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国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予以全面回顾，重点阐述了该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与知识立场，并对该领域相对成熟的研究进路进行总结归纳。对国外中国学予以译介和再研究，其问题意识根源于学术界面对现代性冲击所作出的反应，对国外中国学所采取的学习立场或批判立场则出自不同情境下的对现代性产生的忧患意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进路归结起来有文献学、学术史、知识社会学和比较文学四种，对国外中国学的知识客观性采取不同立场可能引向不同的研究进路。前两种进路更偏向于对国外中国学的知识予以历史的考察，后两种进路则更倾向于进行批判性分析。
关 键 词：国外中国学研究 问题意识 知识立场 研究进路
国外中国学，最笼统的理解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者对这异域的学问进行反向研究，常被通俗地称为国外中国学(再)研究。此种学术活动发端于民国时期，民国学人的成绩近年来得到了不少关注。①中国学术界(主要是大陆地区)系统开展国外中国学的引介与再研究，一般认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8年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为标志。②该室的成立恰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本文的写作即同时受到这两种因缘的触动。
国外中国学研究发展至今，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一个颇受瞩目的领域。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专门提到“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而反向研究国外中国学正是推动它的一种重要方式，由此也鼓舞了学界对于国外中国学再研究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不过，平心而论，这一学术领域仍处于开放发展中，对于它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方法论等，学术界还缺乏比较清晰和一致的认识。此前已有严绍璗、张西平、朱政惠等学者在改革开放30年前后对上述问题予以讨论。③本文中笔者尝试接续前贤之论进一步探讨，希望对本领域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外中国学”
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与探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世界性的现象。今天英语中的一些固有词汇如“Sinomania”(中国热)、“Sinophile”(喜爱中国文化者)等，侧面展示了历史上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持久热情。对于中国文化的专门研究，则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等学术形态。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为代表的“法式汉学”(Parisbased type of Sinology)仍是世界范围专业汉学的主流。⑤但随着二战以后全球知识生产重心从欧洲转至美国和“区域研究”的兴起，出现了从“汉学”向所谓“中国学”的范式转变。旅美华裔学者余英时曾对这一转变作出较为准确的概括：“从20世纪中叶起，中国研究这一领域在美国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向。这一转向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就研究的内涵说，专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相形之下，以往汉学家们所感兴趣的传统中国就受到比较冷落的待遇。第二，就研究的取径论，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门的专业纪律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往汉学传统中的文献考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⑥
范式更迭使得原本属于“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范畴的“Sinology”不再适合用来描述新的知识领域和知识传统，“Chinese studies”被用来作为新传统的表述，这种情况先是出现在英语世界，随后也出现于欧洲各国。⑦然而，新旧两种传统的竞争与整合，至少在学术体制层面于美国和欧洲有不同的表现，比如美国的“Sinology”研究大多被归整到“区域研究”的院系中，⑧而在“Sinology”传统更悠久的欧洲，“Chinese studies”出现在“Sinology”院系中则是十分常见的情况。⑨
中国学者在对欧洲传统的“Sinology”和美国传统的“Chinese studies”进行反向研究时，一般用“汉学”和“中国学”分别对应以示区分，但同时又时常希望用一个单一的概念来统合处于不同时代、置身不同传统、拥有不同形态的国外中国研究，于是造成汉学与中国学的种种名实之争。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对于推动本领域学术发展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当我们致力考察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时，首先有必要意识到它的时代和文化传统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不存在“单数的”国外中国学，只有“复数的”国外中国学。不同文化传统对于复数中国学的影响，有学者总结为：“作为它的核心成分并不是‘中国文化元素’，支撑这一学术的核心即潜藏的哲学本体价值，在普遍的意义上判断，则是研究者本国的思想乃至意识形态的成分。”⑩
