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钥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8 次 更新时间:2019-11-08 07:46:33

进入专题: 民族史研究  

姚大力  
但它的艺术风格已经与商朝大不一样了。最原初的夏人、商人和周人究竟是否全都说古代形式的汉语,这个问题现在无从确知。但甲骨文和金文记录的无疑是汉语的书面语。至少自晚商以后,上古汉语已变成华夏人群的共同语言是没有问题的。今日汉族的前身,就这样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后期始而现身于华北。

   我们今天比较习惯于把民族看成是一个固定的基本事实,好像它自开天辟地以来便自然、自动地存在着,好像它可以完全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地存在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直到商代末年,我们大概都还没有充分理由说,华夏这样一个人群已经完全存在了。华夏的成形,恐怕要晚至西周的时代。这样一个人群的分布范围,因而也必须直到此时才大体上可以被画出来(图四)。

   制作这幅地图的基本依据,是一部叫《诗经》的经典。我们都知道《诗经》对古人来说是一部“经”,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部很重要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重要的史料。但《诗经》为什么还会把有关民族史的信息告诉我们?为什么还会告诉我们“华夏”在那个时代的分布范围?

   《诗经》分“颂”、“雅”和“风”三部分。“颂”和“雅”大都是宫廷或贵族世家举行礼仪时所用音乐的歌词,也有一些则属于贵族们的创作之类。“风”有些不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还把采集民间风俗资料的活动叫作“采风”。“风”在当日,主要是各地的民歌。因为当时周天子要考察评判各个诸侯国的治绩,需要收集各地区的民间风俗习气的资料,而民风就反映在民歌里。所以民歌变成了官方收集资料时的对象之一。这些“风”当然都是用汉语传唱的;它们的形成基础,就是分布在这些地区之内、由说古汉语的人群所组织起来的地方性社会。

   我们可以根据《诗经》所记录的来自各地的“风”,比如齐风、豳风、秦风、郑风、卫风等等,把华夏人口分布的各地理区域逐一复原出来。再加上《诗经》无记录(如古人早就讨论过的“鲁、宋无风”)、但可以确知属于华夏的那些地域,就能够把当日华夏人口的外部边界勾画出来。《诗经》的写作年代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诗经》中的“风”就这样曲折地把处于上述时段中的古汉语人群分布的大体范围告诉了我们。这个区域,大致上包括华北的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两大灌溉农业区,其南部边界则在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南沿。而有了华夏人群分布的一个基本地理指标,处在它之外的那些“蛮夷”、“戎狄”等人群的分布地带也就被显现出来了。

   必须强调的是,在《诗经》写作的几乎整个时代,华北的核心地区事实上还远远没有被汉语人群的祖先集团所铺满。这个地区内并非只分布着“华夏”诸人群。在它们之间,还存在大片的空隙;其间也活动着很多非汉语的人群,就是所谓“戎狄”或“蛮夷”。在公元前六世纪之前极长的一个时期中,“戎狄”或“蛮夷”实际上是与“华夏”交错地分享华北这片土地的。大概也就在公元前六世纪,即《诗经》时代临近结束的时候,“华夏”刚刚做到基本上铺满在这一区域,从而将华北的核心地段整个地变成了“华夏”据有的地方,并先后把其他的那些不讲汉语的人群排挤到这个地区的边缘。这个排挤过程不一定就是把被排挤者赶走,也有很多人被华夏所同化。比如在春秋早期,人们很清楚地知道,中山国不是华夏,而是白狄建立的国家。但到战国后期被赵灭国时,它就几乎完全华夏化了。很多拒绝同化的人群则被驱逐到华夏边缘。

   恰好是在公元前500年,《左传》在本年度的记事里载录了孔子的一句话,叫“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古代文字讲究对仗,华、夏互对,“裔”则与“夷”相为对仗。“裔”最原始的意思是衣服的边缘,引申为空间的边缘。孔子在这句话里以“夷”为“裔”,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他的年代,非汉语的人群已经在空间分布上被边缘化了。早已存在的内“夏”外“夷”观念,于是从一种文化观念或文化的态度,进而转换为一种空间分布的格局。如果“华夏”占据的只是华北的两大核心地区,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回答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华夏诸人群的周围,又分布着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呢?

