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19-11-07 07: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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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  
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条约,并依托相关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然而,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动荡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而一些国家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军事同盟,把自身绝对安全置于他国安全和国际社会普遍安全之上,其结果只能是使这个世界更不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21)这就要求在国际法上,切实落实《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遵守并发展安全领域的国际规则,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简单地“以暴制暴”、“以战止战”,而要以和平、法治、对话和建设性的方式,不断推进安全领域的合作。

   共同繁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也是国际法的根本目标。当今国际格局正加速演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决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给全世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南北差距依然存在,发展鸿沟依然巨大。一方面,在联合国主导下,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单边主义、实用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他们仍然推行赢者通吃、零和博弈、强买强卖、唯我独尊的处事方式,给国际经济发展前景蒙上阴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重回以邻为壑的老路,不仅无法摆脱自身危机和衰退,而且会收窄世界经济共同空间,导致“双输”的局面。(22)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主张各国“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3)这就要求在国际法上,要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通过国际法治,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切实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使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开放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纽带,也是国际法的思想根基。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呈现相当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非西方国家的文明受到歧视、排斥。《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尊重各国不分政治制度、宗教或意识形态,均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进一步确认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但实践中,“文明冲突论”仍然大行其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趋激烈。一些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将不满足其所谓“文明标准”的国家单方面认定为“失败的国家”“独裁的国家”,排除在所谓“自由主义”秩序之外,通过歪曲解释国际法或炮制新的国际法理论,粗暴干涉有关国家内政。事实上,在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上做不到开放包容,而是采取居高临下、唯我正统的态度,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并且会妨碍国家间正常关系的发展,甚至会加剧国际和地区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4)各国只有在真正平等、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形成协商民主的氛围,才能真正做到共同推进国际法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清洁美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追求,也是国际法的前沿领域。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环境问题是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建设生态文明和清洁美丽的世界、维护完善的地球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建地球美丽家园是国际环境治理的重要课题,特别是要通过国际环境法规则体系,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问题方面加强规范和协调,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际上,从1987年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到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再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持续发展演进,不断深入人心。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提出了全球纲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防治荒漠化、化学品管理等环境领域的国际条约,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了可操作的国际规范。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观念。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传承,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衍生新内涵,迸发新活力。中国立足可持续发展内在需求,采取切实政策行动,大力推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中国展现积极负责任国家形象,建设性参与国际合作和多边进程,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就国际环境治理规则体系提出中国方案,“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2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26)将清洁美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素之一,呼应了各国人民共建美丽家园的迫切愿望,契合了国际法发展的前沿和最新趋势。当今,有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大国博弈新焦点和“造法”新阵地。中国主张应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际合作原则”等国际法原则,坚持《巴黎协定》等国际环境条约达成的共识,不断丰富新的国际法规则,推动国际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当代国际法的弘扬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另起炉灶”再造一个新的国际法体系,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推动国际法规则与时俱进,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弘扬

   60多年前,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帝、反殖、反霸的时代要求,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追求独立、自主、自强、发展的普遍诉求,开启了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交往的合作旅程。60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时也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27)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基本遵循,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如果说60多年前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强调的侧重点在于几个“互”字,重点是不同国家相互之间“共存”、“共处”,反映的主要还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和弱小发展中国家对于正常存续的起码要求的话,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重点强调一个“共”字,即要求在共存的基础上,追求共同利益,承担共同责任,加强合作,实现共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60多年前提出的该原则的升级版,是站在新的时代前沿,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追求。正如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刘振民指出:“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体系,60年来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到‘和谐世界’,再到‘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既有传承,更有发展,必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用性,继续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28)

   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还体现在《联合国宪章》、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文件中。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确立了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确立了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重要原则,形成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规范。当前,《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际秩序框架、安全机制、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依然有效,依然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29)近年来发生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事件充分表明,强权政治仍大行其道,国际法基本原则并未得到很好的遵守。在国际社会仍由主权国家组成、国家间仍存在各种差异和利益分歧的现实下,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是国际法最重要的原则。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贬损这些原则,不是要建立“世界政府”,更不是为西方鼓吹“人道主义干预”、滥用“保护的责任”背书,而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坚持主权平等基础上,尊重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倡导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统一普遍适用。同时,该坚持的坚持,该改写的改写,该纠偏的纠偏,该创新的创新,突出对人类社会整体性的关注,扩大利益交汇点,不断充实新内涵,以建设性方式促进各国开展合作,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国际法上共同体理论及实践的借鉴和升华

   一般而言,共同体是指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在人类生活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范围,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共同体。(30)国际法上,共同体思想久已有之。康德(Kant)早在1795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中就提出:“国际法应以自由国家的联盟为基础。”(31)他理想中的“联盟”实际上就是后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欧盟的实践。(32)1944年联合国成立前夕,国际法学家凯尔森(Kelsen)提出,为了解决持久和平问题,需要在国际法框架中,通过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中化,但不超越“国际共同体”的通常模式之组织。(33)联合国就是这个“国际共同体”的载体。这种共同体理论和实践在冷战和单一霸权时代被严重扭曲,成为西方国家推行其价值观、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和工具。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际共同体的含义也随之丰富和发展。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Annan)在1999年一次非政府组织会议上发表题为“国际共同体的含义”的演讲,从人类的共同机遇、共同挑战以及国际法作用等角度进行了阐述。(34)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5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之日益深入人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全面阐述了其内涵。可以看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传统“国际共同体”理念的进步因素,是对“国际共同体”理念的重大创新,也必然带来相关国际法的巨大飞跃。由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先进性和感召力,在其提出后的短短几年里,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响应,并已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35)

   (三)从国际法角度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系统性和实践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性,集中体现在它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聚焦。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那种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旧思维,越来越显现出其落后性、反动性。特别是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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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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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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