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野草》的创作缘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23: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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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如果说那一夜,鲁迅的确站在后院看天、看地、看树,并且在有所感后写下《秋夜》,那他写下的,就是亦真亦幻的景象,是现实与想象的融会。

   为何鲁迅在并不可能有霜的夜里感到了严霜,在并不寒冷的夜里感到了寒冷,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这表现的是鲁迅心理的真实。虽然自然界并未进入寒秋,但鲁迅站在那里,却感到有阵阵寒意袭来。“更极细小”了的、“瑟缩地做梦”的、“冻得红惨惨”的,并不是园中的野花草,而是鲁迅自己。此外,葱郁的枣树却落尽了叶子,也是鲁迅的幻觉。鲁迅把自己的主观感受投射到天空、枣树、园中的野花草身上,又把这些用自己的主观感受重塑过的景物写在了纸上。另一种解释是,鲁迅写的是预感中的景象,是即将到来的现实。虽然天空还并没有繁霜洒下,但很快就会有风刀霜剑降临人间;虽然枣树还在勉强葱郁着,但很快就会叶子落得一片也不剩;虽然园中的野花草还显出生机,但很快就会瑟缩、颤抖、凋零。鲁迅预先写下了它们必然会面临的命运。

   至于鲁迅为何把并不寒冷的夜写得寒气袭人,原因当然并不简单,但时代、社会的混乱、黑暗的确可视作原因之一。《野草》诞生于1924年,而这一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不是从安定转向混乱,而是从混乱转向更混乱;不是从光明转向黑暗,而是从黑暗转向更黑暗。当时的《国闻周报》发表评论说:“民国十三年,战乱相寻,杀戮无穷,百业凋敝,民不聊生。”[17]罗志田、杨天宏等人合著的《中华民国史(1924—1926)》也反复强调1924年的转折性特征。该书以这样一句话开篇:“1924年春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18]而鲁迅的《野草》正创作于这一时期。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在这期间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态势,力量的对比急剧变化着。1923年秋,曹锟以贿选当上总统,是造成政治军事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各路军阀分分合合、忽敌忽友,整个中国陷入战乱之中。局势的变化从1924年年初便开始,各种力量的冲突到了《野草》萌生的九月,便发展到必须战场厮杀的地步。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紧接着,9月15日,也就是鲁迅执笔写《秋夜》的这一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924年爆发的军阀混战,对黎民百姓的祸害较以前更为严重,这首先是因为双方使用的武器都极大地进步了。1924年8月30日,曹锟命令“装配全部飞机,准备作战”[19],于是,飞机作为一种作战武器出现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的中国天空。“第二次直奉战争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手段而且规模宏大,给社会造成的灾难空前严重”[20]。当时的记者有这样的哀叹:“此次东南东北之战事,杀人盈野,耗财千万,历时及两月,牵动遍全国。人民穷于供应,输卒毙于转徙,加以战地人民财产之丧害,与商业交通机关之损失,综其总数,殆不下数亿万元,元气斲丧,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复。”[21]

   正因为飞机作为作战武器出现在了北京的上空,所以它也就出现在了鲁迅的《野草》里:

   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像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

   隐约听到一二爆发声以后,飞机嗡嗡地叫着,冉冉地飞去了。也许有人死伤了罢,然而天下却似乎更显得太平。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榆叶梅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拂去昨夜聚在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我的四方的小书斋,今日也依然是所谓“窗明几净”。[22]

   这是《野草》最后一篇《一觉》开头的两段。飞机嗡嗡、炸弹爆炸的世界,与自己身边的太平、明净形成对比,而身边小小天地的太平、明净,显得那样虚幻。

  

  

  

   鲁迅本来就对中国社会满怀悲愤。到了1924年9月,在鲁迅眼里,不仅仅是北京,就连整个中国也如一座地狱。各路军阀、各种力量的争战,无非是在争作地狱的主宰者。《野草》中的《失掉的好地狱》,正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隐喻。在写于1931年11月5日的《〈野草〉英文译本序》中,鲁迅说:“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尚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23]

   《野草》是一丛长在地狱边沿的小花,是鲁迅面对地狱的感受。现在我们回到1924年9月15日深夜写作《秋夜》的现场。那一夜,鲁迅走出小小的卧室兼书斋,站在后院,看着世界,仿佛置身于地狱的边沿。虽然节令并不寒冷,但鲁迅却感到了逼人的寒峭。于是,天空仿佛降下了繁霜;野花草仿佛苦苦挣扎、瑟瑟发抖;枣树的叶子也仿佛被寒风掳光,只剩光秃秃的树枝。《秋夜》中这样写天空:“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这当然是一种主观感受。《秋夜》里还有这样的表达:“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的嘴里。”这当然也是一种幻觉。所以,天空降下繁霜、野花草冻得发抖、枣树落尽叶子,也可以作如是观。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此刻虽然还并不寒冷,枣树还勉强葱郁着、野花草还勉强红绿着,但很快,北风就会刮起,繁霜就会降下。这与人间世界的步调是一致的。人间的世界也将越来越凄惨、越来越血腥。总之,仿佛站在地狱边沿的鲁迅,切实地感到了寒冷,或者真切地预感到了寒冷,才在其实并不寒冷的夜里,写出了寒夜的景象。