   关于汉语流行区在南方的边界,宋朝人有一项发现十分值得今人重视:“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见宋祁:《宋景文日记》上)。此人虽然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事实,但他的解释却依然受到当日知识范围的局限。他只能说,这是“随方言之便”。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是以什么来分的呢?在东部以淮水分,淮水以北是华北,皆称“河”、称“水”;淮水以南属于南部中国,在那里才有“江”的称呼。再往西的分界,是汉水和秦岭。所以到明朝又有人发现:“秦岭以南之水皆谓之江,秦岭以北之水皆谓之河”(见王樵:《尚书日记》)。结合刚刚讲到的华夏分布地域,不难发现,它恰好与谓水为“河”的地区重叠。可见 “河”与“水”应该是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江”字则并非如此;宋人说它是一种“方言”,但它其实不属于汉语方言的词汇。

   现在大部分的比较历史语言学家都同意,“江”这个词实际上是当时居住在南部中国的人群对河流的称呼,最初是长江的专名,就像“河”是黄河的专名一样。逐渐地它又从专名变成一个泛指河流的普通名词。凡大一点的河流,只要不是小水小溪,就都叫做“江”。那么它究竟出于什么语言呢?这就需要借助于解开民族史上许多谜团的第二把钥匙,即比较历史语言学,以及多语种文献对读中的审音勘同方法来帮忙了。

  

  

  

  

  

   “江”字最初作为长江的专名,本来是居住在这条江边的土著人群对它的称呼。从华北南下的汉语移民入乡问俗,向当地土人问得它的名称,遂创制出“江”字来记录这个异族语音的音读。所以该词用作水名,在传统时代仅只流行于南方。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即中国东北从宋辽金时期以往即有以“江”作为水名的。但那还是通过朝鲜半岛上与南北朝时代的南朝诸政权结盟交通的百济国介绍,仍从江南经由朝鲜半岛北传的结果。这样说来,用“江”字来记音的那个词汇,究竟源出于什么语言呢?比较历史语言学家们几乎一致同意,它的原字是一个孟-高棉语词汇krong,译言“河流”。汉语人群从他们徙居处的当地土人嘴里听得krong的名称,于是造出“江”字来记录它的读音。该字古音或读作kang,恰与krong之音相近。我在介绍分子人类学这把钥匙时已经提到过,中国境内的早期居民中,确有说孟-高棉语的人群存在。从两种完全不同的途径所推衍出来的考察结果互相支持,足见这个结论是基本可以置信的。

   当我们说,“江”在上古汉语中发音kang,所以才会被用来记录krong这一外来词的语音时,乃是以上古汉语中不存在复辅音声母作为其前提的。自从1970年代起,在对上古汉语音韵学的研究领域内引入与藏语语音的比较研究方法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之后,将“江”、krong两字作对勘的解释甚至变得更加引人入胜了。因为从比较汉-藏同源字的语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音系中存在带-l-的复辅音声母,其可能性是很大的。例如从藏语“加”的语音bkral-ba,可以知道它与汉字“加”实为同源字,是则汉语“加”字的读音经历了由kla到ka的演化,而后再演变为普通话里的jia。藏语“盾甲”、“鱼鳞”读作khrab,是知它与汉语“甲”字同源,则后者的读音曾经过klap>kap>ka>jia的变化。藏语“冷”字作grang-pa,与汉语“凉”同源,则后者读音作gljang>ljiang>liang。再举一个例子:藏语房子、村庄作grong,它与汉语的“巷”同源,后者的读音变化是ghlan>ghan>xiang。

