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统一性、联邦制与美国制度中的“封建性”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5 次 更新时间:2019-12-14 10: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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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  
遗留到今天依然是个严重问题。靠“吏”只能“行政”,而无法“执政”,更应对不了政治斗争。

   其次,文官群体本身也从属于联邦和州政府,无法跳出联邦制框架,形成上下相维的官僚系统。再次,地方教育、消防、警察等公共事业由地方税收承担,强化了地方主义色彩。又次,在两党制和选举制之下,文官不可能真正独立于政治。在《彭德尔顿法》通过之初,执政党就通过大量任命文官来强化自己的力量,在下台之前保护本党已经获得的职位。执政党还利用总统的行政权力从国会手中侵夺了部分公职的任命权。选举代议制之下,所有法律从立法程序中就已经浸透了地方和集团利益的汁液,文官无论多么非政治化,也只不过是政治意志的工具而已。(49) 总之,美国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资本的力量能够稳稳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这种“大私”反而阻碍了美国制度克服分权乃至分裂性力量的能力,始终未能成就“大公”之统一集权。

   粗线条回顾美国制度演进历史,即可发现美国200年政治史之核心命题乃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问题。美国各州均采取选举制度,美国《宪法》对各州实施共和制亦有要求,(50) 自然不可简单将之与封建邦国相比。但是在央地结构上,美国确乎在建国和立宪之初有极强的“封建性”色彩。内战之后州权受到更大约束,联邦权威基本确立起来,行政权、司法权不断扩张,两党制、文官制不断发展,但都未能在根本上消除联邦制本身的上下隔绝弊端。那么此中关键节点何在?联邦制又是否有可能过渡到集权统一的单一制呢?本文认为可能性极小,原因就在于选举和代议制中所固化下来的封建性因素,更深层原因则是资本掌权。

  

   五、选举和代议制中之封建“尾巴”

  

   前文提到,欧洲近代国家制度之竞争,以代议制全面胜出告终,并指出代议制将欧洲的封建制传统固化到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之中。代议制的这次胜出,被政治学界称之为“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然而回到历史事实和概念本义,代议制和民主从来都不是一回事。按照古典定义,民主的原义是“人民的统治”,对应的是“精英的统治”,而代议制毫无疑问是精英的统治。(51) 古典民主有两个特征,其一,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决策;其二,多数决定。所以亚里士多德称雅典民主就是一个“数学概念”。代议制显然既非直接参政也不一定能保证多数决定。事实上,在制定美国制度的过程中,人们并不看好民主,或希望建立任何形式的民主。麦迪逊就曾直白地讲,民主政体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民主是动乱和争论之源,将亡于夭折。从政治思想史来看,几乎所有欧洲思想家都认为代议制与民主是不同的政体类型。从代议制发展史看,代议制的主要特征是选举和代议,而选举和代议均是源于贵族制,也一直体现精英阶层的利益。因而,它与自由有关,与民主无关。是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认为美国宪法设计的新政体是代表制与民主制的嫁接。如果代议制就是民主,潘恩又何必将代表制与民主制并称呢?

   代议制是贵族制度传统,具有极强的封建遗风,这一点在中国也早有认识。章太炎就曾说代议制是封建遗留,“非承封建末流弗能”,欧日能够搞代议制,实因其距封建尚不遥远,“欧洲诸国宪政初萌芽,去封建直三四百岁。日本且不逮一世”。(52)

   代议制和选举制中所包含的封建性体现在何处呢?除前人所述之存在“不平等”“横向阶级” 等外,首先,封建性的基本特征就是地方性权力的优先性,而代议选举制度都是以选区为基础, 地方性利益和意志通过选举活动和代议机关一级级地向上传导,最终投射到中央政府。所以凡是搞代议制的国家,地区利益博弈在国家立法和决策中均有重大影响。例如美国国会的“猪肉桶” 法案中,相当部分是与选区利益交换有关。这与中国集中统一的制度模式有根本区别。

   其次,代议制和选举制的权力来源于下,故必然会向下负责。这本身不一定是坏事,政府的民主性和责任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对社会的回应。但是“专在上”和“专在下”均有弊端。合理的制度应该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统一,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这方面做了创新性尝试,更好地实现了历史上所追求的“上下轻重相维”。美国今天在立法和政策方面的“专在下”弊端日益严重,甚至地方分裂主义也有抬头之势,便是封建性遗留所致。

   再次,联邦制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两院制,亦强化了封建性因素对立法的影响。上院的存在通常是代表地方性,这不仅会带来“代表权不平等”等问题,更严重的是会使地方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使必要的立法行动遭到拖延或失败。斯大林早就发现这一问题:“我指的是北美、加拿大和瑞士。在这些国家里,中央政府是由各州(或各邦)全体居民所选出的全国议会和各州(或各邦)政府所选出的联邦院这两个平行的机关组成的。这样就形成了立法滞缓、扼杀任何革命事业的两院制”。(53) 今天的欧盟无疑是这一弊端显现最明显之地。

