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周易》的人，基本上还是从王弼注入手，可是已经不太读《周易正义》了。但《周易正义》其实是王弼著最好的辅助读本，本身又有很高的思想性，自唐朝以来，只要读《周易》，均由此奠基。为《十三经注疏》之第一书，不可忽视。正义，就是正确义理的意思。

　　 这套书，是唐朝统一南北朝政局之后，一项思想文化上统一的大工程。由孔子的子孙孔颖达主编，把几百年来混乱分歧的五经之解释，梳理了一遍。

　　 我觉得此一思想统合的工作，对我们这个预期统一的时代很有启发性，《周易正义研究》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因此，四十年前我就写过《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一本小书，对它做点研究。

一、易学正轨

　　 我那书有两条史学的线索，第一是想说明易学史上三个大家搞错了上千年的问题：（一）王弼与汉易的关系，王弼真扫象吗？答案是NO；（二）南北朝易学之流布，是否如《北史．儒林传》讲的是南王弼、北郑玄？答案也是NO；（三）南北朝易学最后统合于王注，王注被唐代采为《正义》之依据，但唐人疏是否真依王，疏不破注？答案还是NO！

　　 第二，还要讲三个大一点的历史问题：唐人为何要大规模修纂《五经正义》，经典之再解释，对唐代帝国之意识统合到底有何作用？又显示了什么学术史的意义？

　　 以上这些是属于史学的，底下这三个问题则是哲学的：一，作为“三玄”之一，《易经》在魏晋玄学中之作用如何？过去大家只注意老庄，好像玄学就是老庄。二，大家都知道：佛教进入中国，晋以后开始以老庄“格义”。但佛家也开始解易，关注的人就少了，更有谁研究过它在义理上的是非？三，宋代理学，大家都推源于韩愈李翱，由中唐讲起。但理学家讲太极、讲理气、讲中庸、讲阴阳，是由李翱韩愈讲下来的吗？会不会都忽略了南北朝隋唐易学这一线索？

　　 我的书，处理的这些问题与所得初步之答案，极为重要，为昔人所未及知。但如今讲史学、讲哲学的朋友，似乎不甚读易，也不太知道我的研究成果，还在那里乱扯，颇觉遗憾。

　　 魏晋间论易，发展象数者为陆绩、虞翻，黜象者为钟会、王弼。然王注本有扫忘未尽者，当时人亦多以为象不可废。

　　 嗣后梁陈国学并行郑玄、王弼二注，齐且唯传郑义；北朝以郑玄、王肃为主，河南及青齐间则有讲王弼易者，可见王氏扫象之说并未定为一尊。

　　 孔氏《正义》综合南北，虽以王注为基础，但对象数之立场不同于王，发明卦爻义例、阐明象数、论十二月消息卦、谈卦气与六日七分，又据数言体，云初上无位、大衍六义，旁采易纬，于九六之外更言七八，可谓洋洋大观，补王正王之处甚多。昔人不知此基本立场，遽以为孔氏宗本王弼，疏不破注，以致胡涂了一千多年。

　　 王弼注，于魏晋玄学中特胜。然今人但知魏晋为玄学为老庄，仿佛“经学儒学的汉代”与“老庄玄学的魏晋”适成一对比，遂由此制造了无数文章、无数学位职称。其实皆可笑。

　　 玄学指一种治学之角度、方法、眼光，类似今天讲的“哲学”，并不只谈老庄或以老庄为主。这种方法，可讨论言意问题、历史问题、名教问题、自然问题等，超超玄箸，颇涉及形上层面及价值意义；与从前考礼制、诂文字、笺器数之类征实之朴学方法不同，所以才形成为一种特色。

　　 老庄固然可以用这方法去讨论，《易经》也一样，此外，“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谈家口实”（王僧虔诫子书）“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世说．言语），谈的东西多哩，哪就都是老庄？

　　 其中，易注在南北朝，可考者凡一四九种，其中即有许多濡染风气，采取这种方式论易。但有趣的是：与老庄结合者并不多，主要是结合了佛教空宗义学。

　　 早期格义，是以般若性空去附会老庄之“无”。但般若学六家七宗以后，渐转回佛家本位，大阐空义；而对老庄的兴趣也转向了《易经》，开始用佛理解易。许多解易的儒者也如此。

　　 孔颖达对此风气却是不满的，序文中明确批评：“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它这部书的宗旨之一，便是分判儒佛。

　　 之所以如此，有当时“三教讲论”的制度环境因素，故亦可由此观察唐初思想界大势。

　　 而此后这个大势也越来越明晰，儒家主流，不论吸不吸收佛教，态度或方法都必是分判儒佛。佛教解易之风此后虽然也一直不断，但毕竟未成体统，具体专著只有蕅益的《周易禅解》。一直到近代熊十力，更由《易传》发展出“新唯识论”来区判儒佛，可说是一有趣的历史呼应。

　　 故此后的儒学基调，不由韩愈始开，不能从中唐辟佛或陈寅恪所谓汉民族文化本位运动往下讲；儒者讲心性理气太极体用等，更不能仅溯源于中唐或以为是宋儒才开始的。

　　 当代新儒家偏于理一边，像牟宗三先生一定要说顺气言性就是材质主义，显不出理来，须逆气才能显理、才能进乎德行之门。大陆过去又常含糊笼统把讲气的都称为唯物论、讲理的都归入唯心论。其实皆大谬，这是由孔疏可看得明明白白的。