   在1924年9月15日深夜写下《秋夜》之前,鲁迅应该并没有创作一部散文诗集的打算。9月15日写了《秋夜》,9月24日写了《野草》中的第二篇《影的告别》和第三篇《求乞者》。《秋夜》发表于12月1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3期,写作日期与发表日期相距两个半月;《影的告别》《求乞者》同时发表于12月8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4期,这两篇的写作日期与发表日期也同样相距甚久。《语丝》周刊是鲁迅参与创办的刊物,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来了便立即发表的。《野草》中的篇什,都发表于《语丝》周刊,而从第五篇《复仇》开始,写作日期与发表日期通常都相距一周左右。《希望》写于1925年1月1日,发表于1月19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10期,写作日期与发表日期相距十八九天,已经是相距时间最长的了。从第五篇《复仇》开始,写作日期与发表日期相距一两个月的情形再没有出现过。

   《语丝》创刊号出版于1924年11月17日,这当然意味着《秋夜》等最初的篇什不可能一写出便在《语丝》发表。但是,从最初的几篇写出到《语丝》创刊,也有不短的时间。这期间,鲁迅不断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创作和翻译。这意味着,《秋夜》于9月15日写出后,鲁迅就把它放进了抽屉,没有马上投稿。同样,9月24日接连写出《影的告别》《求乞者》后,也暂时放进了抽屉。与《影的告别》《求乞者》同时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期的,还有《我的失恋》。《我的失恋》篇末注明写于1924年10月3日,本来是要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但正是《我的失恋》导致了《语丝》的创刊。鲁迅在写于1929年12月22日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说,《我的失恋》写好后交给《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稿子已经发排,但代理总编辑却趁孙伏园外出到排字房把《我的失恋》抽去,导致孙伏园愤而辞职,便有了创办《语丝》之议。[24]

   《语丝》是孙伏园与鲁迅等人共同创办的周刊,编辑第1期时,当然很缺稿子,而鲁迅写文章也是义不容辞的。在《语丝》创刊号上,鲁迅发表了两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和《“说不出”》。前者写于1924年10月28日,其时《语丝》创刊号已在征稿,此文简直可认为就是为《语丝》创刊号而作。而《“说不出”》则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在《语丝》周刊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日期,也没有作者署名,当属补白性质。此文后来收入1935年5月出版的《集外集》。《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这几篇作品,写好后并没有立即投出去。《语丝》创刊时,鲁迅也没有拿出这几篇作品,而是另外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这似乎说明,《秋夜》是一时冲动的产物,而《秋夜》写完后,鲁迅感到类似的作品可以写一个系列,所以这第一篇暂不急着投出,因为需要想一想这个系列总体的基调。应该是在11月下旬《语丝》要发排第3期稿件时,鲁迅拿出了这篇散文诗。

   《秋夜》发表时,标题是《野草·一,秋夜》。作家零星发表作品的结集,通常是在结集时才起个书名,别人是这样,鲁迅一般也是这样,但《野草》这个书名,却是发表第一篇作品时就定下了。《秋夜》从写出到拿给《语丝》的这段时间,鲁迅创作系列散文诗的想法终于形成,并且把最后结集的书名也想好了。写于10月3日的《我的失恋》,本来只有三段,12月上旬,《语丝》要发排第4期稿件时,鲁迅加了一段[25],与《影的告别》《求乞者》一起拿给《语丝》,三篇同时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期,总标题则是《野草二—四》。《我的失恋》有着明显的游戏色彩,甚至可以说不无油滑意味,与《野草》的总体格调并不十分相符。鲁迅把《我的失恋》也放在《野草》的名目下发表,可能因为这时候,他对《野草》总体上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情感基调,还没有明确的意识。但此后,在《野草》的名义下,带有游戏和油滑意味的作品就再也没有了。此后各篇,在意旨上或许各不相同,但严肃、冷峻、沉郁则是共同的品质。

   至于鲁迅为何一开始就把预计中的散文诗集命名为《野草》,是一个颇费思量却又难以解释的问题。

   [①]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

   [②]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230—231页。

   [③]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230—231页。

   [④]秋吉收:《鲁迅———野草与杂草》,九州大学出版会2016年版,第33—40页。

   [⑤]李万钧:《论〈野草〉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俞元桂、黎舟、李万钧:《鲁迅与中外文学遗产论稿》,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184页。

   [⑥]参见孙玉石《〈野草〉研究》,第243—244页。

   [⑦]参见王彬彬《月夜里的鲁迅》,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11期。

   [⑧]鲁迅:《野草·秋夜》,《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68页。文中所引《秋夜》原文均出于此。

   [⑨]参见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⑩]这一天日记有“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记载,参见《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11]这天日记有“午后杨仲和,李慎斋来,同至阜成门内三条胡同看屋,因买定第廿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的记载,参见《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92页。

   [12]这天日记有“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的记载,参见《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213页。

   [13]1924年1月15日日记:“与瓦匠李德海约定修改西三条旧房,工直计泉千廿。”(《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149页。)

   [1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15]许钦文:《在老虎尾巴》,《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1983年版,第62页。

   [16]参见《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277页。

   [17]引自罗志田、杨天宏等《中华民国史》第5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1页。

   [18]罗志田、杨天宏等:《中华民国史》第5卷,第1页,第40页。

   [19]参见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10页。

   [20]罗志田、杨天宏等:《中华民国史》第5卷,第1页,第40页。

   [21]转引自罗志田、杨天宏等《中华民国史》第5卷,第40—41页。

   [22]鲁迅:《野草·一觉》,《鲁迅全集》第2卷,第228页。

   [23]鲁迅:《〈野草〉英译本序》,《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3卷,第348页。

   [24]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1卷,第346页,第346页。

   [25]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1卷,第346页,第346页。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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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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