   如果我们同意上古汉语中存在带-l-的复辅音声母是一个事实,那问题就来了:当日“江”字的声母是否属于带-l-的复辅音呢?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在以“工”表示形声的汉字里,可以找到藏语同源词的有“空”、“恐”(又写作■)二字,它们的藏语读音分别作khung(意为“孔”、“坑”)和khjwong(意为“害怕”)。由此判断,它的声母似乎不带有舌音-l-。上古既然存在带-l-的复辅音,古人为什么不挑选一个可以更真确地反映原词读音的汉字,而偏要选用不带-l-的“江”字来记录krong这样一个外来语词的语音呢?可见我们虽然相信“江”字源于krong的译音,但这个说法中还留有一些疑难未决之处,至少还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因为史料不足,类似的例证并不太充裕,但这方面也绝非仅有孤证而已。另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汉代有人说,“越人谓死为札”(郑玄:《周礼注》)。这同样只能源出于一个孟-高棉语的词汇chad,译言“死”。“札”字古音读为入声,原本带有-t的收声;而汉语里的zh、ch、sh等辅音出现颇晚,“札”字的声母在从上古音演变到中古音之后属于“照”母,直到那时候,它的发声仍颇与ch-相近。所以汉人采用“札”字来记录chad的语音,是十分恰当的。有人以为,古代记载里的“濮人”,其所操或即孟-高棉语族里的某种或某几种语言。“濮人”在上古曾深入江汉以南之地,后来逐步向西南退却,南北朝时尚居住于今云南腹地。时至今日,他们已仅只出没于云南边境的高山区,分别被称为布朗族、德昂族和佤族。

   南部中国的古代居民,远不止说孟-高棉语的人群一种。司马迁在记载长江下游流域及其以南的东南部中国土著人时,把他们统称为“越”人。对司马迁来说,最要紧的区别在于他自身所属的讲汉语的人群和不讲汉语的人们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至于他者之中还可能包括着很多不一样的人,这就不如前一个区别那么重要了。不过司马迁对这一点依然有明确的意识,他知道被统称为“越人”的,其实不止少数一两种人而已,所以他又把这个地区命名为“百越”之地。“百越”里有说孟-高棉语的人群,但不止如此。在比较早先的时期,他们很可能曾是“百越”中最发达的人群,但后来这样的地位却被其他一些人群占据了。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及其以后,孟-高棉语或许已不是“百越”中最居支配地位的一种语言。

   然则在“百越”这个人群里面流行的最主要语言又是什么样的呢?现在选一个最有趣的例证来说说。西汉末的刘向在他的《说苑》一书里,记录了一首叫做《越人拥楫歌》的歌词。据他说,楚国的一个王室近亲某日泛舟于江河。替他划舟的船夫深感荣幸,于是用越语为主人唱歌。那个王室近亲说:“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乃“招越译而楚说之”。

   所谓“楚说之”,是指用楚地流行的汉语方言(“古楚方言”)来对越语进行翻译。《说苑》于是也用两种方式载录了这首歌词。一种是以汉字记越语语音的译写文本,一则是前者之“楚说”,也就是对越语歌词的汉译文本。现代研究壮侗语的学者,可以根据壮语或者侗语去解读《越人歌》的写音文本,把它翻译成汉语,再跟刘向记录的汉译版本作对照,意思大致相类。不过刘向记录的汉译,意思要更曲折复杂一些。大概这是因为那个翻译者受到楚辞风格的影响,于是把它弄得“词采声调,宛然楚辞”。朱熹因此还把这篇译文收进了《楚辞后语》。

凭这条证据,我们能大概知道,所谓“越语”,很接近今天的壮语、侗语或水语等等。当然此外也还有其他资料可以证实这一认识。最大的问题在于,可惜我们不知道这名楚国贵族是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民族史研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民族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899.html

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