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卢宪英: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回顾与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19-11-04 21: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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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进入专栏)   卢宪英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革命政权在各地陆续建立,乡村治理工作已经展开,与乡村治理有关的研究也已开始。对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方法、中国学者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把乡村治理研究文献的浩繁内容凝聚为关于乡村治理的公正性目标的研究,并且对我国乡村治理基本制度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论,能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和转型,有利于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乡村治理”这个术语开始流行于知识界迄今不超过20年,但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受到关注,近年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文献更是出现爆发式增长。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前后乡村治理研究的状况迥然不同,大量科学研究工作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展开的。

  

   第一部分讨论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方法,也为其余各章的评论确定一个范围;第二部分评论中国学者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研究,以梳理乡村治理研究的基础性认识;第三部分将乡村治理研究文献的浩繁内容凝聚为关于乡村治理的公正性目标的研究,以简化文献评论的脉络;第四部分评论我国乡村治理基本制度的相关研究。我国学者对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多借鉴国际学者提出的理论,但本文除了个别情形以外,不评论、介绍国外学者的理论。

  

一、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方法


   以下扼要讨论乡村治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

  

   (一)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逻辑

  

   广义的“乡村治理”是指涉及乡村社会运行的基础制度安排及公共品保障体系,包括乡村财产关系的保障制度、乡村组织及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公共事务往来、乡村社会通过非政府组织系统实现的公共事务往来关系。狭义的“乡村治理”是指政府或政府通过其他组织对乡村社会公共品保障做出的制度安排。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确立社会公正。社会治理研究的目的是确立实现社会公正的各种条件及其依存关系。社会公正构成的核心要素是效率、平等与社会稳定。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公正的讨论很难离开这三项社会演化目标的约束。

  

   社会治理是一个历史范畴,特别在乡村治理的研究中,以历史演化的眼光对乡村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的特点做出分析,是乡村治理研究的基础。当乡村治理研究对一个国家显得特别重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乡村本身会是一个重要存在,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比较庞大,农业相对落后。当一个国家农业高度发达时,农业人口规模收缩,乡村治理研究会发生明显分化。此时,因为乡村公共关系与城市公共关系的差别缩小,乡村治理研究的一部分工作转化为一般性的社会治理研究,而另一部分可能转化为农村经济关系的研究。尽管乡村治理研究具有这种历史研究的特征,但不同时期的研究都不能回避关于乡村社会公正性的判断,其中包括对效率、平等与社会稳定的分析。

  

   关于效率、平等与社会稳定的基本定义,社会科学各分支的学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对其所做的理论刻画更是多种多样,但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的研究则有较高的逻辑一致性,在研究深度上具有递进性。本文对乡村治理研究的分析主要按经济学的逻辑展开。经济学通常认为,投入者获得适当报酬,应该是公正的第一要素。报酬是要素投入的价格,通常只有市场能决定价格。非市场权威机构定价常常导致掠夺。此项维持效率的社会公正目标,其实已经包含平等,但这是“起跑线上的平等”。现实社会的问题是,有人上不了起跑线。乡村社会的此种情形,常常被学者看作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一旦导致一部分人有了生存之虞,便成为“公共性问题”,因为它影响到一个共同体本身的生存竞争力。这里没有满足效率要求的市场均衡。于是,有了关于公正的第二个要素,即用公共权威的力量保障共同体成员的底线平等。

  

   把社会稳定作为社会公正的第三个要素,在不同学者中间有很大争议,需要多费笔墨分析。

  

   可以把“社会稳定”定义为排斥以成规模的暴力或暴力威胁手段而实现的秩序化的社会公共生活状态。罗尔斯把稳定作为人类的有意义的价值追求,黑格尔说过组织化程度高有利于稳定,罗素把暴力滥行归结为人们对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平衡把握失去判断力,而勒庞说集体行动导致“集体无意识”,是冲突的根源。其实,如果离开了对组织或共同体的具体规定,人们不免各执一端。

  

   经济学把社会不稳定看作一种交易不能自愿达成的状态,因为交易不能通过讨价还价达成,交易的一方会选择用暴力压迫另一方按照自己提出的条件完成利益输送。极端的情形是消灭另一方。暴力之下形成的长期的、成规模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和谐稳定。

  