另有必要指出，在指称本领域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包括“汉学”)时，我国学者习惯加上“国外”“域外”或“海外”的定语，以有意识强调其作为外来的知识(extraneous knowledge)的本质，(11)但在语义上，“国外”“域外”“海外”等说法并无差异，所指皆落脚于“外”(abroad)。有趣的是，对于外国人而言，中国学本来就是外国学，例如沟口雄三就说过“中国学是日本人的外国学”。(12)如此一来，国外中国学再研究就成了对“外国人的外国学”的研究。有时候，人们会奇怪这种学术的必要性，其实它既是国人砥砺自身学术进步的一种途径，也是我们“开眼看世界”的一个特别窗口。这里面也许还有一些地域文化特点的影响。从世界范围看，对于外国人研究自家的学问特别感兴趣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稍可与中国学界从事国外中国学热情高涨相比拟的，以笔者粗浅了解，似乎只有日本、韩国等亚洲邻国。(13)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本身就可以作为比较文化的考察对象。
二、问题意识与知识立场
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并非指向具体的课题，而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切观察与思考所形成的对具有根本性和深远影响的问题的敏感。这种敏感力既取决于学者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能力，也受制于自身学术积累的路径依赖。知识立场就仿佛物理学向量中那个“方向”，我们认知的成果不仅取决于“数量”也取决于“方向”。问题意识与知识立场相互影响，又共同决定着学术研究成果的“向量”大小。
1.危机意识与学习立场
在百余年来中华民族曲折的现代化进程背景下，中国学人借国外研究中国文明的智识成果以反观和自励，大体根源于一种“现代化转型”的冲动与焦虑；而对国外的中国研究自觉予以关注、译介乃至再研究，如严绍璗所说，“是随着20世纪初我国人文学术近代性的发展而得到逐步形成的”。(14)
当我们仍将“现代化”作为一个合理的目标而暂且悬置“中国文明自身是否蕴含足够现代化内生动力”这类问题，就不得不承认包括学术现代化在内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开启和加速发展，与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的整体性冲击有莫大干系。这一冲击的后果表现在学术现代化上，就是对本民族学术传统的深刻反思和对“西学”的高度仰慕和孜孜以求，并由此造成中西学术交流事实上的不对等。“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柯文曾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之间知识交流有一个基本模式：西方的兴趣主要在于了解中国，而中国则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部分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自己的优越感，部分程度上是非西方人对这种情况的认可。”(15)
仰慕西学的倾向在晚清学界一度格外严重，其情状梁启超描述为：“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16)这种倾向直到民国时期才有所矫正。彼时学界重拾“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精神，以西学之昌明砥砺国学之不足，由此方奠定出国人严肃对待国外中国研究的心智基础。此时的危机意识又往往表现出赶超先进的民族主义情结。一方面感慨民族学术正统流失，如史学家陈垣对胡适说的：“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17)另一方面则希望中国本土学术能“超乾嘉之盛，夺欧士之席”。(18)
总体而言，民国学者对国外汉学界的接受与借鉴主要在于其视野与方法。如语言学家张世禄所言：“外国学者有研究中国学术的，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因为他们所运用的工具，所采取的途径，足以为我们提供绝好的借镜，他们研究的结果和获得的成绩，也往往足以开拓我们所未有的境界，以作我们更进一步的探讨的基础。”(19)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以美国中国学为代表的国际中国研究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又是中国大陆学术界相对封闭的时期，待到改革开放以后，孙越生不禁对中外学术相对落差之大生出如此感慨：“如果说，海外中国学对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研究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的话，那么，它对于中国的海外研究来说，就更是一面使国人相形见绌的镜子了。”(20)以此为背景而出现40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新一轮的学术译介大潮，这股潮流此起彼伏至今仍未停歇，也暗示着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昔日“超乾嘉之盛，夺欧士之席”的志愿在今天则转化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争夺学术话语权”一类的表述。
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学术现代化往往被知识界当做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整体进入“现代性”的基石和入口。胡适提出“新文化建设”的原则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正彰显了这层意念。(21)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对于国外中国研究的镜鉴意义也做了同理阐发：“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到其现代形态的入口”。(22)
