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19-10-14 2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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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宇  
其次,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了欧陆霸权,它同样也将有能力使欧洲大陆的市场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完全封闭,历史上的霸权觊觎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追求欧洲区域霸权动机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区,而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用以对抗主导性海洋强国的重要手段则是不同形式的大陆封锁体系。

  

   自1648年以来,主导性海洋强国的优势都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即大陆均势及经济与海军上的领先优势,两者密切联系,因为任何维持大陆均势的实践根本上都将会有利于主导性海洋强国保持自己在经济和海军上的相对安全。正因为保持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关系到其切身利益,因此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及其继承者都有着强烈动机去阻止任何单一强国取得欧陆霸权,历史上边缘地带强国争夺欧洲霸权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主导性海洋强国对欧陆局势的不断干预。由于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核心利益并不是大陆上的领土扩张,而是保持大陆强国间均势以防止其核心区域为任何单一强国独占,因此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许多大陆强国(尤其是那些与强邻接壤的国家)在维护现状问题上存在着平行利益。由于大陆国家对区域均势的敏感度远高于它们对全球均势的敏感度,因此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的称霸努力(这种努力首先改变的就是区域均势)总是会遭到某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大陆邻国的双重夹击。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由于其战略上的实际需求,因而它们在崛起过程中都会进行不同程度的海洋转型,但历史上法国和德国进行的这种转型最终都触发了欧洲国家体系赖以延续和维持的大均势机理,并且最终都遭到了失败。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由于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发展海权时往往要承受陆海两方面的压力,因此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进行的海洋转型及发展海权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应当被置于一种合理的大战略框架下,唯有如此才能够有望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三、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海洋转型


   海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关系到一国安全与发展的大问题。从大战略角度看,无论海权的地位曾经多么显赫,充其量不过是实现大战略目标的手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海权应服务于(国家)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与单纯的海洋国家相比,陆海复合型强国由于其地理政治上的特殊性,它们发展海权的努力更要被置于一种合理的大战略框架下,而这点首先意味着必须对发展海权的战略目标、海上力量的构成及发展海权的禀赋条件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从大战略的角度看,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发展海洋能力时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确立与自身地位相称的合理的战略目标。由于海上力量具有全球到达的特性,因此任何强国发展海权几乎一开始就是与施加全球范围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的“有限海权论”甚至在理论上都很难成立,近现代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尤其是路易十四的法国和威廉二世的德国)曾经为发展海权进行过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它们争夺欧洲霸权乃至全球霸权的企图相联的,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如果一国力图追求的是世界性强国或世界领导者的地位,甚至是全球霸权,那么掌握海权就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但如果一国的战略目标仅仅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及确保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那么其发展海权的需要也就不那么迫切。即使一国将战略目标界定为世界领导者,它们是否能发展出与此相称的海上力量也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这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地理政治上的局限性,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发展海权问题上历来存在先天性缺陷,一是由于海权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世界霸权国的专利,因此任何其他的国家发展海权势必引起世界霸权国的强烈反应;二是陆海复合型强国发展海权的努力客观上首先触动的将是地区均势,而这点也势必引起周边邻国的强烈反应。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曾经进行的海洋转型所以无一成功,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主导性海洋强国与许多大陆国家在维持地区均势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这也是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能够屡次成功构建起针对边缘地带强国的大同盟的关键。与单纯的海洋国家相比,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制约,陆海复合型强国发展海洋能力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更多,其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更大,这种情况最需要的是一种在复杂局势中寻求平衡的大战略、大思路,如果不加分析地套用一些简单的甚至某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非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造成巨大灾难。

  

   从严格意义上说,陆海复合型强国发展保障安全必需的海上力量与争夺海权两者间是存在严格界限的,这种界限的核心指标就是一国海上力量的构成。在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中,判断一国是否构成威胁的方式历来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软性”手段对一国的战略意图进行解读,另一种则是通过“硬性”手段,即考察一国的战略能力,来判断其是否构成威胁。由于“意图”通常既无法得到如同能力一样的确切衡量,而且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此判断一国战略意图的最可靠方式实际上是考察一国的战略能力,而一国战略力量的构成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指标之一。任何国家的海上力量都是由不同的舰只构成的武装,特定的海上力量构成能够比较明确地反映出一国总体的战略取向,主导性海洋强国通常也是根据一国海上力量的构成来判断其威胁的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所以将德国锁定为主要对手,其原因之一是德国当时重点发展用于海上决战的战列舰,在航空母舰到来前,战列舰是一国制海能力依赖的主要舰种,谁拥有战列舰,谁便可以控制海洋,且可以此为基础实施其他相关行动(包括封锁和对陆作战),这点在英国看来传达的信息是德国已经将英国界定为主要对手,因为无论意图如何,德国海军的力量构成已经在客观上能够对英国的本土安全和海权地位造成根本威胁。现代战争技术的发展虽然使国家意图的判断指标出现了很大变化,但一国武装力量的构成仍是判断其战略意图的核心指标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迅速发展,许多美国学者曾经多次以中国海上力量的构成来判断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威胁程度,这种做法同样也说明了一国海上力量构成对判断其战略意图的重要性,由于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发展海上能力时往往会引起安全局势的复杂化,因此海上力量的构成是必须重点考虑的核心要素之一,其中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国屈从于国内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或军队势力的压力,从而在发展海上力量时客观上违背了原本已经确定的战略目标。

