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磊:国外中国学再研究:关于对象、立场与进路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0 次 更新时间:2019-11-11 07: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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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磊  

   内容提要: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国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予以全面回顾,重点阐述了该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与知识立场,并对该领域相对成熟的研究进路进行总结归纳。对国外中国学予以译介和再研究,其问题意识根源于学术界面对现代性冲击所作出的反应,对国外中国学所采取的学习立场或批判立场则出自不同情境下的对现代性产生的忧患意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进路归结起来有文献学、学术史、知识社会学和比较文学四种,对国外中国学的知识客观性采取不同立场可能引向不同的研究进路。前两种进路更偏向于对国外中国学的知识予以历史的考察,后两种进路则更倾向于进行批判性分析。

   关 键 词:国外中国学研究  问题意识  知识立场  研究进路

  

   国外中国学,最笼统的理解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者对这异域的学问进行反向研究,常被通俗地称为国外中国学(再)研究。此种学术活动发端于民国时期,民国学人的成绩近年来得到了不少关注。①中国学术界(主要是大陆地区)系统开展国外中国学的引介与再研究,一般认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8年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为标志。②该室的成立恰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本文的写作即同时受到这两种因缘的触动。

   国外中国学研究发展至今,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一个颇受瞩目的领域。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专门提到“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而反向研究国外中国学正是推动它的一种重要方式,由此也鼓舞了学界对于国外中国学再研究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不过,平心而论,这一学术领域仍处于开放发展中,对于它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方法论等,学术界还缺乏比较清晰和一致的认识。此前已有严绍璗、张西平、朱政惠等学者在改革开放30年前后对上述问题予以讨论。③本文中笔者尝试接续前贤之论进一步探讨,希望对本领域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外中国学”

  

   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与探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世界性的现象。今天英语中的一些固有词汇如“Sinomania”(中国热)、“Sinophile”(喜爱中国文化者)等,侧面展示了历史上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持久热情。对于中国文化的专门研究,则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等学术形态。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为代表的“法式汉学”(Parisbased type of Sinology)仍是世界范围专业汉学的主流。⑤但随着二战以后全球知识生产重心从欧洲转至美国和“区域研究”的兴起,出现了从“汉学”向所谓“中国学”的范式转变。旅美华裔学者余英时曾对这一转变作出较为准确的概括:“从20世纪中叶起,中国研究这一领域在美国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向。这一转向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就研究的内涵说,专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相形之下,以往汉学家们所感兴趣的传统中国就受到比较冷落的待遇。第二,就研究的取径论,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门的专业纪律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往汉学传统中的文献考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⑥

   范式更迭使得原本属于“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范畴的“Sinology”不再适合用来描述新的知识领域和知识传统,“Chinese studies”被用来作为新传统的表述,这种情况先是出现在英语世界,随后也出现于欧洲各国。⑦然而,新旧两种传统的竞争与整合,至少在学术体制层面于美国和欧洲有不同的表现,比如美国的“Sinology”研究大多被归整到“区域研究”的院系中,⑧而在“Sinology”传统更悠久的欧洲,“Chinese studies”出现在“Sinology”院系中则是十分常见的情况。⑨

   中国学者在对欧洲传统的“Sinology”和美国传统的“Chinese studies”进行反向研究时,一般用“汉学”和“中国学”分别对应以示区分,但同时又时常希望用一个单一的概念来统合处于不同时代、置身不同传统、拥有不同形态的国外中国研究,于是造成汉学与中国学的种种名实之争。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对于推动本领域学术发展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当我们致力考察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时,首先有必要意识到它的时代和文化传统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不存在“单数的”国外中国学,只有“复数的”国外中国学。不同文化传统对于复数中国学的影响,有学者总结为:“作为它的核心成分并不是‘中国文化元素’,支撑这一学术的核心即潜藏的哲学本体价值,在普遍的意义上判断,则是研究者本国的思想乃至意识形态的成分。”⑩

   另有必要指出,在指称本领域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包括“汉学”)时,我国学者习惯加上“国外”“域外”或“海外”的定语,以有意识强调其作为外来的知识(extraneous knowledge)的本质,(11)但在语义上,“国外”“域外”“海外”等说法并无差异,所指皆落脚于“外”(abroad)。有趣的是,对于外国人而言,中国学本来就是外国学,例如沟口雄三就说过“中国学是日本人的外国学”。(12)如此一来,国外中国学再研究就成了对“外国人的外国学”的研究。有时候,人们会奇怪这种学术的必要性,其实它既是国人砥砺自身学术进步的一种途径,也是我们“开眼看世界”的一个特别窗口。这里面也许还有一些地域文化特点的影响。从世界范围看,对于外国人研究自家的学问特别感兴趣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稍可与中国学界从事国外中国学热情高涨相比拟的,以笔者粗浅了解,似乎只有日本、韩国等亚洲邻国。(13)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本身就可以作为比较文化的考察对象。

