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从语言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语言

——评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60 次 更新时间:2006-11-24 0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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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通过对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方面的历史文献的综合评论,本文对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深层哲学基础进行了一些理论反思。在哲学和其它多门社会科学已发生了“语言转向”的当代社会科学话语语境中,本文第一节提出了是否也将会在当代经济学中发生一个语言转向问题。第二节对自亚当·斯密以来语言的经济分析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三节则讨论了经济学的语言和修辞问题,发现国际经济学界大部分人目前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话语体系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的语言问题。这一节还从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的理论层面对当代主流经济学中充满数学证明的“我向思维自恋症” (autistic)进行了一些反思。第四节评介了鲁宾斯坦就博弈论实质和功用所做的一些论述。第五节讨论了语言反思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进一步发展的深层意义。

  【关键词】: 语言、语言转向、博弈、线序二元关系、生活形式、制度

  

  “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并且还有人们不懂的语言。”

  —— 庞加莱(Henri Poincaré, 见Benacerraf & Putman, 1983,中译本,第102页)

  

  “我越是深思语言,就越是惊讶人们毕竟一向都能相互理解。”

  —— 歌德尔(Kurt Gödel,引自Wang, 1987,中译本第118页)

  

  在当代经济学的理论殿堂中,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博弈论经济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位被人们一般认为活跃在当代博弈论理论领域中的“四君子”[i] 之一的鲁宾斯坦,在国际经济学界可谓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尤其是鲁宾斯坦在1982年和1985年的两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讨价还价模型,曾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是对纳什(John Nash)讨价还价理论的重大发展,以至于在国际上有“鲁宾斯坦讨价还价”这一经济学界的业内行话。

  鲁宾斯坦教授于1951年生于耶路撒冷,1972年获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数学-经济学-统计学学士,于1975年和1976年先后获该校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和数学硕士学位,并接着在1979年获该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后,鲁宾斯坦开始了其学术生涯,并于1981年升任为希伯莱大学经济系的高级讲师,1984年升为经济学副教授,1990年被聘任为该系经济学教授。1990年以来,鲁宾斯坦转聘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系教授,并自1991年起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级讲师(Lecturer in Rank of Professor)。2002年,鲁宾斯坦被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聘为荣誉研究员。除了上述教职和兼职外,1982年,鲁宾斯坦还被选为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的资深会员,并于1984年被该学会选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最近,他又被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选举为本届(2004年度)学会主席。除此之外,鲁宾斯坦教授还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的外国荣誉院士,并于1995年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外国荣誉会员。由于他在博弈论经济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鲁宾斯坦教授曾任《计量经济学》、《经济理论杂志》(JET)、《经济研究评论》(RES)、《博弈与经济行为》等9家国际顶尖英文学术杂志的副编辑和编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宾斯坦教授还曾在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做过访问教授,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芝加哥、普林斯顿、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等这些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学术重镇等。

  鲁宾斯坦教授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讨价还价与市场》(1990,与M. Osborne合著)、《博弈论教程》(1994,与M. Osborne合著)、《模型有限理性》(1998),以及《经济学与语言》(2000)。除上述著作之外,鲁宾斯坦还有7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于一些国际顶尖和著名学术刊物上。200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与语言》,是根据1996年鲁宾斯坦在剑桥邱吉尔学院所作的“邱吉尔讲座”系列讲演的讲稿而成的。这本只有百余页的小册子,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探及到博弈论、一般经济理论、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的许多深层问题。要理解这部学术专著的理论意义,看来还得从自20世纪初在国际上的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所发生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谈起。

  

  1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

  

  自20世纪初以来,在当代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较普遍地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一语言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中,继而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语言的关注从哲学广泛地推进到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文艺理论等其它社会科学中。最早开启这一当代语言转向的,应该说是19至20世纪之交的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而主要推动或者说引致这一转向的哲学家,则主要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及牛津日常哲学学派的领袖人物奥斯汀(John R. Austin)等。

  萌发于19世纪下半叶而到20世纪中才基本完成的这一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语言转向,与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及其进展有关。从哲学史的沿革来看,哲学家们首先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接着他们反思人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起对表达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媒介和工具来。于是乎,哲学史就经历了一个从对本体论的形而上把握,到认识论的思考,再到语言哲学的反思这样一个自然发展过程。