  

   任何国家发展海权时必须考虑到自身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一国的地理位置通常也决定了其究竟能够拥有多大程度的海权。与单纯的海洋国家相比,陆海复合型国家由于同时面临两方面压力,因而它们很难能够集中精力发展海权,即使它们能够暂时拥有庞大的海上力量,其陆地方向上面临的压力也使其海权很难持久。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就曾经拥有过庞大的海上力量,但陆海兼具的特点却使得法国的海权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由于舰队无法保证漫长陆地边界的安全,法国因此而被迫常常将陆权置于海权之上,因为与英国的海上争霸固然会影响其发展,但来自陆上的威胁却可以直接威胁其地位和生存。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也曾经拥有一支足以与英国在大洋上匹敌的海上力量,但不久德国海军的军备建设就因为过度地消耗了国家资源而被迫放慢步伐,因为陆海兼具的特点决定了德国不可能将其资源完全用于海军建设,因此英德海军竞赛实际在一战爆发前就已经见出分晓。除先天上的不足外,陆海复合型强国由于必须在陆海两方面保持平衡,因此过度地发展海权则不仅可能导致有限财力的分散使用,而且可能导致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周边邻国的联手制衡。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就因为同时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扩张而造成强烈反弹,陆海两方面的扩张不仅导致英、法两国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而且使法国的大多数邻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纷纷都加入到英国一方参战,而同时面对陆海两方面的进攻则是导致法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同样是因为盲目地追求海权从而使英国最终将德国认定为自己的主要威胁,这种情况使德国在面对法、俄两国传统敌意的同时,不得不同时还面临来自英国的巨大海上压力。德国盲目追求海权的结果,就是使列强间分化组合丧失了原有的灵活性从而加速了一战的到来。

  

四、当代中国的海洋转型及相关问题


   与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一样,冷战后中国的崛起进程同样也伴随着规模巨大的海洋转型,这种转型的首要动力是来自冷战后中国史无前例的外向型发展。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海洋转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进行的类似转型而造成的消极后果,这其中最迫切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对全球化时代海权地位的认识,二是对海上力量的战略构成做出明确规划,三是对由此而可能引发的区域局势复杂化及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关注有足够的心理及外交上的准备。

  

   海权在历史上对相关国家的发展确实起到过独一无二的作用,但海权的作用根本上乃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条件和发展要素为前提的,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因素的转变,海权对一国发展起到的作用也是在不断地降低(这种降低当然也是有底线的),即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了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今中国在海洋转型的过程中急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必须正确认识海权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海权在历史上确实曾起过重要作用,尤其自马汉的“海权的影响”系列著作问世以来,海权的地位更被抬高到异常显赫的地步。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汉对海权的论述是建立在历史上少数海洋国家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且他考察的也是一个贸易和海军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时代,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马汉的海权思想在当代世界的适用性都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从根本上说,马汉的海权思想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前提基础上,即海洋经济是决定一国经济繁荣的关键性要素且技术进步不会对海权的作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进步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使马汉的海权思想赖以立论的两大前提在现代世界中根本无法成立。首先,现代世界中的海洋经济对国家经济繁荣已经不再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进步已经彻底取消了海洋经济在生产、运输和贸易上曾经享有的那些优势,现代世界中的海权与经济繁荣间的联系与马汉揭示的正相反,即现代世界中是一国的经济实力决定海权的兴衰。其次,马汉所以认为海权相对陆权而言有更大影响力,还在于以往时代的技术条件使那些享有幅员优势的大陆强国的潜力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但技术进步不仅使这些国家拥有了有效开发自身潜力的手段,而且使它们更可能赢得一场大规模持久战争,即海权在经过工业化改造后的现代世界中已经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影响力。

  

由于地理政治上的局限性,陆海复合型强国不太可能将资源全部都用于海洋发展,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陆海复合型强国不太可能发展出一支足以与主导性海洋强国匹敌的海上力量,因此,陆海复合型强国在进行必要的海洋转型时,不仅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更重要的是必须对自己需要一支什么样的海上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有一个明确认识。笼统地说,海权对当今中国发展将起到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东部地区的安全;二是保障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以此来保障中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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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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