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福林等: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公投和新自由主义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19-12-01 16: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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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福林   彼特·雷蒙德   汪仲启   毛志  

   内容提要:公民投票曾经被用来对精英共识和议会合法性进行背书,但现在公投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民主价值危机的战场。因此,自由主义开始用“民粹主义”对公投进行污名化,以掩盖现实政治中精英民主同人民民主之间的矛盾。本文意图开启一种阶级分析的范式,在苏格兰脱英和英国脱欧的背景下,研究公投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味,以及公投正在形成何种阶级力量。文章认为,英国脱欧是一场“跨阶级的运动”,白人、年长者、权威主义者是比工人阶级更加重要的公投影响因素。根源在于,过去几十年来的私有化、社会保障的削弱,以及转向像消费信贷这样的个人解决方案,给人们留下广泛的不安全感;也反映出有组织的左翼力量的薄弱。这将使得公投这种随机的反建制运动可能会越来越多。在左派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挑战控制议会政治的利益体之前,民主只会出现在愤怒的暴动中。

  

  

   全民公决在欧洲发展迅猛。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每年大约会发生3次公投,现在每年的公投数量达到8次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像瑞士这种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直接民主的国家。全民公投数量的显著增加,一个重要的促发因素在于欧洲一体化问题。从2000年以来,单就欧洲一体化这一问题就发生了40次全民公投,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字是10次,而80年代则仅有3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常喝彩这种流行的投票方式,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具有安抚作用,是一种能帮助建立民众和政府有效沟通桥梁的国家建设手段。但是越来越多的批评人士却认为,这种投票方式说好听点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而说得严重点,这种投票方式是在公开吸引不负责任的江湖骗子,操纵鲁莽无知的选民最大程度地、可恶地滥用民族主义。《经济学人》杂志认为,直接民主对于决定无关紧要的事情来说可能没什么问题,比如欧洲电视网歌曲比赛,但直接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治理国家的方式,更不用说治理欧洲大陆了。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之前,全民公投或许是自由主义者对民粹主义恐慌的最常引用的证据,民粹主义这一术语近来指的是任何被排除在“政治中心”这一固定术语之外的公众或政治反对方。对《卫报》的马丁·凯特尔(Martin Ketlle)来说,全民公投现在是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的一种斗争方式。《卫报》称全民公投是煽动者的梦想,它允许民粹主义者们完全无所限制地煽动恐惧,扭曲现实并且诉诸情绪。

   最近几次公投确实是“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反击的焦点。意大利2017年宪法投票和希腊2015年投票退出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次公投都让人们对银行救助和削减计划相结合的政策表达愤怒,并且引发了人们对未经检视的民众自由参与所带来的危险的悲观情绪。然而,也许让人不安的最大来源是英国两起相互关联的公投,一起是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另一起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虽然苏格兰公投未能实现苏格兰独立,但在公投运动的最后几周里,对苏格兰独立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可能导致英国解体,这引发了许多焦虑,甚至引发了来自美国政府高层恐慌性的干预。英国脱欧已经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欧洲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更为深入的质疑。就像苏格兰的情况那样,全民公投影响到英国的命运,而英国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最大程度上支持美国力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工党(英国历史上的社会民主党)则开创了欧洲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尽管谈判结果仍不明朗,但是鉴于英国是美国意志在欧洲贯彻的强有力且稳定的执行者,英国脱欧要么意味着英国的衰落,要么预示着欧盟的最终崩溃。另外,由于一方面苏格兰投票决定留在欧盟,另一方面苏格兰议会第二次正式提出独立公投,尽管这一计划已被无限期推迟,苏格兰公投仍是苏格兰政治的主要议题,也成为了英国宪法危机的一个维度。这些案例凸显出,公投如今已经成为策划一个重大制度变革的首选方式。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会选择跟随这一趋势,因此对这种“传染”的担心从英国蔓延开来。虽然两场运动都不是由左翼势力正式领导的,但两者共同成为新自由主义秩序潜在弱点的缩影。

   遗憾的是,对公投进行社会主义的分析先例很少。葛兰西分析过为何公投不如共产党人喜欢的苏维埃的工人代表大会模式:共产党人原则上是反对公投的,因为公投将把最有优势、活跃的工人和懒惰、无知且无所事事的工人放在同一架飞机上,而代表大会是一种履行投票职能的会议形式。英国工党在其社会民主主义时期也强烈反对公投,并赞成议会作为解决一切纠纷的手段。因为保守党人曾大肆宣扬英国的公民投票是一种反动手段,它妄图分裂工人阶级在类似爱尔兰问题上的意见,工党的早期怀疑也许是有充分依据的。众所周知,相较于议会,希特勒和弗朗哥更青睐全民投票,而且这种狭隘地回到拿破仑时代的做法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是一种传统。尽管如此,对于社会主义历史走向更为解放的未来而言,这一直接民主的实验仍是具有中心地位的。即使最近,2008年之后几年里,反建制的抗议仍以要求“真正的民主”为中心。虽然对议会制度的批评者来说,反复出现的问题正如诺博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所言,公投是唯一的直接民主机制,它能具体且有效地适用于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公投是直接民主的一种现实存在的形式。我们认为公投制不是议会民主制乌托邦式的替代品,而是议会民主在政体当中主动作用强弱的标尺。在上述情况下,我们所要回答的是,是否有必要对这种反体制的左派(antisystemic left)运动进行干预。