  在当代哲学中发生的这一语言转向,也与伴随着近现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的人们在各学科、各领域中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不断向深层推进的进程密切相关。随着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感觉到语言的束缚以及对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不约而同地从各个学科和各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探及到了语言问题。譬如,赫德尔(Johann G. Herder)和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对语言的关注是与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兴趣有关。弗雷格则是在对逻辑和数学的研究中开始注意并思考语言问题的。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转向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而对日常语言哲学思考又经由赖尔(Gilbert Ryle)、奥斯汀和塞尔(John Searle)等当代语言哲学家的推进而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在欧洲大陆方面,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是从各自的哲学思考视角不约而同地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从其它社会科学来看,20世纪以来,不同学科的思想家在哲学中语言转向潮流的影响下也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转向反思自己研究领域和话语体系中的语言问题。譬如,从其元伦理学(meta-ethics)思考视角,斯蒂文森(Charles L. Stevensen)和黑尔(Richard M. Hare)等当代主流伦理学家均把道德伦理问题最终归结为了语言问题。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则是从人们交往中对符号的运用这一研究视角把语言问题内含在他们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分析之中的。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前院长、新(左)派神学家卡皮特(Don Cupitt,1997)甚至把上帝存在问题也归结为一个语言问题。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界中一些思想大师对语言的反思,又与近代以来语言学诸领域中的一些重要发展密切关联,并相互促进,以至于在近现代和当代国际语言学界出现了像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萨丕尔(Edward Sapir)、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韩礼德(M. A. K. Halliday)等这些国际语言学界的思想大师。

  于是乎,如果说当代哲学和多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巨大思想发展和深入理论探索构成了一首宏大交响曲的话,那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学术各界对语言的反思就构成了这一交响曲的主旋律。然而,与之不相谐调一个明显的理论反差是,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凯恩斯(John M. Keynes)以降,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各学派一般还只注重数学分析工具的运用和计量模型的建构,并相对自我封闭地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风格凸显(理性最大化推理)和自成一体的理论世界。与当代哲学和其它多门社会科学以语言反思为主旋律的宏大理论交响曲不相谐和的是,直到如今,当代经济学家似乎还很少有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终于醒悟了,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于是,在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读过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的《经济学与语言》,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从21世纪初开始,在以博弈论蓬勃发展为主要动力机制的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也将会发生一个语言转向?

  如果说当代经济学真得要发生一个语言转向,其主要动因恐怕并不像鲁宾斯坦在这本《经济学与语言》的小册子中所昭示的那样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次“外侵”和“远征”,而毋宁说它将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考虑到,不管是运用日常语言的阐释,还是运用复杂数学语言的建模,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和对象毕竟是人以及人们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既然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要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并解释人们经济行为的社会后果,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是:人作为人的维度是什么?人与人交往和交流(包括市场交换和社会博弈)的工具和手段是怎样影响人们行动和交往结果的?迄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制度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两个问题均与人类的语言紧密相关。人的交易与交换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这说来并不是什么新的见解。因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就识出了这一点,并明确地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从来没有人见过一动物以它的姿势或叫声向另一动物示意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以此换彼”(Smith, 1776, p.15)。[ii] 依照亚当·斯密的这一洞见稍加一点推理,我们会进一步发现,人类——惟独人类——之所以有市场交换和交易行为,之所以在种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一些习俗、惯例和制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类有并使用语言。有了语言,人才有理性、道德和正义感,才有种种社会礼俗、文化传统、商业惯例和制度规则。种种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商业惯例(business practices, conventions)以及种种法律和制度约束(constitutional constrains)说到底只不过是个语言现象,或者说必须以语言(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来作为其载体。即使是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习俗(custom),也自然有语言的维度在其中:没有人们语言的交流,社会习俗会能生成?又能自我维系和自发扩展?事实上,语言是人成为人的基本和根本维度这一点,也曾为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所意识到。塞尔曾指出,“语言实际上是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把我们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引自涂纪亮,1996,页221)。很显然,没有语言,人还不成其为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人类生活的种种规则。动物世界可以有基因型(genotype)或现象型(phenotype)行为中的常规性,如蚂蚁爬行成行,大雁飞行成队,燕子秋去春来,蜜蜂群居筑巢,这些均表示动物世界的某些“自然”秩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动物有动物的“社会”。但由于动物世界没有“语言”[iii],这些动物“社会”中的却没有习俗,没有约定俗成的惯例约束,没有道德和社会规范,更没有规章、法律与制度,因而,虽然在其它动物世界存在其行为的常规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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