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0 次 更新时间:2019-11-07 07: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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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  
如果有一方认为这种贸易持续下去将导致本国更为脆弱,那么有可能推动战争。(35)如果要避免中美关系走向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不仅要深入分析中美实力地位的转换,同时也要判断美国是否已经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对华恐惧?2018年10月31日,美国保守派网站《国家利益》发表的一篇分析却认为,并不存在明显的理由认为中国试图替代美国、称霸世界,美国对华恐惧臆测成分居多。(36)

   最近几年中美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是如何测度中美彼此的战略意图。大国之间能否预期对方的意图?理论上对此有两种回答,一种认为不能,大国之间的行为主要基于权力计算。但另一种认为是可能的,如果国家只是基于权力计算行事,那么美国的物质力量远大于其他国家,将会促使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平衡它,然而欧洲国家就没有把美国当作威胁,并没有制衡美国,关键在于欧洲国家有足够的信息把握美国的意图。无法把握预期论者则认为,国家是高度不确定的,很难估算别国的意图,因此竞争和合作是不平衡的,竞争成为常规性现象,而合作则是稀少的。大国领导人通常根据对方的意识形态来猜测意图,如果是相同的意识形态则是和平性的,如果意识形态不同,则是进攻性的。如果假设大国之间不可能把握彼此的意图,那么中美关系未来必然是激烈的安全竞争。(37)这种推理也如上文一样,建立在假设而不是全部事实的基础上。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认为,中美双方要面对中美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但同时也要防止对其过度强调可能令中美关系滑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可以和平与相互依赖为基础,深化各层次各领域的沟通交流,并且充分发挥领导人的作用,以缓解战略互疑和推动建立战略互信。(38)

   中外舆论在描述国家间关系时使用的词汇略有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们理解国家间关系性质的难度。例如,竞争与合作关系、敌人或者朋友都是媒体上最为常见的词汇。而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用联盟、盟友表示关系最为紧密、亲近的一种国家间关系,同时也使用敌人表示最险恶的一种关系。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从亲密往险恶依次排列,我们可以分出合作伙伴、竞争者以及对手等三种类型。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用伙伴关系中不同的前缀词,来界定中国与对象国关系的性质,从而给人一种关系远近的印象。但正如门洪华和刘笑阳所指出的,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存在地位不清晰、成效不确定和层次不分明等问题。(39)问题还在于,研究者在描述关系从某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时,很少给出明确的界限或者说量化的分析。例如,2012年,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和漆海霞博士曾用“假朋友”来描述中美关系,并认为中美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将不断加强,但在中美双方决定放弃假朋友策略之前,特别是2015年之前,中美之间还不是冷战。(40)国际关系本身充满真与假的信息,外交辞令也是虚实交错,国家之间相互利用的现象也很普遍,用“假朋友”概括和描述国家间关系,能为下一步行动提供指南吗?

   因而,人们希望借助数量化分析来界定国家间关系的性质,比如,双方领导人的往来频度是常见的一种变量,交往越频繁,越被认为是两国政治关系紧密的象征。在经济关系上,通常使用贸易、投资以及货币的数量变化来比较不同国家的一组关系。在冷战时期,这种方法很有用。例如,1953-1971年间,中美之间不存在贸易,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古巴的贸易从美国转向了苏联。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释,这一理论认为,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多寡是由政治关系决定的,贸易投资水平跟着政治关系走。(41)沿着传统现实主义的脉络,一些理论家认为,盟友之间的贸易要多于非盟友之间的贸易,(42)也就是说,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将极大地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往来。

   对现实主义来说,反过来,这一逻辑也成立。经济关系下降也会被用来推断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恶化,比如经济制裁、贸易摩擦、限制等将导致国家间关系恶化。2018年4月以来,中美贸易战逐步加剧,最主要表现在特朗普政府施加关税的额度从500亿增至2000亿美元。很多中国学者据此认为,中美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等列为“修正主义国家”,其中33次提到中国、25次提到俄罗斯,中国被进一步界定为“战略竞争者”。在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美国一些舆论甚至认为,中美正在进入“新冷战”。这主要有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是指政治、安全竞争将超越经济关系,主导中美关系发展。第二,这种政治安全关系主要是负面的。2018年1月19日,美国防长詹姆斯·马蒂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国防战略》报告发表演讲时就重点提及,这不仅仅是美国的国防战略,而且是一份美国战略报告。尤为重要的是,马蒂斯认为,“强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43)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方使用“新冷战”一词时,最开始是用来描述美国与伊朗、美国与俄罗斯、美国与中东的关系。201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比较早地用“新冷战”描述美俄的核武器竞争。(44)2018年10月,随着沙特记者在土耳其使馆出事,美国的表态让很多人觉得特朗普还有其他动机,有的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正在中东发动一场“新冷战”,以拉住沙特对付伊朗。(45)中国也有学者提出中美即将进入“新冷战”,但原因并不是中美贸易摩擦,而是其他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如郑永年教授就认为美朝会晤标志着中美新冷战的起点。(46)此外,我们也要正确看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事实上,自1987年里根公布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除了克林顿时期,一般每任总统在一届任期都只公布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于特朗普的这份报告,美国国会研究局认为其实施的可能性较低。许多评论家早就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界定的战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战略,因为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类报告,通常难以使国家目标的任务与资源相匹配。特朗普政府的这份报告也不例外,因为除了列出一些任务之外,报告并没有很好地指出美国应如何提供相应的资源以实现这些目标。(47)有学者在比较历届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在本质上与奥巴马时期并没有特别的不同,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48)

