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量:罗马史学的兴衰与古罗马国家命运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21: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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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厚量  

  

   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今天,我想从罗马史学这个点,来讲述罗马的兴与衰。

  

   罗马史学在罗马的文化中占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为什么高呢?大家换位思考,如果大家自己是一个罗马的元老,你在决定自己事业的时候首选是什么呢?最好是从军。先做军团长,然后回到罗马当大法官、执政官,再返回边疆行省指挥几个军团的千军万马,这样一步一步走。

  

   如果选择走文职,适合你去琢磨的学术是什么呢?写诗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按照罗马人的观念,元老最好别碰诗歌,你要写诗歌就是不务正业、不干正事,尤其再写点伤风败俗,有点色情味的肯定更不好,下场参考奥维德。写诗,在罗马人眼中绝对不是元老的正道。

  

   哲学,要不要读?哲学要读,但罗马人认为哲学不能读太多了,读太多就陷入没完没了的玄思冥想中,就不干正经事了,不符合罗马人讲求实际、雷厉风行的作风。所以哲学可以读,但是不能读太多。

  

   那罗马元老还能做什么?罗马元老适合从事的文学活动只有两样,第一是演说术,第二是史学。是不是除了政治工作之外,罗马元老的副业只是演说术和历史了?这个观点也是不对。因为在罗马人看来,元老去从事演说或者历史写作,就是在执政,就是在管理国家——这不是副业。可见,罗马人把史学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写历史就是在治理国家。

  

   因为你的历史书,向大家提供了政治兴衰的道理,把政治运作的模式展现给世人,做的事情就是在治理国家。罗马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史学,在古代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史学是一个奢侈品,相当多的民族和种族没有记载自己历史的习惯。古代中国好像有自己形成的史学传统,古代希腊有自己的传统。如果放宽一点,如果把宗教的史学也算进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自己的史学传统,但是罗马人似乎最初没有自己的史学传统。

  

   现存最早的,有文字可证的罗马史学作品是什么呢?是诗歌。一个叫奈维乌斯的人写的一首诗,讲的是第一次布匿战争。

  

   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公元前3世纪。传说中罗马建城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在建成之后五个世纪之内没有任何历史记述留存至今。可见,罗马也不是一开始就记载自己的历史。

  

   有史可考的,确认有书籍的是恩尼乌斯的《年代记》,公元前二世纪的作品。早期的罗马历史可谓疑点重重,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罗马的建城年份。罗马建城年份是公元前753年,这个年份怎么来的?因为各种记载都是这个日期,非常准确。这个情况在古代历史中是不正常的。因为对于久远的历史总是存在各个不同的版本,所以众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希腊的起源时间是什么,有不同的说法。中国最早的王朝的建立时间,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罗马现存史书的记载都是公元前753年建城,这是谁定的?史料可查是共和后期大学者瓦罗说的,后面的学者也都写成公元前753年,所以可以推断对自己的早期历史,罗马人很可能没有进行准确的记录。

  

   罗马史学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共和后期才出现了比较成型的史学撰述传统,大概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才形成。它有什么特点?

  

   首先,是刚一出现就达到了较高的高度——因为罗马的文化发展比较早,很早就有自己的诗歌、散文写作、演说术的传统,已经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早期的著名史家,同时也是政治家,例如恺撒。恺撒写了《高卢战记》、《内战记》,但是我们一般不把《高卢战记》、《内战记》作为罗马史学达到高峰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恺撒的创作没有史学的冲动,即不是为了记载历史而写这两本书的——这两本书都有政治宣传的需要。

  

   《内战记》好理解,讲恺撒是怎么打败庞培的,这个是政治宣传,属于小册子。《高卢战记》为什么也是政治宣传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情况?因为这是对自己的辩护,这个跟罗马的法律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恺撒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内战?因为他知道如果接受庞培的建议,把军团交出来,回到罗马后的下场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因为他的政敌已经在罗马准备好了,要对他进行弹劾。为什么弹劾他?因为你在高卢七八年的时间里,你让我们的罗马人死了很多,打了一些没有必要的战争。

  

   为此,恺撒在内战胜利之后写了《高卢战记》,就是要告诉人们我在高卢的每一场军事行动都是有原因、有理由的,而且都是在对蛮族挑衅的情况下,我去做自卫反击的事,所以这本书也不是一部纯粹的史学作品——它虽然是很重要的史料,但同时也是一部有政治宣传意味的小册子。

  

   罗马史学真正高峰的兴起,应该是从撒路斯特开始的。撒路斯特是共和后期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先写了一些专题性史著,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后来,他又写了一部罗马的断代史。这个书是个大部头著作,但遗憾的是,仅仅保留下了部分残篇。

  

   撒路斯特写的《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描述的是罗马历史中两个很小的插曲,一个是喀提林发生政变,后来在西塞罗等人的干预下被挫败了。朱古达战争是罗马对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努米底亚发动的一场没有什么悬念的战争,双方的实力完全不成正比。