   最后,本文提出一个“新封建性”概念,也就是非地方性的“割据性”因素。选举和代议制对于资本、利益集团及各种政治势力天然缺乏免疫力。资本所掌握之国家,必然会建立代议制,因为这最符合资本间接统治国家的需要。但是现代大众政治的崛起,使代议制不可避免地与选举权扩大相联系。在掌握媒体和金融的情况下,资本一般可以使选举不失控,保持独享国家权力。但是有组织的现代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甚至无组织的民粹力量也同样可以使用选举制度将自己的意志输入至国家政治权力之中(特朗普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失控的结果)。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问题时就指出,“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但是“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54) 革命政党可以利用的制度,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或组织只要掌握了控制舆论和选民的手段,自然也可以利用。这些特殊利益均会对集权统一的国家制度造成制约,发挥与封建性因素类似的影响。

   除了传统的资本家、金融集团、军工复合体、媒体势力外,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是否会带来新的封建性集团?这是人类未来政治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举办的第一届“思想者论坛”上,王绍光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数据割据”非常有理论启发性,维系统一性的制度,需要未雨绸缪地思考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算法之类新技术因素的应对方法。

  

   结语:以统一性为参照系理解政治制度

  

   本文对联邦制的讨论并不否认联邦制的历史贡献。除中国之外,历史上各文明各民族构建大规模政治制度的经验都非常稀薄。进入“人民主权”时代之后,传统的统一模式大多宣告失效。所以联邦制应运而生,为异质人口整合为大规模共同体提供制度路径、为地区性超国家共同体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为消除暴力冲突提供了一种方案。

   本文所提出的美国制度中之“封建性”概念也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对制度结构的一个机械判断,重在强调联邦制本身包含着朝向统一而未达的一种“未完成性”。但是,本文观点包括有价值判断。联邦制在一定阶段促进了人类的联合,但如果不在制度上向着统一性继续演进,很有可能会遇到瓶颈,甚至遭遇挫败,重演地中海文明数千年合而又分之旧事。在西方二战后形成的政治分权、文化多元的氛围之中,这一风险更大,也许当下世界正在酝酿着巨大危机。所以,由联邦制迷信所衍生出来的反集权、反统一性的观念是应予批评的。(55) 正如姜义华教授所说,这种迷信已经被历史证明是灾难性的。

   本文分析美国制度中的封建性因素,亦非为标新立异,而是希望穿透话语的成见,提出现代政治中并未解决却被长期掩盖的问题;非为贬低美国或西方的制度体系,因为历史会不断地检验任何一种制度,一介学者的褒贬扬抑无关紧要,而是希望更换一个参照系,以期发现我们并不熟知之“真知”。我们过去长期习惯于以西方为标尺,今天中国的知识、理论和价值大都时时在与这个参照系进行对比。参照系无所谓对错,就如日心说和地心说都能构造出自己的太阳系模型,只不过后者更加简约高效。社会科学也许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以中国为参照系来观察世界,肯定能够得出迥然不同的发现。美国制度中包含的封建性因素就是这样一个尝试的初步发现。

   如果中国这个参照系是有效的,如果封建性这个概念站得住,如果统一性的确包含着普遍性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从世界政治中看到许多以往意识不到或不那么受重视的问题。比如,英美普通法精神是不是遗留着封建性传统?代议制是不是一种足够“现代”的制度?代议制是不是有着规模限度?西方国家中为何只有极少数采用了“强宪政审查”?欧盟法律的“辅助性原则”与美国宪法的“州际贸易条款”有何同异?联盟法穿透国家直达个人有什么制度意义、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威尔逊式的民族自决理论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今天欧美面临的国家分裂和地区独立问题又如何解决?除了不同民族、语言、宗教外,还有哪些新的(如技术、传播等)因素会造成人类的分裂?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以什么样的制度形式浮现?这些问题不仅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应该回答的问题,而且是极具普遍性的问题,可能是未来政治学理论的新生长点。

   本文注释:

   (1)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页。

   (2)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6-7页。

   (3)  1911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1912年《临时约法》均采用三权分立;1919年安福国会的宪法草案拟实行联邦制;1920年代各省曾试行立宪;1923年曹锟宪法到1925年段祺瑞宪法草案,都有联邦制特征。从1931年《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五五宪草》,直到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联邦制的空想才渐至幻灭。

   (4) 《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5页。

   (5)  黄基明:《王庚武谈世界史》,刘怀昭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6)  这方面的批评参见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载陈明明主编:《劳工政治》(《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六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7)  张千帆:《中译本序:联邦制的启示》,载〔加〕乔治•安德森:《联邦制导论》,田飞龙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

   (8)  葛剑雄说“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葛剑雄:《统一与分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葛剑雄对中国长期统一这一历史事实的否定,在其小逻辑中似乎没问题,放在世界历史的大逻辑下显然站不住。历史评价必须置于比较之中,中国统一与否不是与什么外星文明比较。而与世界所有文明相比,中国的统一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

   (9) 中国历史与地中海文明相比之独特性并不否定其普遍性。如张光直就认为在同一地点延续发生的“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 是普遍的,两河流域等地中海文明才是世界历史中的“例外”,张光直:《青铜挥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12-213页。

   (10) 笔者曾专文评论此种现象,参见范勇鹏:《重思规模:探寻有关“可大可久”之道的政治学》,载《东方学刊》,2019年春季刊。

(11) 姜义华 :《中华文明的经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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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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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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