由此，以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西学热”为背景的国外中国研究的译介活动，应放在知识界对现代化转型(包括学术现代化)的渴望与焦虑这一更大背景下去理解；而忧患意识和学习立场也因迄今仍在继续的“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始终是一大批学者对国外中国学进行再研究的出发点。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知识界在关于什么是“现代性”、中国需要怎样的“现代化”问题上发生从存在基本共识到形成多元立场的重大变化，(23)“后现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话语以及“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并与20世纪80年代占据主导的“启蒙的现代性”话语相抗衡。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于如何看待本质上属于“西学”(或“外国学”)的国外中国学有了新的理论工具和认知立场。后文将谈到，近年来，中国本土学界对国外中国学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多方位的批判，这些批判性研究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西方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话语”以及进步主义的“辉格史观”的反思，同时也是对西方理论界后现代、后殖民思潮的响应。
2.批判立场：历史情境与学理根源
与民国学者以振兴国学为目的主动参引欧美汉学成果不同，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对于西方中国学的态度和立场“一边倒”地转向批判。例如1961年出版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一书前言对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术”大加挞伐：“现代外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历史的几个学派都力图使中国人民安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都在为帝国主义侵略进行辩解，并诽谤和污蔑中国人民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4)仅从学理上看，此类批判理论根源于马克思的“知识社会学”立场或者说“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他将“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立场贯穿到知识论领域，形成知识的“阶级性”(受阶级利益所支配)主张。(25)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陆理论界逐渐兴起对西方“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想的引介和研究热潮，并在21世纪以后波及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领域。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福柯有关权力与话语关系的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等成为对国外中国学(汉学)进行批判的新利器。其结果之一就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引发了一场围绕“汉学主义”展开的论争。我们不妨以其为代表来考察新语境下的国外中国学批判背后的知识立场与学理根据。
在“汉学主义”主张者看来，“与东方主义一样，汉学主义‘从文化甚至是意识形态来看，表达并展现为一种话语模式，伴有支撑性的惯例、词汇、学术、意象、教条，甚至殖民官僚主义和殖民主义风格’”。(26)
持相对激进立场的学者认为，“西方汉学从来就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广义的汉学本身就是‘汉学主义’”，假如西方汉学的意识形态性无法抹除，“中国译介与研究汉学就必须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语境中进行；如果文化批判将汉学当作西方扩张的权力话语，所谓‘借镜自鉴’的假设就必须重新审视，否则中国学术文化就可能‘自我汉学化’，无意识助成‘学术殖民’，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27)立场相对温和的学者则提出要借“汉学主义”这一理论主张来“探询可用于解释关于中国知识产生过程中存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理论问题”。(28)但无论激进还是温和，“汉学主义”的主张者都认为全部的西方中国研究智识成果都建立在某种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是“被异化的知识”。中国学术界如果不能以“反殖民”的立场予以批判，就会造成认识论上的偏差甚至陷入“自我殖民”(自我参与建构“汉学主义”)的困境。
以“汉学主义”为代表，近年来中国学界对西方的中国知识进行整体批判似乎成为一种潮流。这股潮流的共同特点是，将中国研究的知识客观性放置一边，着力考察中国研究知识生产活动的社会情境并将之解释为一种受支配的话语建构过程。例如潘成鑫在批判西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时这样分析两种话语的虚妄之源：“西方自我想象的核心是其作为一种现代认知主题。这种自我认同默认存在着一个确定的、客观可知的‘自在’世界，这给了西方信心和责任去认识和领导这个世界。当有关某些‘客体’(比如说中国)的确定只是没有如期实现的时候，西方自封的认知主体就会诉诸某些情感补偿，比如用恐惧和幻想来填补确定性的缺失。”(29)
围绕国外中国学(“西方的中国知识”)进行的此类批判似乎是坚持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知识社会学”立场，又与中国经济崛起后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主性意识相呼应，但其导向的认识论困境也是明显的。首先，一种激进的知识社会学立场会认为，“中国知识归根结蒂还是一种社会知识和道德性知识，一种没有固定的外部现实可以依傍的知识”。(30)在这种认知框架下，知识的客观性、学术现代化的合理性无从谈起，围绕国外中国学的价值评判也容易“变为一场阶级斗争、政治辩论或文明冲突”。(31)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把认知能力的能动性推向一个极端(即不能产生真实的知识)，实际上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大体而言，学习与批判构成了国人面对国外中国学两种基本又方向不同的认知取向。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取向背后都隐隐流露出国人对于近代以来中西方学术乃至文明间的某种(事实上的或建构出的)“不平等”的焦虑和抵御心态。两种取向往往纠结并存。