  

   二、问题意识与知识立场

  

   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并非指向具体的课题,而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切观察与思考所形成的对具有根本性和深远影响的问题的敏感。这种敏感力既取决于学者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能力,也受制于自身学术积累的路径依赖。知识立场就仿佛物理学向量中那个“方向”,我们认知的成果不仅取决于“数量”也取决于“方向”。问题意识与知识立场相互影响,又共同决定着学术研究成果的“向量”大小。

   1.危机意识与学习立场

   在百余年来中华民族曲折的现代化进程背景下,中国学人借国外研究中国文明的智识成果以反观和自励,大体根源于一种“现代化转型”的冲动与焦虑;而对国外的中国研究自觉予以关注、译介乃至再研究,如严绍璗所说,“是随着20世纪初我国人文学术近代性的发展而得到逐步形成的”。(14)

   当我们仍将“现代化”作为一个合理的目标而暂且悬置“中国文明自身是否蕴含足够现代化内生动力”这类问题,就不得不承认包括学术现代化在内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开启和加速发展,与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的整体性冲击有莫大干系。这一冲击的后果表现在学术现代化上,就是对本民族学术传统的深刻反思和对“西学”的高度仰慕和孜孜以求,并由此造成中西学术交流事实上的不对等。“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柯文曾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之间知识交流有一个基本模式:西方的兴趣主要在于了解中国,而中国则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部分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自己的优越感,部分程度上是非西方人对这种情况的认可。”(15)

   仰慕西学的倾向在晚清学界一度格外严重,其情状梁启超描述为:“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16)这种倾向直到民国时期才有所矫正。彼时学界重拾“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精神,以西学之昌明砥砺国学之不足,由此方奠定出国人严肃对待国外中国研究的心智基础。此时的危机意识又往往表现出赶超先进的民族主义情结。一方面感慨民族学术正统流失,如史学家陈垣对胡适说的:“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17)另一方面则希望中国本土学术能“超乾嘉之盛,夺欧士之席”。(18)

   总体而言,民国学者对国外汉学界的接受与借鉴主要在于其视野与方法。如语言学家张世禄所言:“外国学者有研究中国学术的,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因为他们所运用的工具,所采取的途径,足以为我们提供绝好的借镜,他们研究的结果和获得的成绩,也往往足以开拓我们所未有的境界,以作我们更进一步的探讨的基础。”(19)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以美国中国学为代表的国际中国研究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又是中国大陆学术界相对封闭的时期,待到改革开放以后,孙越生不禁对中外学术相对落差之大生出如此感慨:“如果说,海外中国学对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研究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的话,那么,它对于中国的海外研究来说,就更是一面使国人相形见绌的镜子了。”(20)以此为背景而出现40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新一轮的学术译介大潮,这股潮流此起彼伏至今仍未停歇,也暗示着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昔日“超乾嘉之盛,夺欧士之席”的志愿在今天则转化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争夺学术话语权”一类的表述。

   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学术现代化往往被知识界当做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整体进入“现代性”的基石和入口。胡适提出“新文化建设”的原则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正彰显了这层意念。(21)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对于国外中国研究的镜鉴意义也做了同理阐发:“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到其现代形态的入口”。(22)

   由此,以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西学热”为背景的国外中国研究的译介活动,应放在知识界对现代化转型(包括学术现代化)的渴望与焦虑这一更大背景下去理解;而忧患意识和学习立场也因迄今仍在继续的“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始终是一大批学者对国外中国学进行再研究的出发点。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知识界在关于什么是“现代性”、中国需要怎样的“现代化”问题上发生从存在基本共识到形成多元立场的重大变化,(23)“后现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话语以及“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并与20世纪80年代占据主导的“启蒙的现代性”话语相抗衡。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于如何看待本质上属于“西学”(或“外国学”)的国外中国学有了新的理论工具和认知立场。后文将谈到,近年来,中国本土学界对国外中国学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多方位的批判,这些批判性研究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西方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话语”以及进步主义的“辉格史观”的反思,同时也是对西方理论界后现代、后殖民思潮的响应。

   2.批判立场:历史情境与学理根源

与民国学者以振兴国学为目的主动参引欧美汉学成果不同,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对于西方中国学的态度和立场“一边倒”地转向批判。例如1961年出版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一书前言对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术”大加挞伐:“现代外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历史的几个学派都力图使中国人民安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都在为帝国主义侵略进行辩解,并诽谤和污蔑中国人民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4)仅从学理上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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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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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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