   在很长时间内,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通常都是欢迎一个繁荣、和平与稳定的中国。2015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布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49)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这种表述大为减少,这也导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基调变了,但美国政府高官的相关政策表述仍有不少是积极的。2018年10月16日,据彭博社报道,美国防长詹姆斯·马蒂斯表示,美国“并不试图遏制中国”,仍将尽一切可能合作。(50)

   从上述相关资料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推断,如果说存在一种“新冷战”的话,那么也不完全是由中美关系恶化首先挑起的。更为重要的是,从特朗普的施政重心来看,很难说中美关系在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中占据着如同当年美苏关系那样的压倒性地位。更合理的一个推断是,美国正在大幅度调整以往的战略,不仅是国内,也包括国际,其中虽然包括中美关系,但似乎并不完全局限于中美关系,这是我们在讨论当前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局势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性质。

  

   三、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尽管2018年各类媒体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报道大幅增多,但也有不少人怀疑他们的认识是否都建立在严格的学理基础上。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认为,“中国部分媒体对特朗普政府的本质存在误读”。(51)在后真相时代,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媒体的言论也可以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不少西方媒体认为特朗普误判了中国在贸易战上的决心,也高估了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有关贸易摩擦和贸易战的多数研究通常认为,判断贸易战成败与否的主要依据是政治标准,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得失,目前的分歧主要是如何研判特朗普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意图。比如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是由商人和军人构成的政府,因而比较强硬,且具有交易的本性。(52)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传统上美国军人一直受控于文官体系、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也不是如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政府实质上由军队控制。与此观点相悖的现象是,特朗普团队不断与军人发生至少言论上的冲突。例如,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本人就重视捍卫美国对北约盟国的防御承诺,而且极力主张压制俄罗斯,这一点与特朗普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美国媒体近期一度传出特朗普要解雇马蒂斯,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马蒂斯“有点像民主党人”。(53)因此,特朗普政府中虽有大量军人,但是两者不能等量齐观。

   让中国人感到困惑的是,我们怎么区分特朗普本人的看法与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及其政策。一般而言,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倾向于将政府的政策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表达,这一点至少从汉斯·摩根索就已经如此了。(54)20世纪60年代,经过经济学界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美国社会对共识如何达成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美国政府的政策通常被认为代表了国家利益。(55)到7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学者克拉斯纳提出国家主义学说,即国家有着自身独特利益,并不简单是多元主义的汇聚。(56)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海伦·米尔纳的研究认为,即便是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博弈,美国的国家政策也最终体现了各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米尔纳论证了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协调不同的利益分歧,并产生一种有利于全民的国家利益判断和认知,并且在政策上将推动国家利益的拓展。(57)经过这些学者的研究和论证,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通常认为,通过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所出台的政策一般服务于美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特朗普发出的信号通常是混合型的,与以往历届总统政策通常代表美国整体利益有所不同,这给我们判断美国政府的意图以及政策落地的可能性造成了困惑。一方面,特朗普本人经常通过新媒体发布一些个人观感,由于身处美国总统这一位置,这些言论对市场信心和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特朗普上任以来的确在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不确定的只是他什么时候推出相应举措、会坚持多久。与之前的美国历届政府不同,我们差不多要时刻准备应付特朗普的政策变化。以往我们都会将美国总统说的话当作是板上钉钉的政策前兆,这在国际社会已是常识,因为一国最高政治领导人说的话通常是算数的,国际法也认为领导人的话有法律效力。那么,与以前的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到底是一种革命性还是延续性的变化?这一问题是理解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说美国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那么对美国来说,最佳的策略是联合盟友,显然,目前特朗普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美国正大幅度从自由国际主义后退,亨利·瑙据此将特朗普的政策命名为“保守国际主义”,用现实主义的手段和民族主义的方式实现改革国际体系的目标。(58)因此,我们要从多元角度、比较视野理解美国的贸易政策变化。

首先,尽管从金额上看中美贸易战规模庞大,但美国经贸重心还是在发达经济体。8月23日,中美双方各自对对方价值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9月继续追加到2000亿美元,而在此之前,美国盟友对从美进口商品征税金额大概不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加拿大7月初宣布的额度大约是130亿美元,欧盟不足40亿美元,日本具体金额没有公布,但数额并不大。从实际利益来看,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北美和欧洲,亚太地区的西太平洋一侧占比不太高,略接近20%,其中中国为10%。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7年欧洲占美国总出口的26.9%,从欧洲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2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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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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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文摘》 2018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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