不过，我们仍可以从历史视角来考量国外中国研究的“异化”程度及其是否使这一知识领域丧失有效性。孙越生先生多年前的一段话仍不失为持平之论：“十八世纪以前对中国的研究，是以好奇和赞美的心情为主要特征，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研究，是以侵略的需要和歧视的态度为主要特征……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除了以上两种旧的倾向有不同程度的继续外，总的来看，则是越来越倾向于要求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32)
三、主要研究进路：文献学、学术史、知识社会学与比较文学
国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算上民国时期的初步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该领域的建制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涌现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队伍以及专门的教学体系，这为该领域形成若干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创造了条件。(33)概括起来，在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领域，普遍为学者们践行的研究进路可以归结为四种，即文献学进路、学术史进路、知识史进路和比较文学进路。
1.文献学进路
我们将对国外中国学成果的翻译、目录整理、述介这一类基础性工作归入文献学进路。(34)笔者曾对1979—2014年CNKI文献数据库中国外中国学和国外汉学的研究论文进行定量分析，从结果看，这一类工作代表了国外中国学研究中最具普遍性的研究进路。(35)
40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立足于当时的情报研究所，该室的学术活动实际是在“情报工作”的框架下展开，使得国外中国学研究从起步阶段具有朦胧的“情报学”意味。(36)20世纪80年代初孙越生领衔编制的《美国中国学手册》(1981)及严绍璗编著的《日本的中国学家》(1980)以及后来陆续涌现的《俄苏中国学手册》(1986)、《北美汉学家辞典》(2001)、《欧洲中国学》(2004)等工具书性质的著作，胪列著作、人物、机构基本信息，究其体例，与传统中国学术的“目录之学”(今天也归入文献学范畴)颇为相近。
文献学进路传递了中国学术强调“文献占有”的优良传统。像目录之学，被清代学者王鸣盛称为“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学勤、葛兆光等知名学者参与编撰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1996)为中国学(汉学)史上的重磅作品“钩玄提要”，也是一种目录学的工作。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在汉学研究领域所做的文献学积累更加丰厚，特别是古代汉籍的海外流传和所谓“域外汉籍”的清理，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批重磅成果。(37)国外中国学研究成果因存量更大且随时更新，在文献目录层面的工作方向却不能像是穷尽收集，而必须是分类梳理、捡精剔芜。好在大数据时代借助发达的文献数据库和数据分析技术，这样的工作不是不可能，而是方法恰当与否。(38)因此，针对国外中国学成果的“数字文献学”应该是本领域文献学进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至于翻译工作，主要是为语言不通的本土学者阅读之便。就治学而论，最好还是直接阅读一手材料，即如严复所说：“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39)但由于涉及语种众多，没有学者能做到对各国中国学成果都直接阅读，学术翻译的价值正在于此。然而，现阶段对国外中国学成果的翻译引进有两方面问题。首先是激励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本领域先行者之一的梁绳祎就感慨过：“通西文者多鄙弃汉学，而治国学者亦忽视西文，其或力足任此，亦视为劳而少功之业。”(40)这种状况在今天“不发表就完蛋”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只能是愈发严重，总体不利于国外中国学译事的进步。其次，被译介过来的作品仍以美国和英语作品为主，这也许是由于美国和英语在学术世界各自的优势地位，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我们从更广阔和比较的视野了解国际中国学发展的丰富面貌。
2.学术史进路
历史学者如李学勤、朱政惠等特别提倡对国外中国学(汉学)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与上述学者原本的学科背景有直接关系。朱政惠说，“我们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立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一学科土壤”，(41)而他在美国中国学史方面的贡献很大程度受益于原有学科的扎实训练。
李学勤曾列举“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专门学科需关注的六大问题，即(1)汉学如何起源，迄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2)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语言等方面已经作出了哪些研究；(3)汉学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4)国际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起过什么样的影响；(5)汉学对西方学术的演变发展又有着怎样的作用；(6)国际汉学的现状以及在新世纪中汉学进展的趋势。(42)其中第二项可归为文献学进路，也可算作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目录学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学术史。(43)