  

   但这两个题目关注的重点倒不是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从中折射出来的当时罗马的道德状况。《喀提林阴谋》讲罗马当时的内政已经混乱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喀提林在内因和外因状况下走上了那样一条害人害己的道路。在《朱古达战争》中,撒路斯特重点描写的是罗马人在与朱古达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那种腐化堕落、令人失望的精神状态,所以撒路斯特的史学关注的重点是道德。

  

   是不是说古代的罗马人道德就非常完满、非常积极向上?不是的,他的思路是,在怀古中带有讽刺现实的意味。按照撒路斯特的观点,罗马的道德在早期是往上走的,但是后来又出现一个转折点,就是第三次布匿战争。第三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让罗马的道德水平从最高点向下走,因为罗马最可怕的对手迦太基被消灭了,罗马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开始沉迷于各种享乐、各种腐败,然后道德就由盛转衰。

  

   撒路斯特是希望通过赞美罗马古时的道德(这个道德很可能是理想化的),来警示当下的道德衰微。

  

   比他晚一些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讲述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他跟撒路斯特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办法。撒路斯特讽刺了罗马现实的腐败和丑陋,李维则赞美了罗马王政时代以及共和早期英雄人物们的高尚品质。

  

   李维关注的重点其实也是道德,所以说罗马共和后期的史学核心的特征就是道德论,赞美的是罗马的古风道德,抨击的是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的道德衰落和危机的局面。这是共和后期罗马人撰写史学的特点,关注的不是具体的事,而是罗马道德盛衰的问题。

  

   道德论传统成了罗马共和末期拉丁史学的基本基调。但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帝国时代也有一位著名的拉丁史家叫塔西佗,与撒路斯特类似,塔西佗早期写了一些专题史著,有《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他后来写了两部达到其史学创作巅峰的作品:一部是主要讲述“四帝之年”与弗拉维王朝的《历史》;另一部是讲述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时代的《编年史》。

  

   塔西佗的作品在布局、立意、文笔上达到了拉丁史学的最高峰,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一点在于:塔西佗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他在作品中自己承认,说我写的都是些无用的、琐碎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塔西佗是一个元老,而且他是一个遵从罗马共和时代史学传统的元老。他认为罗马史学或者拉丁史学的主题,只能是撒路斯特、李维这些人给他安排好的,就是讲罗马的道德问题。你要赞美古代人的优良道德,然后抨击现实的道德危机和一些丑恶现象。

  

   塔西佗在创作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也发现,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平庸的事情、琐碎的事情比较多,真正大开大合的,能够体现尖锐历史冲突的事件非常少。他在讲述罗马道德情况的时候,常常找不到很好的素材,也找不到合适的主题。所以他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信心,觉得虽然我下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作品在表达主题时达不到预期效果,没有像前辈们那样好的条件,我选择的主题是无趣的、乏味的,这是其中的问题之一。

  

   第二个问题在于,他发现自己的史学在资料收集方面也出现了很大的危机。我们知道塔西佗是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史料的搜集是非常严谨、专业的。而且他也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当过执政官,能够接触到罗马宫廷的一些档案。很多人认为他在写作过程中运用过这些档案,这是之前的史学家做不到的。相对而言,李维是帕塔维乌姆人,撒路斯特是萨宾人,都不是罗马中央集团的成员。

  

   塔西佗是罗马帝国的高级元老,能够接触当时的档案材料,能够掌握非常珍贵的原始史料。但是他仍然说自己的材料不够,就是因为罗马当时已经经历了从共和制到帝制的转变。

  

   在元首制的统治下,传统史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就已经不再具备了。在撒路斯特和李维时代,他们的史学继承了希腊史学的传统。而希腊史学的主流是雅典和阿提卡地方的史学,那是在民主的土壤下成长起来的史学。他们的很多材料,来自于公民大会,来自于当时的政治人物之间公开进行的一些辩论、演说。

  

   我们看到修昔底德或者撒路斯特在作品中会记录当时一些人的演说,与此同时,他们也会虚构那个时代一些政治家的演说。他们也承认这些东西是虚构的,但强调自己不是随便编的,而是按照当时人的想法和时代背景还原的——在当时的场景下,那些人会说什么样的话。

  

   但是到了帝国时代,第一是得不到这样的素材,因为当时的政治已经进入到集权时代,国家大事的重要决策是在宫廷内部或内朝,由元首和几个心腹私下里决定的,这个东西不是公开讨论的,也不会公开发表出来。

  

   所以当时的历史学家,如塔西佗等人,就没有条件再去获得当时关于各种政治观点的交锋、不同的政治派别的斗争状况,就无法再去还原当时的具体细节。他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只有最终公布的一些决议,还有当时社会上人们对于中央政治的种种恶意揣测与流言蜚语。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再想去通过公民大会、通过演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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