情况,住下后很快被现代缫丝工业进入农村的情形吸引住了,便对开弦弓村做了将近两个月的社会调查。“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些调查材料成为日后其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基础。费孝通进入开弦弓村没有语言和文化习俗上的障碍,加上姐姐负责蚕丝业改革带来的全村人的信任感都使得费孝通的调查活动进行得异常顺利,而且有“我以前曾多次访问过该村,姐姐也继续不断地向我提供该村的情况”[8]的持续支持,所以尽管田野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他对开弦弓村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开弦弓村成为费孝通了解农村经济状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窗口,对于他形成自己独特的农村工业发展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开弦弓村,费孝通亲眼目睹了蚕丝业在国际市场上落败之后农村经济的萧条局面——农民日益贫困、高利贷横行、土地权加速流入到离地地主的手里等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他认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9],因为以农村手工业为主的传统工业迅速衰亡,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

   在开弦弓村的经验深深地影响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道路。1938年秋从英国回到昆明后不久,他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工作站(因避空袭而搬迁到呈贡县魁星阁,故简称工作站为魁阁)所亲自从事或主持的许多研究计划都是对开弦弓村经验的进一步延伸。在禄村研究中,他着重考察现代工商业发达前期农田经营方式和土地权的流动问题;他指导张之毅实地研究了易村的手工业与玉村的农业和商业;他还指导了史国衡和田汝康对于昆明工厂男女工人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为他探讨乡村工业问题以及现代工厂组织中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劳工问题提供了扎实的经验基础。和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一样,费孝通常常借着给学生著作写序的机会总结研究方法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为张之毅著《易村手工业》写的长篇序言《中国乡村工业》,为史国衡著《昆厂劳工》(附田汝康《内地女工》)写的长篇序言《〈昆厂劳工〉书后》,都是这样的例子。《中国乡村工业》一文是费孝通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探讨中国乡村工业性质及其可能贡献的文章。他认为,在中国农村中并不只是农业一枝独秀,而是农工混合,工业帮助农业养活了庞大的乡村人口,所谓传统工业,主要包括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他希望在现代工业开始分散的新趋势下,在技术上借助于电力和内燃机,在组织上采取合作方式,使乡村工业所获得的利益分散到农民手中,帮助他们解决生计保障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消除借贷和土地权流失的问题。在《〈昆厂劳工〉书后》一文里,费孝通则以具体实例来详细地展示了其业师吴文藻所提倡的社区研究——如何提出理论假设,又如何在实地调查中修改理论假设。在研究中他和史国衡都特别注意到劳心者与劳力者分工的传统社会结构如何复制在现代的工厂中,使职员和工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分野,从而影响现代工业的劳力基础。这一发现在《劳工的社会地位》等文中有比较充分的发挥。

   《〈昆厂劳工〉书后》一文以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法国社会学家勒普莱和涂尔干关于工业文明破坏社区生活完整性并导致社会解组的论述,这种现象在昆明的工厂组织里也有其表现形式。费孝通在昆厂劳工研究的基础上,提示讨论中国工业建设者应注意协调工业文明和个人人格的完整性,但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1945年冬的一天,费孝通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青年教员袁方在昆明的一家小茶馆里闲谈,因袁方要到成都去开手工业讨论会,两人便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手工业的话。后来张之毅、张荦群也加入这一话题的谈话,谈完后由费孝通把讨论的结果写成文章,作为四个人的共同成果,由袁方拿到手工业讨论会上宣读。四位作者之中,费孝通、张之毅曾对农村手工业实地调查研究过,袁方曾研究过昆明的手工业,对于手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作用都有深切的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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