学术史进路要以文献学进路为基础，文献掌握充分自然会催生出学术史写作的冲动。孙越生为《俄苏中国学手册》撰写的概况、为《美国中国学手册》撰写的前言，已经是学术史的路数。四十年来国外中国学研究成果最显著的方面正是学术史，但比起汉学史的成就又明显不足。阎纯德主编的“列国汉学志”书系已出与规划出版的著作基本覆盖了汉学传统较为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而中国学术史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仍屈指可数，当然也为后来者填补空白奋起直追留下了空间。
李学勤还曾指出学术思想史研究对于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尤其要注意，汉学家的思想观点常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存在密切的联系。”(44)
学术思想史除了考察学术思想编年意义上的历史，更要考察逻辑脉络中的历史，既要论证其内在脉络的演进过程，又要阐释造成学术思想、体系演变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背景。(45)国外中国学的发展期恰值现代社会科学走向成熟且学术思潮不断转变的时期。若按李学勤所提示的思路进行学术思想史研究，就需对上述背景有清晰的把握。诸如“中国中心观”的出现、“新清史”运动的兴起，都要放在广阔的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中去理解，才能知道它们如何作为不同学科、思想体系、方法之间互动的结果，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其得失，才能避免简单地将“中国中心观”视为中国本位而将“新清史”研究视为“帝国主义学术”。
3.知识社会学进路
无论学术史、思想史还是近来开始引人关注的知识史，都有内外两种取向的研究进路。(46)内在进路偏于研究不同体系和派别的学说(思想、知识)彼此之间的关系，外在进路则偏重考察学说(思想、知识)的社会因素。知识社会学把广义的知识(意识形态、思想、学说)当作研究对象，考察其生产和传播过程的社会情境。
前文已谈过知识社会学进路一种相对极端的实践。对于这种现象，其实也可以站在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予以分析。美国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曾说过，“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是与社会条件与文化条件的总体状况相关联的”。他指出，一个冲突日益增加的社会导致该社会各群体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思想高度上的差异日益扩大，以至于共识难以形成，各种理论观点不断涌现且彼此挑战各自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最终导致“思想被功能化，人们开始从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种族的根源以及功能上对其加以解释”。(47)这一论断用来形容和理解今日中国的学术思潮也是有效的。
同样可以归入知识社会学进路的是由台湾学者石之瑜所主持的“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该计划以对各国中国学家进行访谈的口述史文本为基础展开个案的以及跨知识社群的比较研究，十余年来累计超过300位各国中国学家接受访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颇为壮观。(48)石之瑜解释说：“对中国学家知识生涯口述史的研究，旨在促进中国学研究过程中，能免于将知识生产过程客观化，因而采取个人化的知识史在线方式，通过个人知识史的整理与比较研究，最能说明知识意义的多元性，因时空与人心而有不同。”(49)在这项研究计划中，他特别强调探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于，“中国研究所涉及的是关于中国的论述及其如何从既定的脉络中形成的可能性，故而是在已有的知识中，透过研究者的选择而开启的另一种知识生产”。(50)换言之，由于不同社群的知识生产活动反映同时也改造着其生存状态，于是这些社群乃至每一个体在面对研究对象时所做的种种选择(身份、话语等)以及中国研究的知识生产过程都有着相对性。(51)在这种思路下，中国学的“复数性”成为一种绝对性特征，并从一国的文化传统推及每一个具体的知识社群。
石之瑜将这样的立场和方法称为“知识人类学”(有时他也将研究对象称为“中国学的知识史”(52))，这显然受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知识社会学”的影响。(53)他在研究中着重考察的那些影响研究者身份选择和知识产出的变量，如宗教信仰、殖民背景、地域文化等，这也是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反复被关注的那些“知识的社会情境”。所以仍可将这一种路数归入知识社会学进路中。
对于知识社会学进路，笔者的意见是，考察“知识的社会情境”仍然需要建立在较为坚实的学术史研究基础上，毕竟，“科学史是科学社会学的学术准备与必要前提”。(54)另一方面，知识社会学进路的特别价值在于它提示出不同国家(区域)、不同群体中国学知识的可比较性。
4.比较文学(文化)进路
比较文学研究者周发祥曾对国外汉学(中国学也同理如此)的再研究这样总结：“我们勾故实，辨轨迹，品学人，评名著，述创见，说方法，天空海阔，无所不及。不过，无论以哪种途径进行反馈，有一点显然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国外汉学所固有的比较性质。”(55)关于这种比较性质，金惠敏认为：“汉学既非纯粹的西学，亦非纯粹的中学，其特点不是‘纯粹’，而是‘混杂’，是对象与观看的混杂，如此而言，其方法必然就是‘比较’了。”(56)对于国外中国学的比较本质，严绍璗说得最为通透，他甚至特别提出“国际中国学”的概念来凸显之：“‘国际中国学’首先不是‘中国的学术’，而是研究者所属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的一种表述形式……‘国际中国学’是一门跨文化的内含多重文化元素的国际性的学问。”(57)
前述李学勤所说的有关国际汉学的六项研究任务里，第4、5两项属于影响研究，如果将跨国学术影响也视为跨国文化影响的一种形式，那此类进路天然易与比较文学尤其是“法国学派”(偏重实证和影响研究)一路的比较文学结盟。(58)待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思潮兴起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成为比较文学学者青睐的话题，“跨文化形象学”也随之成为比较文学的热门课题。正如形象学研究当代重要的奠基人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所说的：“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而使用了‘差距’这个概念，我们就又回到了异国的层面，这是一切比较文学思考的基础。”(59)