   把效率、平等与稳定作为人类追求的价值,虽然只有不长的历史,但有相当高的共识度。与之相反的价值,接近被看作绝对不可取的价值。自由与民主作为实现这些价值的最基本的工具价值,却往往有相对性意义。在实践中,一旦涉及社会活动,自由必然伴随约束,民主必然伴随少数服从多数。约束性制度如何安排,少数与多数的识别依靠什么机制,便构成了改革的空间。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方式改革也在这个空间展开。

  

   (二)乡村治理研究的现实观照

  

   中国农村的市场化、现代化,是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参照对象。在很多情况下,研究工作者希望通过乡村治理,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环境美化、农村社会稳定以及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在上述目标约束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所碰到的“真问题”如下:

  

   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传统性?如果存在传统性,如何在理论上刻画这种传统性?或者,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部分地区已经处在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过渡中,特别是1949年前后在革命政权的一系列农村政治经济运动之下,中国农村的传统性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改变?

  

   中国农村的现代性又如何理解?实现前述诸种社会治理的目标,需要构建一个怎样的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的现代性究竟需要哪些要素?在经济学之外,主要以一些社会文化学者为核心,主张弘扬农村社会的儒家文化传统,并对农村宗法社会做出基本肯定的评价,那么,这种观念是否与现代性相兼容?

  

   大体确立了农村社会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认知之后,它们之间如何实现过渡?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不仅会因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传统性与现代性在空间上共存,还可能会存在过渡形态的村庄。在这种格局下,乡村治理的政策需要怎样的多样性?

  

   中国在1988年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这是中国实现乡村善治的重大举措。此后,大量乡村社会研究聚焦于乡村民主政治领域。这个制度建立后,以直接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似乎不像当初预想的那样。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中国乡村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条件下能嵌入直接民主选举制度?

  

   近年来,除了村民自治制度以外,中央政府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张,并出台大量配套政策;地方政府推出政经分开和自治组织设置下沉等改革探索,对乡村治理也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些方面虽然也吸引了大量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资源,但相对于研究对象本身的重要性,研究工作的深度及政策针对性仍嫌不足。

  

   观照现实问题研究乡村治理,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乡村治理本身的最终归宿。农业高度现代化以后,乡村在哪里?特别在小城市均衡分布、所谓逆城市化人口只是居住在小城市、而专业农户越来越分散居住的情况下,又怎么区别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

  

   研究文献对以上关于乡村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都有所回应,并值得总结。在汗牛充栋般的研究文献中,也有“不大观照现实问题而只是满足学者趣味”的文献,更有大量解释政策的一般性分析报告。本文将尽可能避免将后两类文献作为评论对象。

  

   (三)乡村治理研究的方法问题

  

   这里说的方法,是指陈述研究工作的基本语言范式。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学者多使用政治家著作格式化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在这种语言范式之下,农村社会被看作与土地所有权有关的阶级社会,而农村社会治理被看作工农联盟领导下的阶级斗争。

  

   1978年之后,由于政局及政治主流用语的变化,中国学者逐渐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新的研究语言,对农村社会经济关系有了新的理论刻画。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多提及马克思早期的两个基本观点。其中一个是关于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观点。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后,提出自己的理论。他认为,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主张应分清现实主体与观念,将社会置于本体地位,消除国家这个社会发展的异化产物,使国家回归社会化。马克思由此确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政治哲学思想。马克思的分析离不开他所建立的概念系统以及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语境,将其直接用来框定农村社会改革并不合适,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至今仍有启发性。他的分析已经包含将社会物品划分为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认识。将警察组织、司法制度从社会中剥离出来,由国家承担职责,是公共物品的一种配置思想。我国官方文件肯定了广东佛山南海区关于“政经分离”探索的意义,应该说符合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

  

   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学术语言范式,对乡村治理研究有重大影响。

  

   从洛克理性思考开始,后有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积累,再到罗尔斯的思想集成,可以大致勾画出一个关于公正的认知。交易成本概念经过拓展后,被学者用来分析乡村公共品分配。张五常先生将一切组织成本都看作交易成本[1];斯蒂格勒则说交易成本是“从无知到无所不知的运输成本”,这个表述与张五常的理解没有重要差别。当我们把交易的概念放大,把一切社会契约的达成都看作交易,那么,交易成本便自然成为社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概念经过拓展后,的确成为研究乡村治理的一个很实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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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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