　　 至于清人力攻宋儒之讲太极图、讲主静，说那些本于道教与佛教，也同样于孔疏隔膜太甚。孔疏也早已说：“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又说：“天地以本为心者，本谓静也。天地之动，静为其本，静非对动而言。静之为本，自然而有，非对动而生静。天地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这些，哪需要旁求于道教？

　　 总之，讲《周易》的人多重视些《孔颖达周易正义》，对易学史、思想史就不会人云亦云，甚且可以重新勾勒体段了。

二、采撷南学

　　 这里举个大思想趋势的问题来看：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后，大家都喜欢说唐代的北朝渊源。其实在思想文化上，南朝渊源才更重要。

　　 你看《隋书?元善传》即称善讲春秋，初发题，即为何妥所难。后来，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说神秀少为诸生，游学江表时，能通「老庄玄旨书易大义」。再后来，《新唐书》称柳公权：「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

　　 此数人，皆兼通儒玄，又多讲书、易、左氏。则此数书殆皆为当时清言所萃，旨供讲论，非北方那种征实考证之学。《正义》也择用南学，风气正如张说以书易大义匹俪老庄玄旨。

　　 儒玄合流，蔚为风气，故唐人所撰《隋书?经籍志》叙道家曰：“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先王惧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经之义，是所罕言。周官九两，其三曰师，盖近之矣。”直接把儒道合起来说同出周官。《隋书?儒林传》更说：「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因此他们纂疏五经，以南学为本，势所必至。

　　 本来，孔颖达在隋，受业于刘焯，乃是北朝的学脉，故编此大书，不免常有宗奉师说之处。《毛诗正义》以刘炫《毛诗述义》、刘焯《毛诗义疏》为稿本，《礼记正义》全本皇侃熊安生，略加裁量，都是大家知道的事。刘毓崧《左传旧疏考正》更说他所删定者，谨驳刘炫说百余条，余皆光伯旧疏。可见其书“统合南北”，自有采自北朝者。

　　 但《周易正义》却不是这样。刘毓崧〈周易旧疏考正〉不知此理，以为《书疏》既多旧文，《易疏》亦然；且未审义疏之由来，遽以为疏不破注、孔不异王。于是《周易正义》中，凡跟王弼不同的，咸以为非颖达笔，为抄撮、为盗袭、为拼凑、为矛盾。全搞错了。

　　 《周易正义》释义先以王弼为本，旁引汉魏南北朝诸说以供参证，有驳有断、有议有辩，与《书》《诗》《礼记》诸疏之参据旧疏、杂出众手者不同。其以王弼为本，也非即依循弗敢畔；诗书之全采二刘者，犹多削删，又何爱于一王弼？

三、通玄排佛

　　 《周易正义》沟合儒道之外，另一立场是排佛。

　　 唐代皇室虽然尊奉道教，但思想大势仍是个三教竞争的局面，所以每年都还举办“三教讲论”的辩论会。

　　 在此局势中，儒家之策略是拉拢道家、抨击佛教。孔颖达即此中健将。

　　 《周易正义．序》说：“魏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既背其本，又违于注。……辅嗣注之于前，诸儒背之于后，考其义理，其可通乎？……今既奉敕删定，考案其事，必以仲尼为主；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

　　 可见他于汉魏南北朝诸家，独宗江左；江左诸氏，又以王弼（辅嗣）为本。

　　 但这毕竟是孔颖达的偏见或论说策略。他喜好王弼注，所以说江左传习，河北莫及。其实《隋书?经籍志》曰：“（易）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南朝非惟不专用弼义，甚且曾废王而传郑。北方则《北史?儒林传》言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又多讲王辅嗣所注。所记恰好与孔序相反。

　　 故曰江左河北之分，未得理实；而王弼所注，亦非江南义疏家之宗本。所谓「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玄虚、义多浮诞。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谈，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以其为佛徒之言也。

　　 盖东汉以降，谈辞云起，玄学与经学合流为一种，另一种则想和儒佛，如谢灵运〈辨宗论〉所谓佛主一极，孔言能至，合之而有顿悟之说者。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刻划瞿昙，唐突洙泗；齐书称刘瓛「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而时与僧人往还；讲法华之慧基，瓛与张融并申之以师礼，崇其义训；讲涅盘成实之法安，瓛与张融何胤等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瓛有《周易讲述》，何胤有《毛诗隐义》等作。又如宋文帝以雷次宗主儒学馆，而次宗即为慧远弟子；王检论易，兼采郑王，而奉法瑗为师、举昙济以自代等等都属于这一路。

　　 当时佛徒经常比附儒书，故论《易经》而有语及内住外之空者。颖达深恶之。

四、补正王注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前文曾提到一个术语“疏不破注”。

　　 这是说替古书做批注的人，基本上是服务性质，是要让读者更清楚古书在讲些什么。所以不会去批评它哪里不对、哪里不好，只是顺著作者的思路与文脉去讲。疏，是对批注的再解释，当然也不会破注。

　　 传统的理解即是如此。可惜，错了。一、义疏是一种魏晋以后发展出来的批注，不是对批注的再解释。二、学术工作，不可能曲意维护错误，如果作者或文本真的错了，当然会指出来，怎么可能“疏不破注”？

孔颖达对王弼错误处，就多有补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