跨国中国形象研究经过比较文学界的孟华、周宁等人的开拓，已经成为国内学界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从CNKI文献数据库的统计结果来看，该主题文学与传播学领域的学者贡献最多。(60)在该领域用力最勤、产出最多的大陆学者周宁那里，一切异国对于中国形成的知识都成为中国形象的研究文本，也成为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扩张与渗透的重要证据和中国自我形象认同“自我东方化”的重要媒介。(61)
石之瑜等学者所致力开拓的中国学知识社群或者说中国学知识史的研究展示了趣味不同的比较意蕴。在已发表的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案例研究中，石之瑜等人通过中国研究者的文化遭遇和身份策略(identity strategies)，尝试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社群内寻找“中华性”或“华人性”(Chineseness)，如此一来，“中华性”便成为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的多面体。(62)
四、国外中国学再研究的智识挑战
国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作为一项智识活动或知识领域，其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同时包含着知己和知彼的意味，并且是通过知彼(他者的学术、认知)来知己(发现自身的特性与可能)或是通过知己(以中国人自身的体验和认知)来知彼(衡鉴他人学术、品味他种文化)。
对于学者而言，这一领域的智识挑战主要来自三方面。第一，根据定量分析，国外中国学和国外汉学研究的高产机构和高产作者，其学科背景都集中于文史哲领域，尤以历史学、比较文学为多。(63)历史学出身的学者更倾向认同国外中国学的知识客观性，如朱政惠说：“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总是积极的面大于消极的面，客观大气的观察多于龌龊抹黑的诬陷。”(64)另一方面，诸如“汉学主义”一类的话题一般不受历史学者的重视，参与讨论的主要是文学背景的学者。(65)薪火相传的过程也会让不同知识立场得以代际传递。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仍然会不断面对领域内部的立场之争，争论的根源在于是将中国学作为一个具有客观性的知识领域还是一种具有情境性的知识生产活动。
第二，由于从事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史学、文学、国际关系等其他学科，使得本领域主要是方法论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对过往40年大陆地区开展国外中国学再研究的观察可以发现，文献学和学术史进路始终是本领域研究的基本方法，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比较文学(文化)和知识社会学进路逐渐兴起——这显然也与新知识立场的加入有关。国外中国学再研究是否能够发展出独立的方法论而非完全依靠其他学科的研究进路，将持续挑战本领域学者的智识能力。
第三，对于国外学术界而言，20世纪至今的中国研究所面对的最大课题莫过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渐次孕育和展开的“中国崛起”现象，对于国内从事国外中国学再研究的学者而言，如何因应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崛起”的种种解读，特别是扭曲的“捧杀”和“棒杀”，则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领域学者无可回避的任务。
注释：
①据吴原元统计，1949年前被译介过来的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论文逾800篇，见吴原元：《走进他者的汉学世界：美国的中国研究及其学术史探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还可参见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朱政惠：《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71～79页；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第八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②据该室创立者之一的孙越生先生(成立后任副主任)自己的文章，该室正式成立于1978年。见孙越生：《介绍两种关于外国研究中国的连续出版物》，《出版工作》1979年第12期，第49～51页。
③严绍璗：《中国(大陆地区)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三十年》，见严绍璗主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年鉴(1979～2009)》，第1～18页；张西平：《三十年来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略谈》，《国际汉学》2009年第2期，第65～71页；朱政惠：《近30年来中国学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收获和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第18～24页；朱政惠：《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刍议》，《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五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④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国际汉学》2012年第2期，第101～115页。
⑤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China Bibliography:A Research Guide to Reference Works About China Past and Present,Brill,1995,p.32.
