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0 次 更新时间:2019-11-07 07: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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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  
5%。(59)从直接投资来看,目前美国企业在海外有6.5万亿美元存量,在亚太地区的西太平洋、南太平洋一侧大概是8000亿,其中4000多亿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如果特朗普真的想从贸易和投资方面,也就是说从对外经济方面调整美国经济格局,那么重心也不应该在西太平洋这一侧。

   其次,美国对传统盟友实施了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迫使发达经济体调整区域化发展方向。2018年7月17日,经过18轮谈判,《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特朗普保护主义的一种应对策略,欧日均表示将继续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这与美国的姿态有明显差别。协定预计于2019年初生效,未来15年,欧盟和日本将大幅降低关税,届时零关税产品覆盖面分别达到99%和96%。在欧日经贸机制调整之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机制也完成调整。9月30日,在经过13个月的重新谈判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决定缔结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预计2019年初生效。USMCA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补充和调整,特别是在原产地原则、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劳工等方面照顾了美国中下层的利益。这一协定中引发争议的一项条款是所谓“毒丸条款”,规定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缔结贸易协定时,须事先通报并提供文本分析,不过,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均表示,这一协定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60)

   再次,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其政策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并不能获得最大化的整体利益。比如,在中国普遍流行的观点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美国要保持霸主地位,因而处心积虑打压处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的中国。然而,这两个目标本身是相互冲突的,美国民众之所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重要原因在于其工作被转移了,而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正是美国跨国公司。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想继续维持技术霸权,跨国公司还将继续在全球范围调配资源,而这并不利于美国中下层。布鲁金斯学会在4月份和6月份的报告中指出,特朗普的贸易战牵涉面太大,将严重影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61)在更为微观一些的目标上,特朗普的政策也相互矛盾。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8月15日发布的一份分析简报认为,特朗普针对墨西哥的保护主义政策,是希望将美国对墨西哥的投资拉回美国,而针对中国欠缺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批评,一旦中国真的兑现了,则会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反而会促进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62)显然,一个是希望减少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另一个的效果却是增加对外国的直接投资,特朗普到底想要哪一个?

   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混乱的情况正反映现阶段美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不是现实违背了我们之前熟悉的理论模型,而是之前我们广泛接受的一些理论模型出了问题。对于拥有高强竞争力的白人精英来说,自由贸易理论自然没有问题,在精英主导政权之时,自由贸易收益可以被当成是整体国家利益。但美国特色全球化的国内再分配却出了问题,由此导致发达国家内部反对传统自由贸易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抬头,这些人并不认同所谓的国家整体利益。更为罕见的是,一些因全球化而家庭财政破产的美国中下层,竟然得到了美国总统的关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竟然不那么全心全意地为资本服务。同样,很多习惯于接受美国白人精英构建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的人,也没有预料到特朗普能当选总统,例如,2016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赴南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他顺访纽约时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会面超出1小时,但安倍及其团队根本就没有安排会见特朗普。

   因此,在观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时,有一些之前我们熟悉的前提或者假定需要改变。第一,以前的美国总统从来没有把贸易赤字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但特朗普本人对此极为认真。第二,以前的美国总统从来都认为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注定领导世界,因而对国际力量变革相当敏感,但特朗普却认为国内问题是第一位的、国际问题处于第二位,美国国内中下阶层利益而不是美国跨国阶层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罗伯特·基欧汉等人认为,“过去两年来,很清楚的一点是,以往有关美国该如何扮演领导角色的辩论错失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如今关键的对外政策挑战甚少来自于国家之间,而更多是来自于国家内部。”(63)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美国中下层对美国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的影响,只关注跨国阶层对美国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的主导。第三,以前的美国总统善于说谎,主要是在选举前和选举后政策不一致。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所表明的,美国政治家说的话很多时候不可信,特别是选举前和选举后。(64)但特朗普在选举前和选举后说的话,越来越表现出一致性,这不得不引起注意。也就是说,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义”(或民本主义)势力,已经导致以竞选为主要目标的美国政治家必须争取兑现诺言。第四,以前的美国总统在推出国际政策时,基本上摆平了内部的不同意见,但特朗普通常摆不平,而且他似乎也不是很在意这种不同意见,一个例证就是政府内部的关键岗位还会缺人,一些驻外使馆严重缺人。(65)这种情况导致特朗普对国际问题更有可能产生错误认知,政策落地程度大幅缩水。第五,以前美国总统基本支持自由贸易,但现在特朗普是模糊的。比如,虽然他与欧盟继续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但集中在非关税壁垒。就平均关税而言,欧盟对美国是6.4%,美国对欧盟是2.3%。特朗普在2018年6月于加拿大举行的G7会议上提议将七国集团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壁垒降为零,但同时又对盟友实施钢铁和铝产品关税,夹杂着大量的贸易保护主义成分。(66)之所以说特朗普的政策是混合型的,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利益基础已经分化,特别是美国民众对利益基础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