   今天,由于没有工人委员会或者政治先进的工人政党来和现存的资本主义议会进行对抗,所以这个问题加剧了。葛兰西的观点是通过潜在的活跃的力量在工厂实行直接民主——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在当代并没有实际的类似存在物。社会主义者对公投的思考必须有连接性,今天应该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对双重危机的表达上,即资本主义民主和反体制的左翼政治。在我们看来,公投代表了激进左翼分子在一些国家将面临的一些战略困境,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权威人物的合法性有限,但是我们的力量则是一支规模不大的分裂的反对派。这种现象是政治不信任的活跃的舞台,彼得·迈尔(Peter Mair)称之为“统治真空”(rule the void),在这里,精英们不再担心有组织的工人力量或者被社会主义政府征收的前景。

   我们主要关注聚焦宪法和主权问题的欧洲公投上。我们知道美国的公投情况大不相同,它主要集中在地方州一级的政策问题上,而且美国的公投被大企业高度控制。拉丁美洲的公投有一段独特的历史,它为左翼势力上了更令人兴奋的一课。然而,我们在这里提出的一些论点仍然适用资本主义下“实际存在”的直接民主的所有案例。

   我们认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对待民粹主义的态度都必然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后者对民粹主义持强烈反对和不安的态度。毫无疑问,自由主义者有一些充分的理由担忧种族主义,但同时这种担忧可能被滥用,有一批自由主义者将苏格兰民族主义——他们支持移民增长——同英国独立党(UKIP)的积极种族主义目标等同视之,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群体不应该被忽视。虽然很多民粹主义运动确实是种族主义的,但是简单地跟在自由主义者后面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使新自由主义过去几十年来的政治认同面临合法性风险,并在智识上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失败的议会体制。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有可能把民主复兴的旗帜交给右翼极端主义。在这里,我们意图开启一种阶级分析的范式,研究公投对资本主义民主意味着什么,以及在2008年后苏格兰脱英和英国脱欧的背景下,公投正在形成何种阶级力量。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公投本身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自从苏东剧变以来,公投已经从一种追求和谐的治理工具变成大众民主的恐惧之地。因此,我们认为,无论对于描述性的目的,或者对于解释“局外人”(outsider)运动的策略胜利来说,“民粹主义”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理论解释框架都是值得反思的。最后,我们一方面运用民粹主义的话语方式,另一方面运用社会主义战略的启示作用,来看看在最近的英国公投中工人阶级的投票模式。

  

   公投的特性

  

   为什么政府要冒险将疑难且具有潜在破坏性的问题提交给随机性很强的公民投票呢?直到最近,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个更普遍的情况其实是,各个推动公投的国家政府都普遍预计他们能赢得公投,并能借此巩固其权力和加强统治机构的权威。在实践中,大多数公投取得了自上而下的胜利: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73%的选民支持政府立场,对于政府来说,这么高的得票率意味着他们获得了胜利,在这次投票当中,政府如此轻易地获得了胜利,从而根本没有注意到直接民主可能带来的风险。在2008年之前,议会精英们多半认为,享受消费型生活方式、低息信贷、进口商品会保证大多数人在选择偏好方面具有一致性,或者至少不会发生叛变。因此,公投充当了被动进入全球化的代理人。但同样,公投也有民族主义的一面:通过组织公投并赢得公投,领导人希望在布鲁塞尔获得让步以保护其特殊的国家利益。事实证明,这笔交易(brokerage)是可以非常成功的。1993年和1994年,当瑞典、奥地利和芬兰在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和欧盟成员资格举行公投时,他们获得了重要的退出资格。正如马特·克沃特鲁普(Matt Qvortrup)所说,“瑞典人……由于他们采取了公投这一边缘政策,他们能够决定退出单一货币体系,而芬兰和奥地利能够在外交政策领域获得让步,这保证了他们在国际事务中能够保持中立。”在呼吁欧洲进行公投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希望意见领袖们能够围绕全球化的利益联合起来,促进这项议案通过。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也寻求在欧盟体系内提高各个民族国家的议价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投对各国政府来说可能是“双赢”的。

   因此,从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有关公投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将公投视为维护社会和谐的工具。弗隆·博格达诺(Vernon Bogdanor)对英国公投所做的研究,或许是这方面最负盛名的。他认为,公投是被设计为一种“保留机制”,用以作为“推动变革的工具”。因为在议会政治中,议程由议会设定,“因此民众参与或自治的愿望在其中并没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博格达诺看来,英国人所倡导的是“寻求共识”和“各方同意”,因此具有一种将议会力量建制化的功能,使议会得以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组成它的政党。因此,公投从形式上被设计具有制度维护性质(pro-systemic),它可以用来建立共识,支持必要的共识和人民主权神话。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乐观地写道,“1989年之后,在后苏联时代的东欧国家,公投有助于恢复公民责任原则,并具有在公众与议会间建立和谐的联系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公投是一种更为宽泛的政治进程,它允许更广泛的讨论和意见形成,同时允许更广泛、更充分的准备,这有助于让选民们对最终结果负责。因此,公投确保人民被整合起来做这一决定,然后,如果某次公投失败了,也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这是人民自己犯的错误,所以他们不得不自己应对。

对这些投票采取的欢迎态度反映出,如今的精英对民粹主义的痴迷具有更深的根源。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在《对民主的憎恨》(The Hatred of Democracy)一书中认为,官方对民主的尊重同精英阶层对民主逐渐增长的蔑视相伴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围绕欧洲宪法投票的一系列事件的启发。他解释说,有关公投这一问题令人意外的主要之处在于,大多数选民认为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公投不是要求全体人民简单地遵守的问题,而是人民的主权的问题和对此不能简单回答“是”或“否”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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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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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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