⑥余英时：《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的转向》，《读书》2014年第7期，第90～98页。
⑦欧洲主要国家也出现了“Chinese studies”一类的概念，如法语中的Sinologie与études chinoises、德语中的Sinologie与Chinastudien以及西班牙语中的Sinología与Estudios Chinos。俄语中的情况稍微复杂，китаистика与китаеведение都可以被译为“汉学”，但同时理解为“中国学”也不错，并且从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其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自成传统，并没有明显接受西方学界的影响；参见[俄]弗·雅·波尔加科夫：《汉学在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弗·雅·波尔加科夫访谈录》，张帅臣译，《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第78～83页。
⑧[美]孙康宜：《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书屋》2007年第12期，第35～36页。
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成立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Sinologie)系主要的科研和教学实际围绕着“中国研究”(China Studien)展开。另外，从世界范围看，只有美国高校系统大规模地组织对各国的区域研究，见D.L.Szanton,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2003。
⑩严绍璗：《我对“国际Sinology”学术性质的再思考——关于跨文化学术视野中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的研讨》，《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第18～27页。
(11)大陆一些学者曾明确指出“中国学”作为“外国学”(西学)的本质，见葛兆光、盛韵：《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刘东：《狭义的汉学和广义的汉学》，《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第20～23页。
(12)[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李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13)日本学者对于国际日本研究的再研究成果略多，如东京外国语大学大学院日本学研究院、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都曾有关于“海外日本研究”的专书出版；此外还有一些大学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博硕士课程，如筑波大学、明治大学，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起成立的国际日本研究中心已有31年历史。韩国西江大学开设了“全球韩国研究”(Global Korean Studies)的本科专业。
(14)严绍璗主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年鉴(1979—2009)》，2013年，第1页。
(15)[美]柯文：《20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文史哲》1998年第4期，第22～30页。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17)语出《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引自柏桦：《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北方论丛》2005年第1期，第49～51页。此处“汉学”泛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18)“超夺”之说语出傅斯年《致陈垣》(1929年)，见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407～408页。
(19)张世禄：《西洋学者对于中国语音学的贡献》，原载《文化先锋》第9卷第1期(1948年7月15日)，引自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2014年，第250页。
(20)孙越生：《编者前言》，《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2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号。
(22)刘东：《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引自该丛书最早出版的一本，[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23)关于此问题，可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第6～21页；陶东风：《从呼唤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第15～22页；徐友渔：《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思想界的分化和对立》，《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3期，第17～23页。
(24)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8页；另参见雷颐、杜继东：《6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兰州学刊》2014年第10期，第1～15页。
(25)Tom W.Goff,Marx and Mead:Contributions to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0；[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600～602页。
(26)顾明栋、钱春霞：《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第79～96页。
(27)周宁：《汉学或“汉学主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5～13页。
(28)顾明栋：《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之批判》，《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28～140页。
(29)[澳]潘成鑫：《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张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61页。
(30)同上，第274页。
(31)例如，张西平指出，“用汉学主义将西方汉学的客观性和在知识上的进步抹杀掉，这不符合中国研究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熟悉西方汉学史的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结论”。见张西平：《关于“汉学主义”之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21～36页；张伯伟：《从“西方美人”到“东门之女”》，《跨文化对话》(第28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21页。
(32)孙越生：《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