  

   四、全球化供应链与中国周边经济关系

  

   在真正的冷战时代,美苏几乎没有贸易,而今天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都存在贸易,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影响全球经贸格局。受此影响,人们在推测中美经贸关系变化如何影响政治安全关系时,产生了重大认识分歧。美国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并以双边主义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削减对美贸易赤字,客观上将导致贸易量下降。WTO报告预计2019年全球贸易量将比2018年下跌0.4%,但这种减少并不只是因为中美贸易关系的变化,而是一种全球性效应。罗伯特·吉尔平在20世纪70年代曾预测,如果美国国力衰退,美国将倒退回地区贸易集团,而一个开放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将受到损害,并冲击全球贸易水平。就全球而言,以吉尔平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在特朗普时期得到了验证。海伦·米尔纳认为,吉尔平的这一理论能够解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即一个衰落霸权的现实主义反应。按照吉尔平的理论预测,不管是特朗普式撤退还是改革,其都很难取得成效,衰落将导致冲突。(67)但在地区层面,霸权是否是自由经济关系发展的必要条件,理论上并没有解决。(68)

   在中国周边地区,现实主义的逻辑并不占据主导地位。2018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就是一个典型事件。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日本似乎并没有奉行一套“新冷战”的现实主义逻辑。尽管在日本的对外政策排序中,美日同盟最为重要,但日本并没有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以此设定其对外经济关系,反而派出庞大的商人代表团随安倍来华,意欲加强对华经贸合作。在东南亚,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争执最严重的越南,超过马来西亚开始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作为发展程度低于中国的国家,在发展模式上又非常接近中国,如果中国企业为了规避美国关税而将产业对外转移,那么,越南将是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主要国家之一。在南亚地区,中国与印度的贸易投资关系也在持续深化。

   从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关系推断,很难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被现实主义逻辑所主导。当然,人们担心,下一阶段是否会如此?至少,人们很关心中美贸易战是否会波及中国周边经济关系。从数量上看,包括日本在内的28个经济体,2016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大约为1.1万亿美元,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贸易额大约为5000多亿美元。(69)中国与周边贸易额的数量大约是中美贸易额的3倍左右,仅从数量上看,中国周边经济关系显得最为重要。

   中国与周边贸易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双边贸易中的很大比例,其最终出口市场是美国,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三角关系,美国是最为重要的消费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东亚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有很大的变化,中日两国互换了位置。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年美国货物贸易赤字,中国占比61.3%,日本占11.3%。多数学者基于数字计算认为,今天中国所占美国的贸易赤字与当年日本所占比例很接近。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以货物和服务贸易衡量,1988年日本占美国贸易赤字的33.3%,1996年跌破20%,1998年为16.7%,此后仍持续下跌。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日本占比下降趋势基本稳定,大约在4%左右。而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从1989年的2%,稳步上升至2010年的峰值40.5%,然后略有下降,2015年为36.7%。可以这么说,经过30年的发展,在美国与东亚的贸易关系中,中国基本替换了日本的位置。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出,周边经济体目前的考量与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时的处置是一致的。2018年10月底,位于广州的华南美国商会在调查219家企业后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对在中美经营的各国企业都有负面影响,其中72%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打算转移经营地,77%在美国经营的企业打算转移,而且,多数企业认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份额是规避进口关税的最重要的选择。(70)

   在东亚经济关系发展进程中,1985年《广场协议》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两个重大的转折性事件。那么,2018年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能不能成为第三个重要年份呢?目前还缺乏足够多的数据对此进行系统性分析。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比,现在美国与东亚的贸易关系结构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其主要背景是价值链贸易的兴起。利用价值链数据,对过去几年东亚和美国贸易三角关系的分析表明,地区国家对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关系正在进行一场深层次的转变,其源头是2001年中国加入国际生产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这种转变。如表-1所示,金融危机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出口最终产品的比例是上升的,美国也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我们也看到,有些国家对华最终品的出口也在上升。在所有国家中,韩国的转变最为明显,最终品的最大出口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对美国最终品出口上升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泰国,它们是传统的美国盟友,但韩国也是美国的盟友。而且,对一些国家来说,美国的重要性又是下降的,如新加坡,2010-2015年的份额下降了4.5%,越南下降了1.7%,马来西亚下降了1.6%。因此,从贸易关系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特朗普之前,现实主义逻辑在东亚似乎并不起主要作用。

  

如果现实主义逻辑不明显,那么什么逻辑起主要作用呢?看上去是全球化的供应链逻辑。1985年以来美国与东亚经济关系的变局,起主导作用的是跨国公司,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进行全球布局,如日本的贸易和生产大幅度向东南亚转移。对东亚经济体而言,价值链逻辑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形下,各国将依据产业分工格局进行调整,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所有产业上都获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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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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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文摘》 2018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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