(33)像社会学这样的学科从早期孔德的“社会物理学”到19世纪末该学科的基本成熟也不过半个多世纪时间，因此40年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并不算太短。
(34)作为学科的文献学其实也是舶来品，其内涵本身也有变化，参见钱寅：《“文献”概念的演变与“文献学”的舶来》，《求索》2017年第7期，第167～173页。
(35)唐磊：《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学科的自我建构——基于文献计量结果的考察》，《国际汉学》2016年第3期，第175～185页。
(36)有关情报学的内涵及其与文献学的关系，可见张新华：《情报学的学科内容、学科地位和学科性质》，《情报学刊》1993年第6期，第401～411页。
(37)如严绍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沈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陆续出版。
(38)这方面，特别需要倚重新兴的情报学方法，如文献计量学、知识计量学方法。
(39)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胡伟希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40)梁绳祎：《外国汉学研究概观》，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4～50页。
(41)朱政惠：《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探索》，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三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42)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9日。
(43)余嘉锡认为：“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例，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27页。
(44)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序第3页。
(45)杨国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一种值得关注的进路》，《文汇报》2006年9月17日。
(46)关于知识史的概念，限于篇幅无暇展开解说，可参P.E.Gordon,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A Frankly Partisan Introduction to a Frequently Misunderstood Field,The Harvard Colloquium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2012,http://history.fas.harvard.edu/people/faculty/documents/What％20_is_Intell_History％20PGordon％20Mar2012.pdf[2018-10-10]。
(47)[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684～685页。
(48)参见该研究计划的网页：http：//www.china-studies.taipei/act01.php。
(49)石之瑜：《中国研究专家口述治学史的知识意义》，载何培忠、石之瑜主编：《当代日本中国学家治学历程——中国学家采访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50)同上。
(51)Chih-yu Shih(ed.),Producing China in Southeast Asia Knowledge,Identity,and Migrant Chineseness,Springer,2017,p.3.
(52)Chih-yu Shih etc.(eds.),From Sinology to Post-Chineseness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China,Chinese People,and Chinese Civilization,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7.
(53)新知识社会学重视微观层面的研究，具有人类学的特征，因此有“知识人类学”的说法，参见彼得·柏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衡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54)尚智丛：《科学社会学——方法与理论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页。
(55)周发祥：《国外汉学与比较文学》，《国际汉学》(第七辑)，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7～11页。
(56)金惠敏：《汉学文化理论：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东岳论丛》2016年第7期，第39～43页。
(57)严绍璗：《我对“国际Sinology”学术性质的再思考——关于跨文化学术视野中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的研讨》，《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第18～27页。
(58)张西平：《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第28～34页。
(59)[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孟华译，《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第79页；刘东：《跨国形象与国际认知》，《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12～123页。
(60)根据CNKI提供的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中国形象”主题的研究论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增多并快速增长，近年来每年产出量超过800篇。文学与传播学(包括影视、语言、文化等邻近学科)贡献了近半成果。
(61)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第4～20页。
(62)Chi-yu Shih,China Watching and China Watchers in the Philippines:An Epistemological Note,in Tina S.Clemente & Chih-yu Shih(eds.),China Studies in the Philippines,Routledge,2018,pp.123-146; Chi-yu Shih,Understanding China as Practicing Chineseness: Selected Cases of Vietnamese Scholarship,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19(1),2018,pp.40-57.
(63)唐磊：《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学科的自我建构——基于文献计量结果的考察》，《国际汉学》2016年第3期，第175～185页。
(64)朱政惠：《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刍议》，2015年，第1～26页。
(65)顾明栋、周宪主编的《“汉学主义”论证集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所收文章，其作者几无例外地具有文学学科背景或主要从事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